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为祸解放前，甘肃毒害有多大？
毒品如今早已为人深恶痛绝，但在解放前，甘肃许多地方，鸦片种植竟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是军阀的军饷和军火的来源。甘肃也成为毒品种植的重灾区，由此也上演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活剧”。
民国年间，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在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中，军阀们趁势开拓地盘，扩充军队，占据一方，军阀粮饷军火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要开辟财源。然而，当时甘肃各地经济发展极为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带不来多少收益；农业更是困难，有限的土特产，无法为军阀提供粮饷军火。为了筹措军费，军阀大肆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民众被逼无奈，不得不种植较多的鸦片，以缴纳苛捐杂税。
鸦片的泛滥，直接冲击了甘肃各地的经济，也给带社会稳定、民众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有数据表明，民国时期，甘肃吸食鸦片的人数一度达到2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由鸦片引发的悲剧也在全省各地不断上演。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尚季芳，看看民国甘肃毒品危害究竟有多大？
罂粟成片，百万亩耕地种鸦片
鸦片，原产地在印度一带。早在唐代就有人引到了中国。而鸦片的泛滥，则是在清中期以后了。最大的事件自然就是鸦片战争。鸦片何时传入甘肃的,已无确切文献可考，但也能从人们零星记述中找到蛛丝马迹。甘肃是道光末年从陕西引种的，大约在1830年后，烟种在甘肃试种后，居然成熟。当时“凉州之武威，古浪所属大靖，产烟最多，其味亦浓。到咸丰时期,各县皆种矣。”到了民国时期，甘肃鸦片泛滥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鸦片的危害早已众所周知。而比鸦片更具危害的是政府的无能与纵容。这是民国年间甘肃鸦片泛滥的根本原因。民国时期，最多时鸦片种植的面积非常大，全省究竟种了多少亩？我们查到了两种数据，一种是说有50万亩，一种说200万亩。我认为，百万亩是有的。
民国时期，在甘肃做官、游历的人，留下了不少笔记，他们目睹了甘肃各地的鸦片种植的情况。尤其是，罂粟花的景象，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高良佐、陈万里等人都曾亲眼目睹大面积罂粟开花。在前人的笔记中这样记述：永登农产品中十之五六为小麦，十之三四为罂粟；临泽沿着兰新公路一路上罂粟花怒放；武威罂粟花盛开宛如芙蓉。范长江在宕昌看到，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为主要……烟果林立，叶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勤勤，采此毒汁。
造成这种大面积种植的原因是，政府对禁烟无决心，时松时紧，农民心存侥幸。兰州曾经发生过种烟农民殴打知府的事件。这事发生在1910年。这年种植鸦片时，兰州府没有阻止种植，等到鸦片出苗时，却通告要全部铲除烟苗。这种不教而诛的手段，无疑是对民众生计的漠视。当时，种鸦片是许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没有收入，一年咋过。民众大为不满，地方官也不满，将路边烟苗适当铲除，以遮人耳目。可是，兰州知府张炳华决定亲自督铲。张炳华的想法是好的，但办法错了。他下令皋兰县和金县（榆中县）大力翻铲烟苗，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民众所受损失巨大。皋兰的东岗镇、金县的金崖，烟苗被铲，民众哭声遍野。当张炳华行至金崖时，百姓聚而观者数百人,怒不可遏。一个叫岳麻子的人，将张炳华撞翻，老百姓乘机响应。结果，知府的丁役护者皆伤，人们拿着轿杆，捣张炳华，张痛极，大呼乞命。眼看着事情闹大了，大家一哄而散了。
谁知，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省的连锁反应，各地都抗铲烟苗。其后果，抗铲之后，鸦片的种植规模更大了。
明禁暗放，鸦片竟然成为主打商品
禁种鸦片，历来为人们所支持，但禁种要有结果，必须由政府强令，长时间坚持，才能收到效果。民国初年，甘肃禁种还是收到了很大成效。张广建督甘时,禁种功效甚大。张广建是1913年任甘肃都督的，他对禁烟抓得比较紧，官吏不敢敷衍，民众不敢漠视。鸦片在甘肃几乎绝迹。结果，导致鸦片的价格大涨。在兰州，鸦片原价是一二钱纹银一两，后来涨到了十一两纹银以上，才能购买一两。虽然，这种禁种还是有漏洞的，但无疑是民国初年甘肃最为有效的一次禁种。
1921年陆洪涛督甘，全省虽说统一了，其实已经分崩离析。当时，甘肃各地有八大镇守使，他们分别占据一方，拥兵自重。为扩充军队，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就势在必行了。后来，冯玉祥的国民军入甘后，其势力急剧扩展。国民军占领甘肃后，增编师旅十数，兵源给用，悉数取自地方。当时，甘肃民穷财尽，利润最高、赚钱最快最便捷的当数鸦片。
民国时期，人们把甘肃列为中国西部毒品的重要集散地，是中国六个毒害严重省区之一。可见甘肃毒品泛滥程度。自然，鸦片交易也呈畸形繁荣，而民众则民不聊生，地方经济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靖远的鸦片种植面积非常大。每年到了鸦片的收获季节，各地商人前来靖远投资做生意，非常热闹。“跟过陆大帅的厨师，也在此地开过馆子,南北大菜应有尽有，天津、湖南、四川、福建的特色齐备。有一任县大老爷是广东人，县城就有广东菜。一个短工工钱，原先是每天二百铜钱管饭。此刻，上涨到六百，连童工妇女都找不到了。”就连省城的秦腔名角们也要去靖远赶场子，久而久之竟然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年这时，秦腔名角们蜂拥而至，鼓乐喧天，异常热闹。
甘肃产的鸦片究竟销往何地呢？甘肃运销鸦片的主要有四个群体，一是商号，二是马帮，三是军队，四是驼队。商号自然就是军阀控制下或有大官僚背景的商号，一般人是不敢干的。马帮、马客主要是临夏陇南方向，驼队则是内蒙古的包头、张家口等地。大体而言，甘肃烟土的出境路线有三条，即河西——内蒙古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
冯玉祥统治甘肃时,鸦片的贩运就是靠军队来实施,私人不得插手。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从老百姓手中收购烟土，然后贩运到东南沿海地区谋取暴利。有人回忆说，利用军队运烟的方式很巧妙，当队伍要调开时，一般是往东调，比如从甘肃到陕西，从陕西到河南。该部队就先要多征调民间车马,将空子弹箱装满了烟土。于是，烟土便隐秘而安全地直运到目的地。冯氏的军队毎调一团军队,至少要运烟几万两。后来，马步芳、马步青也是大肆贩运鸦片，销量在全省首屈一指。张掖商会给马步芳加工的鸦片烟块,名曰甘泉，每件重118两；忠义德土店加工的叫忠记，每件重112两，此外还有祥记等。
烟民景象，惨不忍睹，课堂讲禁烟，课下抽大烟
人们常常把抽大烟的人叫做大烟鬼。意思是说，抽了大烟后，人的精神面貌和“鬼”相仿，其二抽大烟了，也就离做鬼不远了。
张掖有个烟民，其遭遇非常悲惨。这人考过举人，在当地也算是大知识分子，可就是染上烟瘾。这位举人也是满腹经纶，诗书都好，被人们称为鸿儒。尤其讲课更是深入浅出。每当讲到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老先生便极其愤怒，谴责鸦片危害，认为鸦片毁我人民，使民众成为东亚病夫。他在课堂上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下课后，回家则抽鸦片烟过瘾。据说，每天约需烟膏四钱之多。起初，家里状况也比较好，县城有两进院落，乡下有田地房舍，生活过得不错。到了后来，家境败落，他自己身体虚弱，精神崩溃，一床被子盖十年未曾拆洗。他的大儿子夫妇，也染上烟瘾，大儿子死后三天才被人们发现。
鸦片危害可见一斑。一首信天游唱道：一口口洋烟两口口灰，把一个好人抽成洋烟鬼。
兰州有个叫春花子的媳妇，为抽鸦片屡次盗卖家中财物。做饭时，婆婆为了防她偷米，就在厨房外监视。谁知，她在锅里放了一个空罐，下米时，远处看着米倒进锅里，实际上倒在了罐子里。然后，趁婆婆不在拿着米去换烟抽了。
有识之士坚决禁烟。兰州青城进士杨巨川，在敦煌县县长任上几次上书，力陈禁烟。结果，非但无效，上面还给敦煌摊派烟款巨万，小民不堪命。他只能辞职，在途经布隆吉尔(今安西县境)时，在店壁写道：“只重金钱不爱民，黑心符出影留真。水云荡煞莺花界，误尽苍生是此人。”
毒品为祸，人人都知道，但烟依旧难禁。究其原因，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缺乏全面动员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坚决禁烟，短短几年，甘肃境内大烟就一扫而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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