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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上海灘，有一所學校被譽為“東方的哈佛”、“外交人才養成所”，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盛讚為 “中國今日絕無僅有的大學”。它就是著名的聖約翰大學（St.John's University），簡稱聖約翰、約大。這所大學的前身是聖約翰書院，1879年由美國聖公會（American Episcopal Misson）創立於上海梵王渡。1905年底在美國註冊，它是上海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也是中國最早期的教會大學之一。
20世紀初之聖約翰大學校門
聖約翰大學的校訓中西合璧：“LIGHT& TRUTH(光與真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英文校訓指的是基督教“廣博的自由教育”，中文校訓則引用了孔子語錄，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的重要性。校徽背景裡的中國元素竹節則寓意生而有節，節節高升。
聖約翰大學校徽
一 、聖約翰來信
去年五月在舊書網上看到兩頁民國時期聖約翰大學的公函，從屬於傅統先教授的舊藏專場拍賣。這類文書資料向來不是市場的寵兒，前有商務印書館“八千麻袋”賣了十年還沒完，後有南開大學舊藏資料只能賣個白菜價。果然關注者寥寥，欣然順利拿下。入手後仔細閱讀，發現這份資料記錄了聖約翰大學當年的一些重要歷史人物與重要歷史事件，頗具看頭。
第一份公函
第一份英文公函寫於1931年7月31日，聖約翰大學副校長沈嗣良致信學生家長和監護人，大致內容是：“去年十二月卜舫濟博士曾去函解釋過我們所遇到的困難，即本校與政府在註冊方面產生了一些異議。現在經過與教會協商，校董會已獲得授權，正在準備相關文書，將於今年夏天向中國政府申請註冊。當然我們還是要確保大學的天主教本色，同時維護學校的古老傳統。希望政府部門能夠接受這些條件。我們非常希望您的兒子或被監護人能夠繼續在聖約翰大學就學，我們相信您會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
信中所說的卜舫濟博士（Francis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是位美國傳教士。他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886年11月以聖公會傳教士的身份來到上海。一年半後出任聖約翰監院。卜舫濟為這所年輕的學校制訂了嚴格的規章制度並積極實施，他導入的考試名譽制（無人監考）、記過制度和級長制度（Monitor System），在當時都是很先進的管理方法。他還全面推行英文教育，營造美式校園文化，聖約翰學生的英文成績馳名滬上乃至全國。卜舫濟倡導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聖約翰的體育成績有目共睹，居於上海高校前列。聖約翰畢業生林語堂對學校的體育運動津津樂道，他在學校裡學習打網球，參加校足球隊，擔任學校划船隊隊長。他本人還參加過遠東運動會，曾是一英里跑的校記錄保持者。林語堂幽默地說聖約翰大學的好處是給了他健康的肺。
聖約翰大學的迅速發展也引起了中國政府和海外大學的關注，到訪的中外名流不計其數，1905年晚清重臣，兩江總督周馥、江蘇巡撫端方曾來校參觀；美國19世紀最偉大的教育家，執掌哈佛大學四十年之久的埃利奧特校長1912年也曾訪問聖約翰；1913年孫中山來校參觀並作了“教育為本”的著名演講。晚清中興名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安徽巡撫恩銘等人還為學校捐款以資鼓勵。
1941年，77歲的卜舫濟辭去校長職務，提議由沈嗣良擔任代理校長。1947年，卜舫濟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這兒（聖約翰）是我的家，我要永遠在這裡，直到老死。”根據其遺囑，百年後的卜舫濟被安葬於上海靜安寺公墓（BubblingWellCemetery）。
卜舫濟先生像
對於學校工作，卜舫濟永遠全力以赴。看似外表嚴肅的他，其實對同學們關愛有加。學生們都把這位高瘦的美國老頭尊稱為老卜（Old Pott）。聖約翰畢業生施肇基、李承基晚年的回憶錄裡，都清晰地記得學生時代卜校長對他們的勉勵和教導。
卜舫濟主政聖約翰的53年間，學校的發展有目共睹。觀滴水可知滄海，聖約翰的學生名單蔚為壯觀：施肇基、顧維鈞、宋子文、顏福慶、潘公展、嚴家淦、劉鴻生、林語堂、潘序倫、鄒韜奮、榮毅仁、經叔平、孟憲承、劉廷芳、楊蔭瀏、貝聿銘、周有光、董建吾、陳從周、馬約翰、俞大維、李慎之、張仲禮……曾任國文教員的錢基博說過：“東自美國橫斐律賓南洋各島以西漸歐羅巴大邦，莫不有聖約翰大學學生之蹤跡焉。”
信中所說的“註冊”，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就有要求。當時外國教會學校遍地開花，良莠不齊，為了約束獨立在中國學校教育體系之外的這些教會學校，1917年到1925年間，政府四次要求教會學校必須向中國政府註冊，但收效甚微。南京政府成立後，也曾多次發文約束，要求收回教會學校的教育權。1929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頒佈了極其嚴厲的《私立學校規程》，要求教會學校校董會必須改組，中國董事人數至少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外國人不得擔任主席和董事長；學校校長也必須由中國人擔任；而且宗教科目不得作為必修課。
1931年8月31日是政府規定的教會學校立案最後期限，逾期未辦者，一律作取締處理。離期限越來越近，要求立案的壓力越來越大。經過反覆商議和溝通，原本不贊成立案的卜舫濟改變立場，“兩弊相衡取其輕”，認為立案總比關閉學校要好。1931年8月20日，趕在最後期限前，聖約翰校董會向上海市教育局申請立案。但因仍不能滿足規程中的要求，一週後申請被駁回。原本就反對立案的聖公會，在11月19日發出公開信拒絕立案。直至1947年10月，在涂羽卿校長的努力和斡旋下，國民政府才批准了聖約翰的立案申請。能否通過立案，成為合法存在的大學，對聖約翰學生的未來發展影響甚大，甚至還直接干係到學校的發展。
信中提到的希望男同學繼續來校讀書，是因為當時聖約翰還沒有開始錄取女生。直到1936年秋聖約翰才開始招收女生，第一位女畢業生岑德美畢業於1938年，是來自燕京大學的轉校生。
第二份公函
第二份英文公開信也是由沈嗣良簽發的。1941年5月29日，時任聖約翰校長的他在這封致全體教職員工的續約信裡這麼寫道：“感謝最近一年來廣大教職員工的同心協力，並希望大家在新學年裡能繼續為學校效力。所有教職員工的基本工資從1937年起就沒有增長過，鑑於目前的緊張局勢，經營費用已經翻了幾倍，學校所收取的學雜費根本無力滿足學校的財政支出，為了滿足教職員工的生活費用，學校已幾次調整了紅利與福利。1941年2月24日的信中也曾說過，教會曾經調撥給學校一筆2500美元的特別款項，從而保證學校能將工資發到7月份。但這之後就無法繼續從基金會獲得撥款。不過校方還是會竭盡所能繼續請求。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卜舫濟博士和差會高克私教務長能為聖約翰成功募集到資金。同時學校的各個部門也將繼續勤儉辦學。鑑於這個原因，校方目前無法提高教師工資收入。但從長遠考慮，還是決定為兩年以上教齡的教師、資深教師以及全職教會教師增加10%的基本工資。無論是否同意續聘，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反饋。”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同年11月上海淪陷。這封信寫於“孤島時期”的最後幾個月。為躲避戰亂，在校友劉鴻生，宋子文等人的幫助下，聖約翰大學曾遷至公共租界的大陸商場辦學長達兩年之久。因為地窄人多，聖約翰與聖瑪利亞女中只得共用校舍，分為上下午輪流授課。當時的上海局勢動盪，汪偽政權高壓恐怖,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市民住房緊缺，擁擠不堪；食物匱乏、物價一日數變；難民潮也越發嚴峻，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柳亞子形象地比喻為“活埋時代”。由於戰爭的緣故，學費成為學校維繫日常開支的主要來源，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來自美國的支持更是完全被切斷，學校運營只能全部寄希望於學費和校友捐助。為了節約開支度過難關，聖約翰還曾對中國教職員減薪15%。
1941年2月，有著深厚聖公會背景的沈嗣良臨危受命接任聖約翰校長。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佔租界，上海全面淪陷。聖約翰大學裡的西籍教師除了已經回國的，其餘都被關進了集中營。學校是走是留，成為最大的問題。校董會召開緊急會議，顏惠慶當選為緊急校董會主席，最終還是決定留在上海繼續辦學。為了增收學費以維持學校運轉，聖約翰不得不擴大招生規模，學校人數從抗戰初期的一千餘人，猛增至三千多人。留下堅持辦學的決定，需要極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甚至被人誤解。同為教會大學的滬江大學，1938年春劉湛恩校長被日偽特務暗殺時，學校沒有停課。苦苦支撐到1942年1月，迫於嚴峻的形勢，學校還是被迫做出了無限期停辦的決定。堅持辦學殊為不易，聖約翰雖然成為唯一一所在抗戰期間完全在淪陷區辦學的基督教大學，為淪陷區學子們提供了就學機會，但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後的三年，學校中斷了與美國聖公會的聯繫，被迫向汪偽上海市長辦公室辦理備案；日語被作為必修課目，校方被迫聘請了日籍教師教授日文。
二、沈嗣良其人
簽發公函的沈嗣良校長（1896-1967）是浙江寧波人，出生於一個教會家庭，父親沈載琛是英國聖公會浙江教區第一任華人副主教。沈嗣良也是聖約翰的畢業生，他讀書期間熱愛體育，尤以網球最為擅長。留美進修體育課程後回到母校任教，先後擔任過體育部主任、文理學院院長、副校長、代理校長、校長等職。沈嗣良最為人知的事蹟，其實並不是在聖約翰任教，而是以中國體育代表團總代表的身份，帶領劉長春參加了1932年第十屆洛杉磯奧運會，這是中國運動員第一次出現在奧運會賽場上。中國體育代表團的參賽，打破了偽滿洲國妄圖參加奧運會的白日夢想，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尊嚴。1936年沈嗣良還與王正廷一起帶領中國體育代表團參加了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
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入場式上的中國體育代表團，國旗手劉長春身後即為沈嗣良
抗戰勝利後，沈嗣良校長在“鋤奸反沈”運動中辭職，隨即被淞滬警備司令部下令逮捕。聖約翰校董會為他辯護，認為沈嗣良與偽政府來往是為了減輕學校壓力。華髮頹傷的沈嗣良則辯解自己不顧政治環境險惡，通過提供教育機會積極為中國政府服務，培養中國年輕人才。但最終還是因通敵嫌疑被國民政府逮捕並判刑一年半。出獄後沈嗣良定居美國並加入美籍，在教會組織內擔任牧師，為東方學生服務;教育當地孩子學習中文;教老人學習烹飪、寫作、中國戲劇，直至1967年突發心臟病去世。
三、收信人傅統先
這兩封信的原主人是傅統先教授（1910-1985）。他是中國教育哲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杜威學說、皮亞傑學說上的譯介、研究成就居於國內領先水平。傅統先出生於湖南常德，也是聖約翰人。1932年畢業於約大，主修哲學，求學期間曾主編過中文版的聖約翰大學學報《約翰聲》。1938年到1941年在聖約翰教授邏輯、哲學課程。1942年到1948年被聘為哲學教授和教育系主任。傅統先讀書刻苦，在校期間就發表了不少頗有見地的哲學論文，卜舫濟注意到了這個優秀的年輕人，對他青眼有加。30年代中期傅統先積極參與中國哲學界辯論，與張東蓀相知。傅統先的一生除了教書就是讀書，直到晚年還把握著學術前沿。
好友藏品瞿鴻禨題《約翰聲》
收到第一封信的時候，傅統先還只是大三的學生，等到第二封信的時候他已成長為聖約翰大學的教師了。面對沈嗣良是否續聘的詢問，傅統先選擇了留下繼續授課。為稻粱謀，除任教於聖約翰之外，他還在滬上多所大學兼課。留在上海不等於不愛國，傅統先的研究生陸有銓回憶恩師時說：“傅統先積極向學生傳播愛國思想，還因此受到了汪偽特務的死亡威脅，給他寄來了裝著子彈的恐嚇信。”
從信的品相看，傅統先精心保存了七八十年，也大概只有過來人才知道這兩頁故紙中蘊藏的價值和背後的故事。它們記錄著聖約翰人當年的塵封往事，承載著聖約翰人為堅持辦學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彰顯著聖約翰人對學校的深厚情誼。
有意思的是事後才知道，這個專場還是認識的上海賣家送拍的，這兩封信在北京拍場上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滬上。
四、 其他
關於沈嗣良，似乎還想多說幾句。他入獄后王元化曾撰文《兩個文奸被捕》：“一個是沈嗣良，另一個是楊光政。……幫閒的嘴臉已經完全露在我們的眼前了。”曾被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推選為1940年度最佳外國報紙，在國內影響力很大的《大公報》對沈案也有連續報道。1946年12月26日《大公報》發文《沈嗣良案再審昨日傳被告有利證人》。“本報訊 前聖約翰大學校長沈嗣良，自高檢處依漢奸罪嫌提起公訴後，高院曾一度開庭調查，昨由蕭推事再度傳訊證人四名，並未提取被告審訊。首傳倪葆春，據稱：本人一向在滇緬路等地參加救亡工作，沈嗣良為醫師委員會委員之一，然因人力不敷分配，由沈鼓勵約大學生參加工作。在滬收羅各種人才，均為該校學生。計醫生二十名及副手一百餘人，器材運輸與經費等，得被告沈君之助不少。繼由工程師楊廣麟答稱:本人曾執教於約大，被告沈嗣良一向以維持學校為己任，擔任偽職，亦以上項工作為目的。故彼所任偽職，至無關緊要，僅一虛銜而已。至於聘用日教授實因當時敵人認為約大為英美派，不任用日員則遭歧視，任用山本田川二日人擔任歷史及宗教二科。再由現任約大教務長黃嘉德答稱：被告沈嗣良任校長乃由校董會及美教會之推舉，擔任偽職事，僅見偽報所載。據我所知所有發表被告擔任偽職，事前未徵得被告同意。事後僅亦硬投以委任狀。三十三年時，被告出席偽全國教育行政第三次特別會議，乃徵得校董會及美教（會）之同意，有董事長顏惠慶之函可資證明。最後出偽關署長張素民（在押）供述，據稱：敵產管理處屬偽財政部，被告任偽處長。當時偽管理處得日軍移交英美人財產之一部份，本人因欲維護英美人之財產故，想法使彼之財產由彼等自己管理，本人處於不干涉地位，故文化部曾函請被告沈嗣良管辦。惟當時並無通知書及委任狀，僅口頭通知而已，故沈並非“敵產管處”委員，至此庭論改期再訊。”
1946年12月26日《大公報》
本文並無意於糾結沈嗣良究竟有沒有同流合汙，想做的無非就是從一些細微的故紙、資料著眼，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努力探尋事物的本來面目。寫作本文的另一個收穫是，通過大量查閱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文章，發現聖約翰“六三事件”中甚囂塵上的所謂卜舫濟校長撕毀中國國旗事件，只是三人成虎罷了，可嘆的是這個謠傳的影響範圍極廣，好像完全遮蔽了事情的本相。
如果能和著名的西南聯大一樣，聖約翰也撤往大後方辦學，那麼沈嗣良應該與馬約翰同出一轍，有機會為中國培養出身強體健的莘莘學子和體育人才。可惜的是歷史不能假設，徒然扼腕。
聖約翰大學的結局與其他教會學校並無二致，這所蜚聲海內外的名校撤銷於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之時。
本文原刊於《點滴》2018.3。
主要參考資料：1）徐以驊主編《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2》
2）於述勝採訪陸有銓《傅統先教授的學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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