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但是当前扶贫工作中，仍然存在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地区产业发展不够、项目规划论证不够、干部配备面临“人才短板”等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有所抬头，导致基层迎检压力较大、出现“资金趴窝”、债务风险有所加重等问题。加快带动群众脱贫任务艰巨。
脱贫必须先治“懒”
实例：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涉县水溢河村，一直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村民大多收入无几、靠外出打工维生。脱贫致富的“考题”始终困扰着祖祖辈辈的水溢河人。为让水溢河村稳定脱贫，涉县供销合作社“量身定做”产业脱贫计划。引进适合当地种植的富硒红薯、蓝莓、树莓等特色农作物品种，建起了50亩种植基地，除实行股权分红，还优先安排贫困户到地里干活挣工资。
“虽然产业放在了家门口，但个别贫困户就是‘请不动’。”扶贫工作负责人说。例如，村里一名67岁的贫困户，早年因为游手好闲妻子离他而去，后来一直打光棍。“隔几天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家里没电了，没米了，伸手就要。地里给他安排的活儿也不多，拔拔草、整整地，每天20元轻松到手，可他就是不乐意去，过一天算一天。”
“类似的贫困户还有几个。给的东西再多，自己不努力，总有一天也会坐吃山空。”所以，扶贫也要根据贫困户的脱贫自主性、参与劳动积极性等方面，做到有所区分、奖惩分明，“脱贫必须治懒”。
另一方面，部分贫困户实现脱贫过度依赖政府帮扶，存在一定“等靠要”思想。为此，不少地方将产业扶贫作为脱贫之基、致富之源。
实例：
湖北省咸宁市立足咸宁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形成茶叶、油茶、楠竹、水产、湘莲、蔬菜等12个扶贫支柱产业。咸宁市192个贫困村共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798个，实现了合作组织贫困村全覆盖。
红安县一方面争取和用足国家政策，为贫困户创造“被动收入”，同时通过奖补等方式，鼓励贫困户主动增收。三年来，红安县已成功引进农业项目155个，新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20多个，带动数万户贫困户脱贫，户均增收8000元。同时，为了帮助贫困户“提神”，不少地方张贴有针对性的标语和宣传口号。
花好钱 立好人
实例：
在西部山区某乡镇，按照当地水利方面“十三五”规划，将建设一座兼顾饮用、灌溉的水库；按照交通方面规划，一条快速公路将穿过水库所在区域。且水库、公路都已投入一定建设资金，无论修改哪个规划，都会造成浪费。
扶贫项目缺乏科学论证规划，实际执行困难。一些项目立项主导部门不同，甚至互相“打架”，出现“资金趴窝”怪象。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尽快完善扶贫项目规划的调整备案规定，加强部门间协调统筹，提高项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扶贫资金“好钢用在刀刃上”。
贫困地区人才匮乏问题突出，缺乏对接市场、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直接制约脱贫进程及效果。“全县30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约八成无法正常运转，有的存活一两年就解体了。”贵州一位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说。
为此，多地积极开展探索。以选派对口的科技特派员作为技术中坚力量，推广“公司＋合作社＋科技人员＋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模式，解决贫困村因发展人才匮乏而导致产业发展缓慢的难题，带动地方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保护好干实事的扶贫干部
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出现了重问责、轻奖励的苗头。基层扶贫干部反映，基本每周都要迎接不同形式的检查，流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迎检负担”。
一些检查由第三方机构实施，但由于这些机构对当地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入，脱贫验收时或按照文件规定的条条框框执行，或片面听取贫困户的意见，为此而受处分的干部是“流汗又流泪”。河北、贵州等地干部群众建议，扶贫检查要讲究方法，还得“有度”，不能落入形式主义“怪圈”。
当前，由于基层扶贫工作内容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村支两委干部几乎全脱产地投入其中，但每月报酬仅在2000元左右，远低于其外出务工收入。再加上部分干部因为本领恐慌、自身调节适应能力差等原因提出辞职。
在适当减压的同时，建立完善基层干部容错机制和奖励机制，最大程度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扶贫创造性建立根据任职的地理位置、服务年限、岗位责任等因素浮动的基层干部待遇调整机制，加强干部能力培训和心理疏导，为一线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脱贫”，从而带动形成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勠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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