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代表香港文化的,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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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代表香港文化的,是他們

香港的街頭,總有一種中西方文化交匯的味道。/ 盧修遠


金庸去世後,還有誰能代表香港文化?其實,金庸代表的並不是香港文化,香港真正的本土文化是植根於市民生活的,不離地,不扮嘢,不肉麻。

作者/ 阿柒 排版/ 蘇煒


2018年,香港文藝界極盛風華中的群星接連離去,所有見證過這片飛地風流的人,心內大抵都有幾聲嘆息。

這種“港殤”的集體情緒,到金庸離世時達到高潮。

可是,仔細一想,你會發現,無論劉以鬯還是金庸,鄒文懷還是高琨,都沒有多少香港本土文化的基因。

他們是南來的海派人士,來香港以前已經在上海學成。對他們而言,香港這片土壤的作用,不在發芽生長,而在開花結果。

金庸,在香港發光發熱,然後站上華人世界獨一位置,固然足以支撐香港文藝的門面。可是,打開金庸的武俠小說,你可以看到純正中文和家國情懷,江湖俠義和兒女情長,獨獨看不到任何香港本土的影子。

什麼才是真正的香港文化?

香港地,向來接地氣,宏大敘事太離地,港人反而會覺得“骨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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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如何接地氣法?全在標誌性的街頭霓虹燈牌裡了。/ pexels


01

許氏兄弟:香港喜劇與粵語流行歌


1976年的夏天,很多香港人在結束一天工作之後,趕回家追看電視劇《書劍恩仇錄》。

那是TVB第一部改編自金庸小說的武俠電視劇,主角配角全是當時的一線花旦和小生,可謂真正意義的大製作。首播之後,這部劇居然還紅到了東南亞,鄭少秋也變成了“秋官”。

但是,這一年,最紅的男藝人,並不是這位古裝劇第一小生。1976年底,許冠傑推出第三張粵語專輯《半斤八兩》,“賣到要搶”的熱銷程度,標誌著香港粵語流行歌市場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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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知道許冠傑演過的令狐沖,而不知道許冠傑在粵語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1990版《笑傲江湖》


在此之前,香港流行音樂市場仍然是英文歌的天下。許冠傑的歌,不避俚俗,描述草根生活內容和草根市民心態,直面社會,針砭時弊,締造了粵語流行歌的神話,讓香港流行音樂開始本土化。

《半斤八兩》之所以成為神曲,完全有賴於當年一部同名神片。1976年,由嘉禾公司出品,由許冠文導演,由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主演的喜劇《半斤八兩》,首輪公映就打破了香港開埠以來的票房紀錄,成為整個1970年代香港最賣座的電影。

許氏喜劇打破了邵氏電影對上海文化傳統的延續,令香港電影有了本土文化的生機。動不動就“發威”的老闆,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的“打工仔”,形象生動具體,進一步令主題曲《半斤八兩》的流傳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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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斤八兩》裡趙雅芝還是年輕的小姑娘,就像那個年代,一切都是剛剛開始的模樣。/ 電影《半斤八兩》


上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處於高速增長期,香港人奉行“多勞多得”,恨不得“星期一做到星期七”。每個打工仔都渴望出頭,每個打工仔心中亦有很多無奈。

在香港鑽石山長大的許氏兄弟,自然感同身受。他們從廣州來到香港,就一直在“捱窮”,小時候窮到飯都不夠吃,兄弟幾個要跟著運米貨車,一人拿螺絲起子戳穿米袋,一人用盆子接漏下來的米。

因此,許氏兄弟打小就明白,凡事一定要靠自己,一定要真功夫,沒人能幫你。他們的心聲,就是小市民的心聲。他們的成長,就是香港普通市民的日常。


02

肉麻的英雄:不可能是香港日常的歌頌


1986年,吳宇森執導的《英雄本色》上映,以3465萬港幣打破香港電影票房紀錄,港式英雄片席捲整個亞洲。現在韓國的70後依然對香港有一種仰望,完全來自於當年對周潤發和張國榮的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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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那部《無雙》獲得成功,多多少少帶著《英雄本色》暴力美學的影子。/ 電影《無雙》裡的發哥重新用兩肩托起了步槍。


吳宇森的英雄夢想,顯然受到師傅張徹導演的影響。成長於上海的張徹,在接觸電影之前,是個從政的少年。後來,他所塑造的電影英雄都有幾分浪漫、悲壯和至死不屈,比如獨臂刀王,多半和他早年經歷有關。

弟子吳宇森,無疑將英雄電影推向了另一個高峰。但在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類型電影也不過各領風騷好幾年。觀眾還買港式暴力美學的賬,但很快就不再做什麼英雄白日夢了。

生活那麼艱難,哪有那麼多英雄啊。比起吳宇森,香港人可能更愛周星馳。

相比無厘頭喜劇片前輩許冠文,周星馳顯然走得更遠。不管是小偷、騙子、差生、屠夫,還是警察、秀才、專家、大狀,他們一律庸俗、好色、不負責任。英雄變成癩蛤蟆,愛情變成痴心妄想,警惡懲奸變成順便為之,山盟海誓變成油嘴滑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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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的很多喜劇細讀下去,都有悲劇的意味。/ 電影《喜劇之王》


這樣的周星馳,太對香港人的口味了。在規矩大過天的香港,人們對秩序的敬畏多於英雄。人人都像螞蟻一樣,進進出出擠擠挨挨,七情上面都很難,歌頌英雄這麼肉麻的事就更難了。

至於江湖大佬嘛,郭靖、喬峰那樣的人物太虛無了,還是灣仔的陳浩南和屯門的山雞哥更香港。

後來,陳果連黑幫英雄的情懷都捨棄了,以反英雄的方式展示黑幫小混混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非常震撼的本土製作《香港製造》,既有青春反叛,又是草根真實。兩位主角,都是在公共屋村成長的邊緣青少年,他們每走一步,都有囚徒一般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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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鞍華導演的那部著名的文藝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背後,有王晶的投資身影,這是王晶的複雜性,也是香港電影文化的複雜性。/ 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


王家衛和王晶,固然都是“香港製造”。但如廣州學者胡文輝所言,他們是香港電影的兩極,“一個風花雪月,一個屎尿屁精”。王晶迎合大眾,媚俗;王家衛迎合小資,媚雅。

反而是新世紀之後的彭浩翔更香港,不扮嘢,不肉麻。

處女作《買兇拍人》,可以說是千禧年之後最有新意的黑色喜劇了,荒誕之中流出人情味;小情小愛的《志明與春嬌》,將現代都市愛情融合到香港全面禁菸的政策背景之中;《維多利亞一號》除了發展出獨有的暴力美學,還延伸出更現實的香港樓市問題。

看了這些電影,你會覺得彭浩翔就是“香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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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第一次到香港的人,可能會失望於它看上去沒有那麼現代。


03

香港本土的都市詩意


舊日文青追捧王家衛的文藝腔,今日來看,多少有點墨鏡式的做作。

不過,2000年墨鏡王炮製的《花樣年華》,倒是真文藝了一把,據說故事靈感來自於劉以鬯的小說《對倒》。

這部小說蒙太奇的描述手法,固然將一幕幕充滿地方色彩的南方海洋城市場景展現了出來,但文字氣質上仍然散發著濃郁的上海摩登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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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花樣年華》中的經典鏡頭,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香港文化的代名詞。


在這個人群密集的城市,緊張,有序,大家都趕著賺錢,人們面無表情地排隊等小巴,排隊等地鐵,排隊進公司,排隊吃飯,排隊飲茶。

這麼逼仄的時間和空間,哪裡能在本土生成沒錢的什麼鬼文藝?這也是人們時常詬病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原因。

雖然每年香港書展都會吸引上百萬人參觀,但香港本土純文學作家的書依然賣不太動。香港作家平日裡舉辦講座,觀眾時常只有小貓三四隻,多的時候也不過幾十人。在香港,純文學小說能賣到3000冊,已經是很暢銷了。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如果一個作家能夠忍受這樣的孤獨,其作品必然不會是偽文學。他們書寫香港的詩意,也必定沒有絲毫做作的成分。畢竟,這樣的做作並不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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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為逼仄的城市空間,香港的詩意之下,都有一層壓抑的底色。


比如董啟章,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作家,屬於現代主義一脈。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的小說常常以城市書寫作為切入點,從《安卓珍尼》《學習時代》到《夢華錄》《博物志》,他的經驗和想象全都離不開香港。

至於現實主義一派的純文學作家,寫得出妖嬈的《胭脂扣》,黃碧雲也能以《列佬傳》切入灣仔的江湖歲月。唐睿的小說則關注底層,時常重現1980年代的香港平民生活,真實,有心。

香港本土文藝,有時可以先鋒到嚇死你。比如幾十年如一日、不考慮市場因素的進念·二十面體。他們是香港的實驗藝術團體,三年前創作的實驗劇場《看不見的城市》頗有深意,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個開放的舞臺,它們都是香港。

因為逼仄,香港有了頗具想象力的城市空間,香港人有了犄角旮旯的城市詩意。

2004年,香港本地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在觀塘一座現已清拆了的舊工廈頂樓的教會場所舉行了“情留暑假音樂會”,全場爆滿。

十數年來,他們可能是最多產的本地獨立樂隊,而且在大中華區頗受歡迎,前提是他們一直堅持唱的是“香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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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藝和市井 ,正是香港文化的多層視角。/ pexels


在香港,My Little Airport只算是小眾口味,但走出香港,小飛機場卻成了一種現象。微妙的是,這是在香港流行音樂一蹶不振之後。

很多遊客去香港,還會到他們歌中提到的地點打卡,比如下亞釐畢道、牛頭角、九龍公園游泳池、信和中心、美孚、北角、歌賦街……還不忘在每年一次的音樂會上調戲樂隊主創林阿P。

其實,他們的音樂很難定義。你視他們為小清新,但阿P的諷刺筆力常常一針見血;有時入耳的是清雅的小品,現場又變成迷幻的搖滾;一時覺得他們的歌很詩意,一時歌曲的用詞又好粗鄙;你說他們的歌很幽默戲謔,但他們很多時又相當文藝。

唯一可以下的定義,大概就是“很香港”了。

只有香港本土生成的想象力,才能製造出“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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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之珠,燈火閃耀。/ Jorge Ferná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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