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盛的员工来说，这一周将是最为折磨的一周，因为两年一度的合伙人提拔名单即将揭晓。不过，这一次的竞争压力将格外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高盛今年任命的人数将会不到65人。而两年前，这个数还是84。作为华尔街最令人艳羡的职位，高盛合伙人的竞争愈加激烈，因为数量在日渐降低。这或许是数字化时代下，华尔街必须做出的转变。
01
20年最少
本周，全球各地的高盛员工们注定焦虑又忐忑，并将电话24小时开机，等待着高盛CEO大卫·所罗门拨通自己的电话。因为高盛每两年一次的合伙人任命即将到来，员工们都希望从电话里听到自己被任命的好消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高盛将于本周宣布任命新一批合伙人。
在华尔街，没有人不想成为高盛合伙人，这一职位等同于“华尔街幸运儿”。90万美元的基础年薪只是一部分，还有巨额奖金池的分红、高盛的股票债券以及特殊的投资机会，更重要的是，合伙人的个人财富将与高盛紧紧绑在一起，与高盛共享利润，并共担损失。
高盛最近优秀的业绩表现，更为合伙人职位添了一抹亮色。10月中旬，高盛发布的今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其第三季度净营收86.5亿美元，此前分析师预估的随后83.6亿美元；而前三季度营收为280.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创下八年来最高的前三季度收入；季度净利润大涨21%，至24.5亿美元。
如此幸运的人总是极少数，在逾3.4万高盛员工中，只有不到百人能获此殊荣，而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减少。《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称，今年高盛任命的人数将会不到65人。这将创下1998年高盛还未上市以来最低，也比2016年任命的84人少了五分之一。
此外，这一职位附加的福利似乎也有所减少。目前看来，高盛的合伙人数量已由1998年上市时的221人增加到435人，而累计持有的股份占比还不到5%，这一头衔已经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这或许与“新官”的“三把火”有关。这是高盛新任CEO所罗门首次任命合伙人，而这此任命，距离他正式上任仅一个多月。《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援引知情人士称，所罗门对高管团队表示，今年在任命合伙人时，要格外收紧标准。
在谈到这“一把火”背后的用意时，《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所罗门希望不要冲淡这一头衔的激励意义，同时也希望将职权集中掌握在尽可能少的真正能推动业务增长的人手中。另一方面，报道称，高盛在过去一年从外部引进了超过10名合伙人，这也导致今年能够从高盛内部提拔的名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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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之梦
“没有人会去清洗一辆租来的车。成为合伙人的梦想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激励力量，也是吸引最优秀人才的巨大诱惑。”这句话出自高盛曾经的高级合伙人弗里德曼，也是对合伙制的最好诠释。
1869年，德国犹太移民马库斯·戈德曼应该没想过，自己这个从事商业票据交易的小作坊，百年后会成长为翻手为云的全球投行巨头。从1882年马库斯·戈德曼的女婿塞缪尔·萨克斯为公司合伙人起，合伙制成了高盛的优良传统。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合伙人制度的特点。在《高盛帝国》的作者查尔斯·埃利斯看来，归属感是合伙制最大的优点，员工在常年的工作中培养出对公司的强烈忠诚感。成为合伙人意味着终身雇佣，几乎没有人会放弃这一备受尊敬的地位而加入其他公司，且合伙人彼此间会参加婚礼和葬礼这样的家庭活动。如此，员工一边为高盛“卖命”，一边对共同利益进行高度监督。
但合伙制的缺憾也显而易见，资金来源和企业信用能力有限，浓重的人合性意味着，任何一个合伙人的问题都将对企业产生深刻影响，且合伙人间的连带责任使其需要对其他合伙人的经营行为负责。
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投行引以为傲的合伙制走到了终结。高盛、摩根士丹利都选择了股份制。但高盛依然保留了名义上的合伙人文化，两年一次的合伙人任命会像选总统一样认真，时长达7个月。
不过，要吃到这一块肥肉，并不容易，高盛开发了“互相筛选”机制，还有不定期的谈话。在高盛工作了14年的雅吉•泽纳尔是幸运儿之一。从分析师到资金经理，再到1996年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女性合伙人，在她看来，她获得的最有益的职业建议来自于高盛合伙人的筛选过程。据雅吉•泽纳尔透露，合伙人的选拔流程非常复杂，一个提名会被无数次讨论和交叉评估，会有一组资深高管将与候选者周围的所有人进行多次讨论。
私人投资公司TPG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吉姆·库尔特曾称高盛是“伟大的人才库，不仅仅是在华尔街，而是在整个行业中都是如此”。有着合伙人背景的“高盛帮”在离开高盛之后，开始掌控全球经济命脉。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保尔森是高盛前董事长；现任美国财长史蒂芬·努钦曾是高盛高管；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也曾是高盛的常务董事。
03
华尔街“沃尔玛”
不过近年来，合伙人这块肥肉的诱惑有减少的趋势。截至去年7月，高盛合伙人合计持股比例降至4.79%，低于1月底的5.65%，同时远低于1999年5月高盛首次公开募股后的逾60%。定期披露的资料显示，高盛合伙人持股比例数年来一直在逐步下滑，而只要不到5%，高盛就无需再提交新的数据。
这背后，是“华尔街王者”时代的落幕。金融危机以后，“五大行”相继倒闭、出售或是改制，现代华尔街赖以立足的独立投行业务模式已走到尽头。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和政界纠缠过深，高盛开始频繁陷入腐败丑闻、业绩下滑的怪圈。而数字时代的到来，加剧了传统模式的衰落。
没有永远屹立不倒的传奇。高盛的FICC业务（固定收益、货币及大宗商品业务的统称）营收从2009年来下跌约50%，机构服务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也从2012年起逐步减小，整体营收趋势不甚乐观。
在转型的困境中，高盛不得不选择了变相削减人员成本。过去五年间，高盛把部分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的岗位换成了助理、分析师，员工的薪酬比率也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据MIT Tech Review 报道，2000年顶峰时，高盛在纽约总部的美国现金股票交易柜台雇佣了600名交易员，但到2017年，只剩下两名股票交易员“留守”。
这是全球金融公司的一个缩影。2015年12月，摩根士丹利表示将在第四季度支出1.5亿美元的遣散费削减劳动力，全球裁员1200人；2016年1月，据外媒报道，瑞信对在伦敦的1800名员工发出裁员警告；2016年3月，日本最大投行野村证券称将在北美裁员20%。
2012年任命新的合伙人时，彼时的CEO布兰克梵表示，高盛要用技术改造做华尔街的低成本“沃尔玛”，要用技术取代人力，目前60%-70%的股票交易已经完全由电脑控制。在布兰克梵的这个方针下，当年，新任命的合伙人数只有70名，大幅低于2010年的110人，创十年来新低。之后，合伙人数量保持在地位，到2016年，数量略有回升，达到84人，其中而从事科技相关工作的新晋合伙人占到整体的10%，2014年时还只有8%。
金融科技的浪潮已经袭来。从2016年的线上数字消费金融服务平台Marcus，到收购40余家金融科技公司，高盛的“转身”之路还在继续，拥抱科技才能带来更多新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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