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群星的将帅行列中，几乎每一位将帅都有着传奇的经历：或是运筹帷幄、横刀立马；或是斩关夺隘、取道突围……
其中，唯有谭政大将与众不同，这位由小学教员参加革命的“教书先生”，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敏锐的政治思维和特殊的战斗方式——运用手中的笔，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书写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革命史诗，从而成为独具风格的一代名将。
从教书先生到毛泽东的秘书
1906年6月14日，谭政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东台山下的楠竹山村里。
1912年，谭政6岁的时候，家人将他送入位于湘乡七星桥谭氏宗族私塾（后改为七星桥初级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在私塾（小学）里，谭政与年长3岁的同窗陈赓相识、相知，两人常在一起玩耍，少年时代便结下了深厚友谊。七星桥初级小学毕业后，陈赓考入湘乡县东山学堂。谭政下决心也要到东山学堂去学习，经过与父亲的一番争执，谭政终于来到了这所闻名三湘的学堂。
东山学堂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从清朝末年书院改革为学堂以来，这所名校培养出了许多爱国志士和风云人物，毛泽东、毛泽覃兄弟都是从这里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谭政对毛泽东一直都很景仰，希望有一天能与他相识、相交，没想到他后来不仅与毛泽东相识，还成为他的第一任秘书，并深受毛泽东的器重。
1924年夏，谭政从东山学堂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在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不久，他与陈赓妹妹陈秋葵喜结连理，那年谭政18岁，陈秋葵15岁。不过，由于壮志未酬，他心中的苦恼与郁闷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天天读报了解时事动态。今后的路怎么走呢？是吃祖辈的老本，还是自闯天下？小两口经过周密考虑，最后决定：谭政走哥哥陈赓的路，报考黄埔军校。
1927年3月，驻扎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陈赓特派专人接谭政去从军。从军后，“谭政”一名正式使用，开始了他谈军论政的一生。由于文化程度较高，他就先在陈赓的特务营第2连任上士文书，由一个“教书先生”一下子转变成了一名身着戎装的革命军战士。下到连队以后，他开始学习持枪、瞄准这些基本军事技能。从他踏入军营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在不知不觉中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1927年4月，华夏大地顷刻乌云翻滚，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共产党人惨遭屠杀，陈赓也被撤去营长之职，只因他曾救过蒋介石的命才幸免于难。期间，谭政相继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9连文书、书记等职，处境同样不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谭政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尽量少和家中通信，他不想让妻子及家人知道自己和陈赓的艰难处境。
◆193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的合影。前排左起：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后排左起：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以及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贺子珍。
1927年8月，陈赓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南下广州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同年9月，谭政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姻兄弟俩天南地北，云各一方。秋收起义后，谭政亲历了毛泽东在江西永新进行的三湾改编，随部队开赴井冈山。10月，在毛泽东一手创办的军官连学习期间，经连队党代表宛希先介绍，谭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相继任第1 团政治部宣传员、宣传队分队长。
在回顾个人历史的时候，谭政曾说过：“我很幸运，一开始就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更难得的是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哺育。”1928年2月，“笔杆子过硬”的谭政被中共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毛泽东看中，调任前委秘书。谭政对声名传遍三湘大地的毛泽东早有仰慕之情，听说要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欢欣雀跃。见到毛泽东，谭政心中热乎乎的，急忙问道：“我来前委报到，前委在哪儿？”
毛泽东一听，忍不住笑道：“前委就在这儿啊!”
“就在这儿？”谭政一下明白不过来，“其他同志呢？”毛泽东指指自己和谭政：“都在这儿啦，一个书记，一个秘书，都到齐喽!”
“原来是这样！”谭政立即明白，“前委就是毛泽东一个人。前委秘书，确切地说，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
“你来这里工作，可要辛苦的。”毛泽东指着里屋案几上厚厚一叠文稿，“这不，刚刚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个决议，还没有抄写呢。你来了，就先把这件事办一下吧!”
当时，毛泽东主要忙于给中共中央写报告，也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他常常是一面指挥红军打仗，一面抓紧时间挥笔疾书。毛泽东每写好一部分，谭政便用工整的字体誊抄清楚。毛泽东在写作时，有时会突然停下笔来，走到外屋坐在床板上，与谭政研究讨论一番，他们畅所欲言，非常融洽。谭政有什么弄不懂的问题，也常请教毛泽东。他们交谈的内容非常广泛，关于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关于红军的政治工作，关于对红军成分的认识，关于红军官兵的政治教育，关于对俘虏兵的改造和使用，关于红军的作风和纪律，关于红军中党的建设……对上述问题，毛泽东有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谭政耳濡目染，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
1928年5月下旬，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终于完稿。谭政将报告复写了两套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边看，边夸赞道：“抄得好啊，想得也很周到 。两套文件，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
挥戈运笔，政工将军风范初显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谭政担任红4军31团党委秘书。期间，谭政在继续“秘密地书写”（毛泽东语，意为秘书工作）的同时，负责从政治上训练红军官兵，开始了他军队政治工作生涯。
1929年10月，红4军3纵队参加攻打广东梅县战斗，纵队政委罗荣桓指挥部队撤出梅县县城时，身负重伤。冒着枪林弹雨，时任3纵队党委秘书的谭政和战友们一起将罗荣桓抬下火线，年长谭政4岁的罗荣桓感激莫名：“谭政同志，谭政兄弟，我欠你一条命不说，你还要挑起我的担子！”谭政二话没说，接替罗担任3纵队政委，完成后续战斗任务。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谭、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共同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两大元勋”。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三打龙岩胜利后，毛泽东（左三）、陈毅（左四）、谭政（左二）、朱良才（左一）在龙岩合影。
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1929年上半年，正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之时，红4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关于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的正确主张被排斥，被迫离开红４军前委书记领导岗位（由陈毅接任），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这时，谭政升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训练部部长，他对如何从政治上训练红军官兵非常忧虑。当看到自毛泽东离开红４军后，部队战斗接连失利，部队建设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他深感红４军不能没有毛泽东。
1929年11月底，在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支持下，毛泽东重新担任了红4军前委书记。这时，毛泽东离开红４军已经半年，急切需要了解部队情况。令毛泽东欣赏的是，谭政早已经作好向他汇报六个方面问题的准备：部队“流寇”思想严重，不注重农村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大中城市，“走州过府”，还有一些干部产生了享乐思想，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党的领导有所削弱，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接受党的领导，提倡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泛滥；单纯军事观点上升，主张司令部对外，鼓吹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排斥政治工作干部；军阀主义思想抬头，干部随便惩处、体罚士兵，老兵欺侮新兵，有的单位公开枪毙逃兵；鼓吹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官长骑马，勤务不愿多做一点；部队作风纪律涣散，不讲政策，损坏群众东西不赔，虐待俘虏，搜俘虏腰包，有的甚至调戏妇女……
谭政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深情地握着他的手：“你的汇报很详细也很重要，这些问题，看来要召开一次大会才好解决。在这之前，为了进一步听一听下面的意见，请你为我组织几个座谈会，时间、地点由你安排。”
在毛泽东主持下，红４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谭政异常忙碌，他与罗荣桓深入部队，在茅草屋，在大树下，在祠堂或寺庙里，接连召开了十多个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结束，又由谭政整理出书面材料交给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对谭政说：“调查工作我看差不多了，应该抓紧下一步。”他用手拍拍那厚厚的一摞调查材料，“请你将材料认真归纳一下，写成文件，提交九次党代会讨论，形成大会决议案，这样部队以后才好学习贯彻。”
接受任务后，谭政就像一台上满发条的时钟，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几天后，一份字迹工整的会议决议（草案）摆在了毛泽东卧室的案头上。
1929年12月29日，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古田会议），谭政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参加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讨论。最终，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工农红军建军方向和原则。在重新确立毛泽东在红４军领导地位及确立工农红军建军方向和原则的过程中，谭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是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捍卫者，是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的支持者、执行者。
1930年8月起，为锻炼实际作战能力，毛泽东相继调派谭政担任红12军（军长伍中豪）政治部主任、红2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攻漳州，战南雄、水口，打宜黄、乐安、南丰，率部浴血前线。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他极其重视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重视总结战时政治工作经验。1934年9月25日、10月16日，在行军打仗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利用战斗间隙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报告》、《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等文章，对红军早期战时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文章现已载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期间，谭政迎来了一件大喜事。1933年5月，一直在中央特科、鄂豫皖苏区战斗的陈赓辗转来到中央苏区，担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虽然谭、陈一在前线，一在后方，聚少离多，但见到彼此安全，都非常高兴。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红1 师担当开路先锋。作为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宣传鼓动作用，使红1师成为真正的“红军第1师”，战斗力威震全军：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双方交流干部，红1师撤销编制，李聚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谭政调任红１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完成长征战略任务。这时，毛泽东又决定重建红1师，特意点将陈赓任师长，谭政兼任师政治部主任，有意让两位童年挚友、革命伙伴搭档，重温亲情、友情、乡情。这是谭、陈两位姻兄弟第一次正式搭档，也是唯一一次搭档，毛泽东称之为“珠联璧合”，堪称军史佳话。期间，谭政从陈赓处得知陈秋葵已经病逝，哀痛不已。经陈赓劝慰，谭政后和王长德女士结婚。
抗战八年，毛泽东赞誉有加：“谭政者，谈政也！”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八路军政治部（8月2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10月16日）相继成立。1938年2月28日，为统一对外名义，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两个机构同一套班子：主任任弼时，副主任谭政。8月，在任弼时赴苏联后，王稼祥继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由于任弼时任职时间不长，继任的王稼祥身体不好，代理总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日理万机，事实上谭政是军委总政治部兼八路军政治部的实际负责人，直到1942年冬去职。期间，他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发出大量指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文电。仅仅1940年，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谭（政）”名义发出的政治工作指示，就有多篇后来被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
◆1936年在延安。左起：杜义德、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1942年5月13日，为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巩固我军大后方，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将贺龙的120师、晋西北军区、萧劲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等部合并，组成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兼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这时，毛泽东向谭政“将军”了：“我国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争取将来‘治中国、平天下’，必须先‘齐’好边区这个‘家’！”1942年冬，毛泽东指示谭政，卸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之身兼联防军副政委，更全面地投入到边区部队的整风运动中去，重点是改善军政、军民关系。凭着对党的事业、对人民军队建设高度负责的态度，谭政敏锐地预见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杜绝这类问题的萌生，必须建立一套制度。1943年1月25日，在谭政的直接领导下，以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名义联合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要求边区部队必须提高全军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认识，使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同日，留守兵团政治部还发布了《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决定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从此，拥政爱民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边区人民也积极响应，开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队家属”的运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互为呼应，互为推动，消除了军政、军民之间的某些隔阂和误会，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谭政首倡的“拥政爱民”和引发陕甘宁边区政府“拥军优抗”的成功经验很快被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1943年5月8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的社论，号召各抗日根据地部队学习和借鉴陕甘宁边区部队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做法。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并下发全党全军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这个经验。这样，从延安开始，由谭政倡导并取得经验的拥政爱民运动，逐步推广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并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对于密切人民与军队的联系，加深军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谭政主持的政治工作坚强有力，延安大后方部队面貌一新，军政、军民团结如一人，一时间全国“人心思（延）安”。对此，毛泽东是非常满意的，他曾一语双关地说过：“谭政者，谈政也。”
1944年4月11日，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以“留守兵团政治部”名义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简称《谭政报告》），系统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既继承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根据抗战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不但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而且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改进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在《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毛泽东呼吁：“军队政治工作，除必须保证整训任务的完成外，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报告，作一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谭政报告》的通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
《谭政报告》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基本思想是谭政提出的。1960年底，林彪一伙为了打击谭政，始则故意将《报告》更改篇名、抹掉谭政署名（署名“留守兵团政治部”），后则打入冷宫，不许问津。1978年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新发表了《报告》。1983年3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决定，将这个《报告》重新署名“谭政”，作为军队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发部队进行学习。
从东北到中南而北京，“政工名宿”声望日著
1945年8月，为维护抗战胜利果实，谭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从井冈山到延安一直共事达18年的毛泽东，和林彪、罗荣桓一起远赴东北，共同负责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后称东北野战军）成立，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后返回延安。左起：李克农、毛泽东、谭政、黄火青、甘泗淇。
1947年夏季，东北我军攻势作战胜利后，土改后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大批由俘虏转变过来的解放战士充实到部队中来，部队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幻想和平、厌倦艰苦战斗生活的思想有所抬头。如何解决？这是谭政始终关心的问题。经辽东军区政委陈云反映，谭政得知辽东第三纵队有些连队“诉苦运动”搞得不错，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诉苦运动”这个新名词、新形式，引起谭政的浓厚兴趣。经请示罗荣桓，谭政亲自带领工作组到辽东第三纵队7旅20团蹲点。期间，他深入连队，总结他们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尔后在第三纵队全面推开。一段时间后，谭政把调查和总结的第三纵队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详细地向罗荣桓作汇报，罗政委听后激动地说：“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他指示谭政，起草关于在部队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下发到各部队。同时，把第三纵队的经验写成报道，配发《部队教育的方向》社论，在《东北日报》上同时发表。这样一来，以“诉苦”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在东北我军各部队中普遍地开展起来。同年9月12日，在毛泽东将这个经验报告批转全军后，全军很快掀起了“新式整军运动”高潮。1948年3月，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高度评价了由辽东第三纵队经验推广开来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的出炉，使谭政成为我军的“政工名宿”。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谭政任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饮马长江、进军中南的艰苦斗争中，在运筹政治工作大计的同时，谭政参与指挥了第四野战军进行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海南岛战役，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落幕。
◆1961年5月4日，谭政陪同罗荣桓接见总政治部机关全体共青团员。
1954年10月，谭政由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任上，调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又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第一副手。1955年9月，由于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是十大将中唯一的政治工作将领。1956年12月，谭政接替罗荣桓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达到了他军政生涯的顶峰。
直而见忌，儒将遭野心家迫害，乌云不能永远蔽日，将军终得平反
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有儒家的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名将不乏“儒将”。作为“儒将”的代表，谭政大将则更是有名的“夫子”。人们称他为夫子，不是传统的那种满嘴“之乎者也”、行为迂腐的夫子，而是赞誉他为人做事很有学者风度，很有知识分子的刚直，这种刚直使将军的后半生饱经风霜，这主要表现在他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
1959年夏，庐山会议和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由和谭政共事多年的林彪继任国防部长，但谭政没有随波逐流，刻意和林彪保持一致。1960年1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高干会议，谭政在发言时着重汇报部队文化教育的情况和经验，没有“应景”地去批判彭黄的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部署部队“反对彭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时，他起草一个总政通知，指明斗争的主要对象应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对其他人都重在教育。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遭到和他共事多年的林彪的忌恨，指责谭政同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错误路线“和平共处”，在政治工作方向上发生“严重偏差”。
◆1955年2月，谭政同夫人及孩子合影。
1960年春，当业务部门向他汇报，拟不同意一篇以肉麻言词吹捧林彪个人的《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一文在军队刊物上发表时，他深以为然，文章当年就没有刊登出来。林彪闻之，怒火又起。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大喊“主要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妄图废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时，谭政大声疾呼：“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并倡导制定了军队院校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三门课大纲。无疑，谭政此举，使林彪对他是怨恨弥深。
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终遭林彪的陷害，给他强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抵制新军委和林总”“对林总的指示‘雷打不动’”“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贯彻执行彭黄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批评谭政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不是“举着”而是“扛着”。会上，最终通过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
好心的朋友劝谭政说，“你和林总总算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你的一些话林总有意见，你去认个错不就得了？”当时，他茫然地点点头，结果当然没有去。
1961年1月，谭政被撤销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改任总政副主任（罗荣桓复任主任）。同年3月16日，他的革命引路人陈赓大将病逝，噩耗传来，谭政痛哭失声，但痛哭过后是政治上的更加成熟。1963年12月16日，政工元帅罗荣桓逝世，谭政又少了一个可以共话的老战友，痛苦不堪。1965年11月，林彪余恨未消，又将谭政调离军队，“发配”到福建省当副省长。椅子还没有坐热，“文革”的风暴就来了。他先是被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造反派”抓走，后来被揪回北京作彭德怀的“陪斗者”，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最后被关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8年……
乌云不能永远蔽日，1975年8月，在叶剑英、邓小平过问下，谭政又穿上了他无比喜爱的绿军装，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79年3月，谭政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磊落行径，最终换来了对自己的最终平反。1986年6月，在谭政80寿辰时，徐向前元帅代表中央军委致贺信：“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1988年7月，谭政因赫赫战功，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11月6日，谭政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1989年11月，中央军委专门下文，正式确立谭政为我军建军史上的33位（后增补为36位）军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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