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不能不提到的一个名字是：梁启超。
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一直以为梁启超只是“康梁变法”的那个维新派——自然，对于封建王朝，他的思想算是新的。而在那“主义”、“流派”更迭迅速的年代，当革命派走向历史舞台，梁启超应该要阻碍历史进步了吧。
真是误解他了，他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一位。
他曾是保皇党、改良派，但后来当他发现袁世凯连“开明专制”都听不进去，而只是做着黄袍加身春秋大梦的时候，梁启超深刻检讨，转向革命，成为护国运动的策划者和领导者。
他是前清举人，但崇尚科学。为了不让民众对西医认知偏颇，影响先进医学在国内的推行，他让家人隐瞒自己被西医误诊的事实。
为开启民智，他在短时间内撰写出《欧洲战役史论》，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预料到德国必败，他建言政府对德宣战，让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
梁启超也是“五四运动”的点火者。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
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筹措了10万元经费，挑选一批学者专家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游历考察。
1919年2月，梁启超一行到巴黎，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
2月16日，在梁启超的授意下，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成立，推举出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等十位理事，其中林长民为理事长。
3月中旬，身在巴黎的梁启超致电国内的汪大燮和林长民，报告巴黎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该年3月24日，《申报》登载了梁启超的电文：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
4月30日，梁启超为青岛问题致电国民外交协会，5月4日的《申报》登载了其电文：“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5月2日刊载在《晨报》上。其中最震动人心的是如下一段文字：
“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文章最后表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林文慷慨悲壮，语调激昂，仅300余字，却不啻一枚重磅炸弹。
当日，外交委员会紧急开会，议决拒签和约，拟就电稿，转国务院拍发给中国代表团。而总理钱能训却另具密电，命令首席代表陆徵祥签约（陆此前电报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赔偿损失等有所不利）。
林长民有一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当晚即将此情告知林氏。
5月3日清晨，林到外交委员会报告。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出席，作出运动决议。
另一面：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
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决议四项办法。
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值得一提的是，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实乃一大误区。
五四运动是纯粹的外交运动，以及由外交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后来也波及到了文化领域。
而新文化运动则纯粹是知识分子导演和发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运动的主体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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