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1938年初在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虽然时间不算长，却发生了几件对其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一是决定与萧红分道扬镳，结束了六年同甘共苦的生活；二是在晚会上偶遇王洛宾，结成了一生的朋友；三是从临汾赴五台投奔八路军抗日，路过延安结识了毛泽东，由此决定了他1940年6月14日第二次奔赴延安，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专职作家。所以，他在临汾的日子，很值得我们认真追溯。
萧 军
向萧红提出“各自走自己的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年底，萧军和萧红离开上海，经南京前往武汉。萧军和萧红是应了胡风之约，到武汉来同办《七月》半月刊的。在去武汉的船上，萧军认识了诗人蒋锡金。萧军和萧红到武汉后就搬进了蒋锡金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寓所。
1937年末，阎锡山在临汾创办山西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自任校长，请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担任副校长主持校政。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学校，在武汉面向全国招生，学校为学生提供食宿，第一期招收了来自全国18个省份的5000人。
1938年1月，李公朴等到武汉为学校聘请教师，萧军和萧红应李公朴的邀请前往山西，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
2月28日临汾失守。阎锡山率军队经蒲县、大宁、乡宁、吉县，退到陕西宜川县桑柏村。这时，八路军和牺盟会、决死队等抗日进步力量，在山西敌后的广大农村和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临汾失守之前，萧红想与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去西安。萧军则表示自己要留下，坚持和学校走。萧红不同意萧军的选择，于是两人在发展取向和生活道路选择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萧红劝萧军：“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生活经验和文学上的才能……这些损失并不是你自己的呢！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萧军固执己见地说：“我什么都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萧军和萧红虽然决定分开，但当时还未向朋友们公开申明。丁玲、聂绀弩、端木蕻良都不赞同萧军与民族革命大学一起走。丁玲当时还前来劝解。萧军郑重地说：“这不是开玩笑呢！我们常常这样因为意见不一致，大家弄得两不欢喜，所以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好一点儿……”
萧红离开临汾时，没有带走萧军任何的东西。萧军只好把一部分《第三代》的底稿、一部合订的《第三代》，以及一些材料和十几封信，打成一个小包，托人捎给已到运城的丁玲，同时附一封短信：“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罢。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的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那日记和朋友的信，顺便扬进黄河里罢。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眼里。”
同时，他也给萧红捎去一信，源于他拾到萧红扔掉的一双靴子。信中说：“这双小靴子不是你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去，也许去五台……再见了！一切段同志（即丁玲）会照顾你的……”
对于萧军与萧红分手，后人有多种的评说。尤其是看过电影《黄金时代》之后，多有人同情萧红的不幸遭遇，说萧军“大男子主义”、忘情负义等等。其实，萧军对萧红的感情是很深的。1942年4月8日，萧军在延安听说萧红已在香港逝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4月1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底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这罪过和谴责。”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审视这段感情，萧军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萧军在晚年谈到萧红时还说：“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萧红当年在西安和端木蕻良结合之后，又去了武汉、重庆和香港。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不幸病逝时，萧军和端木蕻良这两个她生命中的男人都不在身边……
意外结识女作家丁玲
在萧军和萧红来到临汾没几天，意外地遇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丁玲。谁也没有想到，第一次相逢竟对萧军未来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有30多人，是随十八集团军总部来到临汾的。几天后，塞克、贺绿汀、马彦祥等人，同上海救亡演剧一队也辗转来到临汾。丁玲是大家尊重的女作家，那年她34岁，其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已蜚声文坛。1931年，丁玲受命主编上海左联著名刊物《北斗》。1936年11月，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欢迎。此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曾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组织一批作家到前线慰问并采访。
当时的丁玲身穿军服，一副女战士的装束。与身着便装的萧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临汾的女作家不多，丁玲和萧红尤是第一次相识相交，更是意义不同寻常。1936年初，鲁迅曾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推荐过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说它“是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鲁迅曾评价说：“她（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丁玲对萧红的初识也记忆颇深，她回忆说：“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1938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
她们在一起唱歌、聊天，每夜到很晚才睡觉。她们两人也互相倾诉，但丁玲感慨地说：“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当时，萧红与丁玲在思想、情感和性格上，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同样是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对人性和世态同样地细腻、敏感，但在人生道路上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在生活中有着各自的烦恼和苦闷。所以难免“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
在临汾车站一个僻静的角落，萧军与丁玲有过一次谈话。谈话内容一是要丁玲照顾萧红；二是表示自己坚持要和学校走，“我决定了，万一学校当局迁移以后不负责任。我就同他们去打游击……”
丁玲建议萧军不妨去五台，“那你到八路军去打游击罢，……那里绝没有像其他的部队存心或是为了愚蠢把自己的同志白白地牺牲的事……再则，看一看那里新建起的游击区人民、军队、行政、交通……全是在怎样进行着，这对于将来写作方面，也是有着相当的益处……”丁玲建议他去五台，这是从萧军将来继续写作、反映新政权下的人民生活所考虑的。后来，萧军听了丁玲的建议，独身奔赴五台……
晚会初遇王洛宾
萧军在临汾还第一次遇到后来成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王洛宾是北平人，1936年在北平的扶轮中学教音乐，这是一所铁路中学，位于燕山脚下，距离北京城有一段距离，王洛宾每天乘火车往返住所和学校之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城很快被日军占领。王洛宾不甘心当亡国奴，来到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后来辗转参加了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团来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应戏剧家塞克之约准备去洪洞县，临行前的一个晚会上，王洛宾登台高歌了由自己作曲的《奴隶之恋》：“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当这首歌刚一唱完，就看见从场下人群中走来一个身材魁梧、气势轩昂的人。他对王洛宾说：“你刚才唱的歌词是哪儿的？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是小说《八月的乡村》里边的，我们都喜欢，我给谱的曲……”
“这《八月的乡村》是谁写的？”
“不知道！”
“是我，我叫萧军……”
两位年轻人激动地拥抱起来，真是意想不到的相遇！当年王洛宾23岁，萧军29岁，两人从此成了一生倾心见胆、患难相扶的朋友。
原来，反映东北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前，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建议说：“小说的署名要改一下。因为在俄国有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跃，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该以为就是他的。”萧军遵从鲁迅的意见，用了笔名田军。
在1936年的北平，《八月的乡村》是不准公开出售的“地下读物”，大学生们都是偷着读的。王洛宾在夏天的中午常到西直门外高亮桥（又名“高粱桥”）附近西太后的“船坞”去游泳，认识了“东北大学”的十几个学生。那地方很偏僻、荒凉，水也深，极少有人来，大家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地敞开了游裸泳！有时也光着身子或坐或躺地听读《八月的乡村》，一天挨一天地读着……于是便被书中朝鲜族姑娘安娜给游击队队长萧明唱的那首歌中“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的歌词所感动了。王洛宾当晚回家就把这几句歌词谱了曲，第二天就教大家唱了。当时大家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还没有结婚，对恋爱还仅仅是一种想象的东西，所以唱起来就格外有激情！后来有人开玩笑地说，这就是游泳队的“队歌”！
萧军与王洛宾在临汾结识，从此成为一生的好朋友。临汾失守前夕，民族革命大学临汾总部准备撤往晋西南的乡宁一带，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向西安方向靠拢，先到运城待命。王洛宾、聂绀弩、艾青和萧红、端木蕻良也准备随服务团到运城，那里有民大的第三分校。而萧军执意要打日本人，坚持不肯与他们一起转移。
独身前往五台途经延安
萧军辞别大家后，独自一人徒步北上，前往五台前线。他从临汾出发横渡黄河，翻山越岭，步行20余天，于1938年3月21日到达延安。萧军本打算经延安赴五台游击区，由于前方发生战事，不得不滞留延安，暂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里。在这里，他又遇见了由西安回延安汇报工作的丁玲和青年作家聂绀弩。
一天上午，毛泽东听丁玲说鲁迅先生的弟子、《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来到了延安，便主动到招待所看望，并与其共进午餐，这是萧军与毛泽东的首次会面。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当时每期学员的学习时间一般为3个月)，萧军应毛泽东邀请参加。毛泽东在操场上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含义深远的讲话。他说：
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为什么喜欢共产党呢？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
第一，有一个政治的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爬过了最难爬的山，过河，过草地，而且不怕杀头，几十万党员牺牲了，却依然前进，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使全国人民喜欢的地方。
第二，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马克思主义是头。人有头，还得有脚，爬山主义就是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有脚，爬山成了一种风气，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像爬山一样会有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作风。我们党对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那就是坦白，讲真话，不怕一切困难，向一切不好的倾向、向民族的敌人作斗争。大多数党员是有这种作风的，并且是坚持不变的。
今天陕公开学，我应当送点儿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只要我们有一个一致的政治方向，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而且坚持这一方向和作风，就可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会场上，毛泽东对学员“礼贤下士”，讲话不拿稿子，浅显易懂，句句深入人心，这些都给萧军留下极好的印象。由于战事阻隔，萧军始终无法动身去五台投军，最终还是听了丁玲的劝说，随她前往西安了。萧军来到西安后，同已在这里与端木蕻良同居的萧红正式分手……
虽然萧军在临汾仅有短暂的20多天，但在他的一生中，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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