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是宏觀經濟學中最主流的兩大學派。讀了數遍宏觀經濟學，似乎什麼模型、理論都沒記住，除了這兩大主流經濟學派的主張。
當今中國經濟何去何從？接下來怎麼走？在中國，這兩大學派的追隨者也爭論不休。
古典主義的“開山鼻祖”是亞當·斯密，認為資本主義會通過“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市場，資本主義看似混亂的背後，隱藏著穩定。約瑟夫·熊彼特則是從“破壞式創新”闡釋了資本主義經濟週期，從繁榮到衰退的根源。熊彼特認為是企業家的成群出現，更多的資本被投資，出現新的企業，而出現了經濟的繁榮，但是新企業通常不是在舊企業上產生，在繁榮時期，產量與價格趨於一起向上變動，供給量終於超過需求量，而導致衰退，衰退是對創新的吸收，是對創新的揚棄，是兩次繁榮之間必經的過程。亞當·斯密的理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約瑟夫·熊彼特則解釋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週期性發展的原因。也有經濟學家從生物學角度研究古典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來解釋，遺傳變異，生存競爭，優勝劣汰正是市場經濟內在運作機制的絕好佐證。
凱恩斯與熊彼特都是1883年出生，也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認為市場總有失靈的時候，充分就業不是常見的現象，無法通過市場進行自我調節，決定就業水平的關鍵是總需求。在經濟衰退、經濟蕭條的時候，人的心裡預期會出現變化，樂觀情緒會消失，人的動物精神會退化，資本投資的行為會大幅減少，同時，儲蓄增加，消費減少，總需求下降，企業的投資意願進一步降低，工人工資減少或者失業，導致總需求進一步下降，企業陷入困境和倒閉，工人失業和工廠開工不足並存。凱恩斯認為，應對這種惡性循環，政府必須介入，主動去創造需求。
所有科學理論都是在某一局部領域正確，超出這一領域被證偽一樣。兩大主流經濟理論也是如此。市場總有失靈的時候，或者市場自發調節的時間太長，或者嚴重到直接休克“死亡”，一個國家、政府是否有時間、有耐性等待“自然的基因進化”？人類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都和轉嫁經濟危機有關。
凱恩斯主義的“濫用”就是一個國家和政府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國家、政府過多的干預經濟，一味的刺激總需求。市場的效率總體高於政府的效率，產業政策、扶持政策會導致資源錯配在效率低下的行業和企業，抑制社會創新和發展。同時，經濟危機時對危難企業的救助，是私人損失的社會化，公共債務規模上升，可能也會對那些本應在“創造性破壞”中被淘汰企業進行了錯誤的“輸血”，把它們變成了靠政府注資、中央銀行援助的“殭屍企業”。
古典經濟理論，特別是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是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基石法寶，正如我們國家這幾年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樣，是我們經濟新常態下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活力源泉。對於目前存在的不利外部環境，繼續擴大開放，引入競爭，促進整個行業的效率提升是非常正確的舉措。同時，為了防止經濟的快速下滑，應對中美長期貿易摩擦所帶來的市場不良預期，適當的再進行刺激，比如減稅是為數不多的好方法。
中國改革開放用了40年，GDP佔到了美國的66%左右，應該是絕大正確運用了凱恩斯主義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中國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市場中有計劃，計劃中有市場。只不過在不同時間點，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行業和領域，兩種理論的使用程度、範圍、規模不同。
美國也是一樣，既有高度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又有如在2008年由金融創新過度而引發的金融危機，美聯儲進行了多次的量化寬鬆，哪怕是在這兩年，經濟恢復到如此好的水平，美國政府仍通過減稅來進一步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熊彼特很好地闡釋了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而凱恩斯則是給它上了一道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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