脫貧攻堅已經進入攻堅拔寨的衝刺期。但是當前扶貧工作中，仍然存在貧困戶內生動力不足、地區產業發展不夠、項目規劃論證不夠、幹部配備面臨“人才短板”等問題。與此同時，一些地方扶貧工作中形式主義有所抬頭，導致基層迎檢壓力較大、出現“資金趴窩”、債務風險有所加重等問題。加快帶動群眾脫貧任務艱鉅。
脫貧必須先治“懶”
實例：
位於太行山深處的河北涉縣水溢河村，一直是當地有名的貧困村，村民大多收入無幾、靠外出打工維生。脫貧致富的“考題”始終困擾著祖祖輩輩的水溢河人。為讓水溢河村穩定脫貧，涉縣供銷合作社“量身定做”產業脫貧計劃。引進適合當地種植的富硒紅薯、藍莓、樹莓等特色農作物品種，建起了50畝種植基地，除實行股權分紅，還優先安排貧困戶到地裡幹活掙工資。
“雖然產業放在了家門口，但個別貧困戶就是‘請不動’。”扶貧工作負責人說。例如，村裡一名67歲的貧困戶，早年因為遊手好閒妻子離他而去，後來一直打光棍。“隔幾天他就給我們打電話，家裡沒電了，沒米了，伸手就要。地裡給他安排的活兒也不多，拔拔草、整整地，每天20元輕鬆到手，可他就是不樂意去，過一天算一天。”
“類似的貧困戶還有幾個。給的東西再多，自己不努力，總有一天也會坐吃山空。”所以，扶貧也要根據貧困戶的脫貧自主性、參與勞動積極性等方面，做到有所區分、獎懲分明，“脫貧必須治懶”。
另一方面，部分貧困戶實現脫貧過度依賴政府幫扶，存在一定“等靠要”思想。為此，不少地方將產業扶貧作為脫貧之基、致富之源。
實例：
湖北省咸寧市立足咸寧特色優勢產業，重點發展形成茶葉、油茶、楠竹、水產、湘蓮、蔬菜等12個扶貧支柱產業。咸寧市192個貧困村共培育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798個，實現了合作組織貧困村全覆蓋。
紅安縣一方面爭取和用足國家政策，為貧困戶創造“被動收入”，同時通過獎補等方式，鼓勵貧困戶主動增收。三年來，紅安縣已成功引進農業項目155個，新建現代農業示範園區120多個，帶動數萬戶貧困戶脫貧，戶均增收8000元。同時，為了幫助貧困戶“提神”，不少地方張貼有針對性的標語和宣傳口號。
花好錢 立好人
實例：
在西部山區某鄉鎮，按照當地水利方面“十三五”規劃，將建設一座兼顧飲用、灌溉的水庫；按照交通方面規劃，一條快速公路將穿過水庫所在區域。且水庫、公路都已投入一定建設資金，無論修改哪個規劃，都會造成浪費。
扶貧項目缺乏科學論證規劃，實際執行困難。一些項目立項主導部門不同，甚至互相“打架”，出現“資金趴窩”怪象。基層幹部群眾建議，儘快完善扶貧項目規劃的調整備案規定，加強部門間協調統籌，提高項目的系統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確保扶貧資金“好鋼用在刀刃上”。
貧困地區人才匱乏問題突出，缺乏對接市場、具備經營管理能力的人才。直接制約脫貧進程及效果。“全縣300多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約八成無法正常運轉，有的存活一兩年就解體了。”貴州一位縣農業局農經站站長說。
為此，多地積極開展探索。以選派對口的科技特派員作為技術中堅力量，推廣“公司＋合作社＋科技人員＋農戶”、“公司＋基地＋農戶”“合作社＋農戶”等多種模式，解決貧困村因發展人才匱乏而導致產業發展緩慢的難題，帶動地方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
保護好乾實事的扶貧幹部
脫貧攻堅的最後階段出現了重問責、輕獎勵的苗頭。基層扶貧幹部反映，基本每週都要迎接不同形式的檢查，流於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迎檢負擔”。
一些檢查由第三方機構實施，但由於這些機構對當地實際情況瞭解不深入，脫貧驗收時或按照文件規定的條條框框執行，或片面聽取貧困戶的意見，為此而受處分的幹部是“流汗又流淚”。河北、貴州等地幹部群眾建議，扶貧檢查要講究方法，還得“有度”，不能落入形式主義“怪圈”。
當前，由於基層扶貧工作內容越來越細、要求越來越高，村支兩委幹部幾乎全脫產地投入其中，但每月報酬僅在2000元左右，遠低於其外出務工收入。再加上部分幹部因為本領恐慌、自身調節適應能力差等原因提出辭職。
在適當減壓的同時，建立完善基層幹部容錯機制和獎勵機制，最大程度調動廣大基層幹部的工作積極性和扶貧創造性建立根據任職的地理位置、服務年限、崗位責任等因素浮動的基層幹部待遇調整機制，加強幹部能力培訓和心理疏導，為一線扶貧幹部的思想能力“脫貧”，從而帶動形成廣大幹部群眾齊心勠力脫貧攻堅的良好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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