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多次说过：“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给我投了关键的一票。”其实，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主要是王稼祥是第一个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骨干，毛泽东也多次称赞洛甫（张闻天）是“明君”。
除了王稼祥和张闻天之外，毛泽东还深深感激另一个人，那就是康克清。她在长征途中任特务队和担架队长期间要求特务队绝对保证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安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使毛泽东有充足的时间争取洛甫、王稼祥，这一点好像被修史的学者完全忽视了，而康克清也从来没向外人谈及此事。
1934年10月10日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军总司令、中央军委主席朱德签发了转移的命令。
红军一路冲破三道封锁线，第四道封锁线是潇水和湘江蒋介石下令：要凭借这两个小“天堑”，困死“朱毛共匪”。
康克清是红军总部特务队的指导员，特务队的职能很重要，负责中央军委领导贴身警卫员的行政管理工作，实质上是中央军委的警卫队，仅名称叫法不同而已。特务队队长是潘开文，他同时还兼任朱德的警卫员。作为一名女干部，康克清自己要过江，还要掩护和保卫党中央各机关过江。
红军渡过了湘江，是用几万健儿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渡过湘江后处境仍十分艰难，日子并不好过。
康克清随着红军总部往前走，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紧跟其后的中央机关，隐隐约约地看到几个人和几副担架，慢慢地她认出那是毛泽东、洛甫、王稼祥。
毛泽东当时的职务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相当于挂名的国家主席，不理政务工作；洛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负责行政工作；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们三人都生病，王稼祥病得最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弹片四溅，伤了他的腹部，大肠穿了个洞，只好用橡皮管接通，用以排泄，疼痛的程度可想而知，痛得无奈之时就从口袋里摸一粒像黑黄豆大的鸦片，吞下它，抑制着伤痛。
当他们三人来到康克清面前时她抢上一步，首先伸出手示意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右手拄了一根拐棍，赶忙换到左手，亲切地伸出右手用力地握住康克清，摇了几下说：“康大姐，你辛苦了！”
康克清一边对毛泽东说：“没什么，我身体好，挺得住”，一边又与洛甫握手。
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不能下来，想勉强支撑着起身与康克清握手。康克清看出了这一点，招手示意，让他好好休息。
一向幽默的毛泽东，开口问道：“康克清同志，你怎么还在这后面呀！后边更危险，你应该走在前面一些。”
“毛主席！”康克清答道，“我是‘收容队’的指导员，你还不知道吧！你们走在后面的，都听我指挥，归我管。我对你们要负责到底，这是周副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军令不能违呢！”
“啊！我明白了，”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你好厉害哟！‘收容队’的指导员，‘收容’到我们病号这里来了！”
“王主任，你的伤好些了吗？”康克清关心地问王稼祥。
“好是好些，还要那小‘黑黄豆’止痛，还不能下地走路，辛苦了担架队的同志们！”王稼祥伤感地回答。
康克清看到这一问引起了王稼祥的悲哀，连忙补充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可更好地干革命。王主任不用担心，有我们在这里，一定负责保护你的身体，年青的同志作担架员吃得消。”
正当他们谈话之间，忽然听到后边远远的地方，传来了几声枪响。
“前面的同志们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他们先走！”康克清下了命令。
“没必要，”毛泽东说，“还是你们先走，我们在后面跟着。”
“不行！”康克清用带命令的口气回答，“请中央首长先走，这是规定，不得违抗！我们的责任就是保证首长的安全。”
“呯呯——”前面又传来了一排枪声，同时先锋兵回到康克清面前报告，发现前面的一个山头上有敌人埋伏。
“这是怎么回事，枪声来自哪里？”王稼祥不解地问，“谁在这里负责指挥呢？”
“王主任，”康克清上前说，“是我在这里负完全责任，请你们放心吧！”
毛泽东也接过话头说：“有康大姐在，怕啥子嘛！”
接着，康克清迅速把毛泽东等人安排隐蔽起来，担架队退到安全的地方去，命令中央机关暂时停止前进，迅速执行行军纪律，不得有误。
她自己怎样呢？没有隐蔽，而是带着一队士兵冲到了最前而，亲自去观察敌情和地形。寻找战机，歼灭进犯之敌。走了几百米远以后，她用一棵大树作掩体，看清了山下有一股敌人，正往山下冲来。康克清把手一挥，战士们跟她一起冲向山边的几个小土包，卧倒在地，架起枪支，准备消灭敌人。她还派人送信给前面的警卫队员们，请他们从左路包抄敌人。
正在用兵之时，她率领的特务队主力跟上来了，接受其指挥：“你们要从左路迂回进攻，要重重杀伤敌人，又要注意减少自己的伤亡。另外，你们要注意，红军司令部有人也会从左路攻击，支援你们，千万小要发生不应有的误会。要看清情况。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是消灭多少敌人、缴获多少物资武器，而是保卫中央机关首长的安全，保卫毛主席，解除中央机关的危险。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敌人逃跑了，不应追得太远。应立即回来，听从新的命令。”
特务队主力领命冲上前去，她又对身边的战士们说：“中央机关的首长都在我们身后，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顶住，即使拼上我们的性命，也不能让敌人向我们这边冲来！”
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齐声说：“放心吧！指导员！有我们在，就有中央首氏的安全。敌人别想从我们眼皮底下了溜过！”
敌人发起了进攻，子弹密集地飞奔过来，还传来了“抓住朱毛共匪”的喊声。康克清看在眼里，怒在心头，她看准冲在最前面的敌军小头目，一扣扳机将那家伙们打倒在地，脑浆四溅。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战士们瞄准敌人，一连毙倒了几个敌人。
白匪头目看到此况立即停止了冲锋，再也不敢上前送死。
正在这时，红军司令部和特务队主力追上来了。敌人掉转屁股，拚命跑了回去。康克清急令收兵，不得追击。回去的敌人又继续占据山头要道，不肯放弃。
康克清对战士们说：“看来，得用点计谋，硬着头皮从正面攻难以达到目的，必须采取背后捅一刀的包抄战术。”她把特务队主力排长叫到身旁，耳语了一阵。排长会心地笑了，向她竖起了大拇指，带领一排人依计而行。
又是一阵敌人的子弹扫射而来，弄得烟火、尘土飞扬。康克清还是那么沉着，任凭敌人步步逼近。等白匪走到仅五六十米距离时，她对身边的班长说：“你打右边，我打左边！”
话音刚落，战士们的枪声“叭，叭，叭……”响个不停，又击倒了几个白匪。当敌人准备撤退时，他们的后方几百米处响起了枪声。敌人还没有会意这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弟兄们支援他们来了。但是，康克清心里高兴，知道这是特务队的主力抄了敌人的后路，致使敌人腹背受敌。
等敌人看清是怎么回事时，为时已晚，顿时，白匪们毫无斗志，拼命逃跑，作鸟兽散。有的战士看到敌人四散逃走，冲上前去想一举消灭敌人，康克清制止了这种鲁莽行为，命令他们回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
康克清自己当时怎样想呢？解放后她对人说：“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不是闹着玩的，有人说，这次突发事件，如果不是康克清沉着镇静，指挥有方，那将会出现一个不堪设想的结局。
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看到康克清后说：“中央机关的担架队长一病，不能工作，请你负责一下担架队。”
她对这一任命，实感意外，本来特务队的责任已够重够大的了，现又加上担架队，岂不更难吗？但是，她没有推辞，又挑起一副重担——担架队非同小可，坐担架的有一部分是负重伤的红军指战员，大部分是生病而无法行走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高级领导人，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丝毫马虎。
由于这一职务，康克清与毛泽东等接触更多。多年以后，她才彻底弄清楚，他们三人后被称为“中央队”或“三人团”，“三人团”的核心是毛泽东，他们酝酿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前途问题。有了“三人团”，才有了遵义会议，才有中国革命的希望，才有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的契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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