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为梅艳芳所饰川岛芳子 下位其本人
回顾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从19世纪末以来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源源不断前赴后继的追求女性地位的平等，这是继“人权”概念出现后的又一重大课题，它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当今21世纪的社会分工，同时以女性为主体的服务业的兴盛，使得人们在各行各业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这是历史的进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正如“人权”在不同地域的不断争议，“女权”也开始成为朦胧晦涩的词汇，渐渐地也开始变成一个随口就能提及的极端问题，“直男癌”和“直女癌”在各大弹幕网站、社交平台频繁出现，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常见词，变得水火不容，这大都是针对情感方面的，在这背后也隐藏着人们对于“女权”的隐形关注，更明显的是网络文学和影视剧的发展，从《甄嬛传》、《GONE GIRL》、《太子妃升职记》、《我的危险妻子》和各种耽美文学的兴盛中不难看出端倪，这些在商业运作和消费上以女性为主的影视文学中，女性正在以更隐性实际上是更激烈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追求地位和同性恋爱的审美感受中满足自我诉求。
女权主义首先兴起于西方，第一代女权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欧洲，它与欧洲工业革命同步，在这一历史时期发表过《妇女权力宣言》和《为女权辩护》一书，“主要集中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平等权，推动立法，追求妇女平等选举权。”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第二代女权主义产生，理论家发现女性虽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改善，这都促使女权主义者更深刻的去思索并在此后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她们主要分为三个流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承先启后彼此盘根错节，但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她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武器，将矛头直指想与国相对应的家，认为家庭对女性的束缚是一种阶级的束缚，如朱丽叶忒·米切尔“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如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的《女性的屈服》，她甚至将“性别的不平等描述为一种直接的性压迫”，如凯特·米丽特《性政治学》，这三个流派被统称为现代女权主义。第三代女权主义对现代主义女权开始对过去的成就产生怀疑，逐渐变得有所保留，“性解放运动”带来的一些严峻的社会后果是离婚率的上升、艾滋病的泛滥等问题，这都使得第三代女权主义，即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开始选择用更温和的手段来护卫女性的社会权益，在承认男女性别差异以及传统家庭模式的基础上完成妇女解放由此而产生了目前颇具影响力的“生态女性主义”。
追求同性恋爱自由和同等性别是附带在在女权运动之中的，从历史的源流来看，我们就能发现当今的变化和问题所在，因而选取近代历史上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川岛芳子以及上世纪末以该人物为主的电影，分析女性在特殊的环境下的异变以及在追求自身权利的同时面对问题时的解决方法。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比较多的是集中在两个领域：首先，出现在影视文学的研究之中的，如《张爱玲的女性主义与“异相”审美》《父权社会下女性主义比较——和》等等；再者，是集中于历史与政治中的女权主义研究，如《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圣杯与剑》等等。不断地有新鲜血液汇入其中，然而女性的社会性别敏感度在网络词汇掩盖下持续走高，这就说明了在实际上问题依然存在问题或者问题被偏移，川岛芳子作为一个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不断地被各种影视和文学所刻画所记录，从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女性在当时那个时代甚至是当代仍旧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男权主宰的时代所遗留下的问题：女权必须要以男权为伪装。实质上是越渴望成为权力主宰的女性在潜意识里越想把自己物化成为一个男性，她们在父权制和母权的束缚与支撑下茁壮成长，比如芈八子、吕雉、萧绰，甚至是武曌。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宗法制将权力赋予男性，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孝”字又赋予女性不可争议的权力，只要她成为一个男性的母亲，而这些历史的局限性又让这些权力巅峰的女性一代而止，她们的政治遗产知识被重复而不是继承，所以女权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短暂的兴盛也有过漫长的倒退，而女性意识真正觉醒的时代则始于近代。川岛芳子在中国近代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道独特的景色，她将自己物化成为男性，在李碧华编剧方令正导演的电影《川岛芳子》中她又是摆脱不了女性身份束缚的小女人，她渴望被男性宠爱又追求像男性一样去宠爱女性，心中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成为一个乱世矛盾的个体。
回归到主题，西方的所有理论都要基于本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和本国人敏锐的洞察力，在此基础上，川岛芳子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从她身上体现出许多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箴言，从她身上又折射出历史演变中的中国所独有的问题与固有的优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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