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丘县衙
安丘几次因避讳而改名的历史背景
文 / 曹耀华
历史上安丘曾多次改名，如王莽新朝刻意“创新”，“改置万国”，将安丘改为“诛郅”，莽败复为安丘；隋开皇十六年改称牟山，大业二年再复为安丘；唐肃宗乾元二年改称辅唐，后梁开平元年，复为安丘；后唐再称辅唐，后晋时又改为胶西，至宋开宝四年方复置安丘。这里仅说说几次因避讳引起的改名的历史背景。
所谓避讳，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但广义上的避讳又可分为敬讳、憎讳和忌讳三种情况。由于礼制或习俗的规定、约束，而不敢直呼尊长名字，以至音同之字，这是敬讳；出于厌恶、憎恨心理而不愿其姓名、物称与仇家相同，即是憎讳；而出于迷信畏忌心理而讳用不吉利字眼或音节的，是为忌讳，与安丘改名有关的是前两种情况。
△董家庄汉墓壁画
首先遇到麻烦的是安丘的“安”字。唐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于唐玄宗末年叛乱，僭称帝号。唐肃宗即位，以安禄山乃国仇，恶闻其姓，这就是所谓“憎讳”，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称之为“恶意避讳”。唐肃宗至德一年和至德二年，陆续“……改安化门为达礼门，安上门为先天门，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唐会要》卷八十六）当然不仅仅是京都的几个门、坊之名，且涉及到带安字的郡县改名达数十处之多。
当时郡县改名的方法有：1、以宁代安，如改保安县为保宁，安海县为宁海，军安县为军宁。2、以保代安，如改安定郡为保定，安静县为保静，安城县为保城，安京县为保京。3、直接改称，如改安化郡为顺化、安康郡为汉阴、咸安郡为蓬山、万安郡为万全、安城郡为嶺方、安乐郡为常乐、始安郡为建陵、安邑县为虞邑、尚安县为万全、同安县为桐城、绥安县为广德、唐安县为唐兴、洊安县为洊水、宝安县为东莞、遂安县为晋康、安南县为镇南、齐安县为恩平、安昌县为义昌、始安县为临桂、兴安县为理定、安仁县为容山、安义县为永业、崇安县为崇平、安远县为柔远、安定州为宜定，等等。在这种大背景下，安丘的改名也就不足怪了，“乾元二年，刺史殷仲卿奏请（安丘）治于故昌安城，因改为辅唐。”（《旧唐书·地理志》）大多数郡县的改名还保留了原名中的其中一字，但安丘却直接另取新名——辅唐，应是“辅佐唐朝”之义，这样看上去就更加态度鲜明，其他地方与此相类的有安边郡改为兴唐，同安郡改为盛唐等。唐末藩镇割据，唐朝灭亡，原为藩镇的朱温建立后梁，这时他看着“辅唐”之类郡县名称就不顺眼了，于是就将这一些郡县恢复旧称，安丘之名也随之恢复。不料后梁短命，不久即为原也是藩镇之一的李克用推翻，李克用打着恢复唐朝的旗号，建立后唐，这时安丘又只得重新捡起了唐朝旧称——辅唐。
很快李克用手下的大将石敬瑭，勾结契丹，甘称“儿皇帝”，建立后晋，这时又要避国讳“塘”字了，不仅“塘”字，而且要兼避“唐”字，称唐代为“先代”，《唐书》为《前朝李氏书》。据宋代《册府元龟》卷三记载：“晋高祖讳敬塘，少帝天福七年：应殿名及州县名、职名等，有与高祖讳犯者，悉改之。……唐州为沁州，思唐州为思化州，密州辅唐县为胶西县，蔚州兴唐县为灵山县，博州……高唐为济城，定州唐县为博陵，莫州唐兴为宜州，真定府兴唐为永昌……彭州唐化为彭山，蜀州唐兴为乡城，道州延唐为延喜，福州福唐为南台，寿州盛唐为来化，鄂州唐年为临江，杭州钱唐为钱江，唐山为横山，台州唐兴为台兴，随州唐城为汉东，代州唐林为广武。”不仅“唐”字，就连“堂”字也要回避，改博州堂邑为河滨，真定府堂阳为蒲泽，汉州金堂为汉城，这就有点可笑了。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才于登位十余年之后的开宝四年又恢复了安丘旧称。
△公冶长书院“夫妻”银杏树
“安”字刚刚安稳，可“丘”字又有了麻烦，这是因为“至圣先师”孔子名丘。虽然从汉武帝起就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直到宋代“理学”出现，儒学才达到“吓人”的地步，为孔子避讳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宋人引书遇圣讳，皆改为‘某’”（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笔下则写为“丘”（缺右边一竖）。至北宋末年宋徽宗时，终于在“政和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太常侍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与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师之礼。今乞以瑕丘侯曾参改封为武城侯，苑丘侯颛孙师为颖川侯，龚丘侯南宫綏为汶阳侯，楚丘侯司马耕为雒阳侯，顿丘侯琴张为阳平侯，瑕丘伯左丘明为中都伯，龚丘伯谷梁赤为雒陵伯，楚丘伯戴圣为考城伯。’从之。”（宋马瑞临《文献通考·学校五》）既然连大儒——《孝经》作者瑕丘侯曾参、《左传》作者瑕丘伯左丘明和《谷梁传》作者龚丘伯谷梁赤都要改封，作为地名的瑕丘县和龚丘县自然不能怠慢，实际上早在上一年亦即“大观四年，避孔子讳，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瑕丘县和龚丘县都在今山东省西部，看这架势，要不是北宋很快亡国，全国其他带丘字的地名，起码在圣人的家乡——今山东省内进行大量改名也势在必然。
从此以后，为孔子避讳的声音就不绝入史，元代时又有人说：“字书之学，训蒙者率以‘上大人……’二十五字先之，以为点画简而易习也，然所谓‘三千’、‘七十’，殆若指孔门弟子而言，是则第四字乃圣人名讳，理合回避，岂宜手之口之，以渎万世帝王之师乎？——尝易之数与方名，曰‘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兆’，曰‘东西南北左右前后’，以字画较之，亦简易也。”（元谢应芳《龟巢稿》）这里所谓“上大人……”的二十五字是：“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虽有人提倡用数目字和方位字代之，然沿袭成习，终未能推行，至清代才干脆用“孔”字代替了其中的“丘”字，于是，就有了后来鲁迅小说中那个颇具冷幽默色彩的“孔乙己”绰号。
看来到了清朝这才动了真格的，特别是雍正登位后，接连做了一系列尊孔的大动作。雍正一年，封孔子上五代祖为王，雍正二年，增加配祭孔庙两厢的先儒人数，“寻命避先师讳，加‘邑’为‘邱’，地名读如期音，惟‘圜丘’不变”（《清史稿志五十九》）。据清代叶名澧《桥西杂记》载：“雍正三年，奉上谕，孔子圣讳，理应回避会议，令九卿议以系姓氏，据加阝为邱字；凡系地名，皆更易地名；书写常用，则从古体作丘（古体丘字）字。议上，上谕：‘朕细想，今文出于古文，今改用丘（古体丘字）字，是未尝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阝旁，读作期音，庶乎允协，足副尊崇先师至圣之意。’”雍正之后，天坛内的“圜丘”仍写为圜丘，经书内丘字写为“丘”（缺右边一竖），姓氏之丘和地名则“但加阝旁”。这个阝旁加在字的左边、右边是不一样的，在字的左边如部队的“队”字，是“阜”字，在字的右边如部队的“部”字，则是“邑”字，所以凡是右边有阝旁的字都与城邑有关。这样安丘就写为“安邱”，直到现在有些老年人还一直习惯于这种写法。至于要求读期音就难办了，其实为避孔子讳，早在元代，“凡云孔丘者，则读作‘某’，以朱笔圈之；凡有丘字，读若‘区’，至如《诗》以为韵者，皆读作‘休’。”（元孔克齐《至正直记》）不管是读“区”，还是读“期”，由现在推广普通话的难度就不难想象，实际上是很难推行的，晚清俞樾就说“加阝旁作邱，至今遵行；至读期音，则世无知者”，可见即使在清代当时也未能做到。
避讳是语言文字崇拜和政治独裁相结合的产物，而狭义的避讳，又几乎可以说是汉语的专利，但是也因此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的印记，如能正确运用避讳知识，也能解决一些小问题，如可以通过文章中避讳的写法进行断代。《聊斋志异》里的“张贡士”篇说“安丘张贡士……”，因为《聊斋》写于康熙年间，所以“丘”字当时并未加阝旁以避孔子讳，但我们从山东博物馆里陈列的康熙时曹申吉和张在辛的书法作品，其落款“安丘曹申吉”和“安丘张在辛”的“丘”字又都是古体丘字，可以判断蒲松龄《聊斋》原稿中的丘字亦必是古体，而雍正之后的版本就皆为“安邱张贡士”了。
△雹泉
上述安丘几次因避讳引起的改名或改写，由辅唐改为胶西和在丘字右边加阝旁成邱，都有圣旨，自然没有异议，但由安丘改为辅唐，却不能发现明确的“上谕”，因此光绪《安丘县乡土志》说：“乾元二年，移安丘治昌安古城，因改为辅唐，至更名之故，不见于史，或曰因禄山之叛也。”“或曰”即“有人说”，这是一种不确定的判断。实际只要看看全国范围内那么多涉及到“安”字的郡县都一并改名，就不难做出肯定的判断。历代史家都有点滴言及，近代史学家陈垣在《史讳举例》中对唐肃宗时带“安”字地名改名的详尽列举，更有说服力，他说，“避讳有出于恶意者，唐肃宗恶安禄山，凡郡县名有安字者多易之。试以《新唐书·地理志》核之，凡至德元二载所改郡县名，皆因其有安字也”。唐肃宗刚刚登位后的至德元年和二年的“改名运动”是由于“安”字之故，毫无疑问，仅过了三年之后的乾元二年的安丘改名也是因“安”所致。由此可见，研究地方史既要注重具体史料，也要放眼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有了解了大的社会背景，才有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地方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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