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的命運最終也將成為國家的命運。——
弗蘭茲·皮克”
自美國成立以來，商人、政府官員、經濟學家和記者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拓展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的貿易，以使美國經濟增長受益。他們經常尋求在美國和中國的貨幣體系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繫，以幫助促進這種貿易。
19世紀和20世紀的中國官員有時抵制這些美國的提議，有時試圖吸引美國支持中國的貨幣，因而反過來又支持中國政府。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美貿易急劇增長。然而，到了20世紀末到20世紀初，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成為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緊張關係的根源，美國國會中的許多人都試圖將中國標為“貨幣操縱國”。
實際上中美貿易關係中的貨幣問題已經存在了200多年。
美國與清政府的早期貿易
中國皇后號
1783年，中國皇后號商船駛離紐約港，開往清朝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廣州。此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帝國之一，其貿易商品——茶葉、絲綢、瓷器——在世界各地受到熱捧。新獨立的美國希望成為這一貿易的一部分。
在美國“革命財政家”羅伯特·莫里斯的支持下，中國皇后號離開了新成立的美國，用毛皮、人參和其他商品在廣州進行貿易。這艘船的貨物還有其他東西：超過20,000枚西班牙銀幣。美國人帶來的商品不足以購買他們希望購買的產品。交易商不得不用西班牙銀元結算剩餘的款項。
美國在廣州的第一個使領館被稱為“美國花園”
從墨西哥城到馬尼拉，西班牙銀元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全球貿易中自由流淌。在美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把它們作為他的《鑄幣報告》（Report on the Coinage）的重要參考點，該報告最終將美國置於複本位貨幣之上。事實上，西班牙和後來的墨西哥銀幣（又叫“墨銀”或“鷹洋”）是在19世紀50年代美國的法定貨幣。
西班牙銀幣是彼時中國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金屬儲量並不顯著，所以需要進口，首先來自日本，然後來自美洲。（銅幣通常用於本地貿易，而銀幣則用於區域間和國際貿易中。）
從目前的角度來看，清代貨幣制度可能顯得繁瑣複雜。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中國皇后號獲得鉅額的利潤。
聽到這個消息，約翰·亞當斯（美國第一任副總統）寫信給約翰·傑伊（美國首任首席大法官），說“給美國商人最好的建議莫過於儘快地將他們的貿易推向東印度群島。”。商人們聽取了這個建議，紛紛啟程前往中國。
銀幣之縛
康斯托克礦脈
十九世紀，清朝遭受了外國戰爭和內部叛亂。而美國在經歷了內戰之後，踏出了邁向國際經濟強國的第一步。
白銀越來越多地將這兩個國家聯繫在一起：美國在內華達州發現康斯托克礦脈之後成為該金屬的主要生產國之一，而清朝是像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一樣保持銀本位的人口最多的地方。於是美國轉向了黃金。
經過多次討論和爭議，美國在1870年代轉向了金本位。1873年的《鑄幣法》禁止銀錠持有者再將擁有的白銀送至美國鑄幣局打造成擁有完全法定貨幣地位的標準銀元，美國的金銀複本位到此劃上句點，全面進入金本位時代。
此後不久，《鑄幣法》就因為其批評者聲稱暗中將美國置於金本位而被稱為“1873年的罪行”。隨著威廉姆斯·詹寧斯·布萊恩和其他人猛烈抨擊金本位，該法案最終構架了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美國經濟和政治辯論。
但是，1873年的《鑄幣法》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它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硬幣，即美國貿易銀幣，用於與中國的商業往來。
此前的美國銀元並不受中國商人的歡迎，他們仍然喜歡西班牙或墨西哥銀元。
來自墨西哥的1888年“貿易銀幣”，中國商人制作了多個“印章”標記來驗證其真實性
隨著康斯托克洛德銀礦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礦藏之一，同時隨著美國走向金本位，貿易銀幣就意味著美國銀的出口。美國政客和商人希望這種新硬幣能成為中國商人的貨幣選擇。
美國貿易銀幣在中國南方的確找到了一些立足點，在那裡銀幣是普遍使用的，但是銀幣被中國商人蓋上了戳，以證明那是一枚真正的硬幣。美國官員抱怨說這是對一枚美麗的硬幣的玷汙。有一些貿易銀幣因為比當時流通的許多其他硬幣重而落入熔爐，因為貿易銀幣裡含有更多的銀。
帝國主義與中國貨幣
十九世紀末，清朝連遭打擊。
1895，日本在第一次甲午戰爭中打敗了清朝。清給予日本多項讓步，還必須支付鉅額賠償金。數年後的1900年，義和團起義，但最終被由八國聯軍打敗。後來，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得到了清朝的另一項鉅額賠償。
在20世紀頭20年，由於歐洲國家、日本和美國在借錢給清廷以及中國應如何改革貨幣以促進貿易方面進行合作和衝突，中國成為大國政治競爭的中心。
一副1898年的漫畫描繪了門戶開放政策
隨著清朝的蹣跚前行，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的政策。國務卿約翰·海伊提出該政策的目的是為所有國家提供平等的與中國的商業機會。海伊希望阻止任何帝國勢力對中國的貿易、政治和行政行使專屬權力。然而，美國缺乏執行其願景的手段。
美國試圖實現門戶開放政策的一種方式是向清朝發放貸款。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清朝用借來的錢償還債務。
清朝是一個很好的借款人，沒有拖欠任何款項。清朝官員也很精明，經常往來於不同的歐洲國家的銀行家之間，利用這些銀行家之間的競爭，以獲得更好的條件。歐洲銀行家本身也不是傻瓜，很快就組建了一個銀行財團，這樣清朝不再能夠就更好的交易進行單獨談判。
美國政府希望美國銀行家加入國際財團。當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1909-1913）奉行“美元外交”政策，要求外交官和銀行家共同努力，向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國家和項目貸款。
1910年，一個由摩根大通領導的美國銀行財團同意向清政府貸款，用於滿洲的發展，並改革中國的貨幣體系。對於清朝來說，貸款的目的顯然是政治上的。清政府試圖通過吸引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進入東北地區來平衡日本在東北地區日益增長的勢力。
1910年後不久，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的銀行財團逼清政府訂立借款修路合同，該合同是在1912年清朝垮臺之前不久簽訂的。
那一年也是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總統時美國政治中的重要一年。上任後，他承認了在夏威夷受過教育的孫中山領導下的新生中華民國，並將美國從剛剛加入的國際銀行聯盟撤回。
此時清朝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岌岌可危。清朝重要軍事人物袁世凱奪取了孫中山的權力，孫中山最終逃到日本進行重組。袁世凱在國際銀行聯盟的幫助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鞏固了權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東亞政治的輪廓。日本加入了同盟國的衝突，佔領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以及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的青島港。
日本政府不久就向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的文件，這份文件將使日本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事務擁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權。袁世凱一方面拖延時間，討價還價，另一方面依靠洩露內容來製造國際反對，以便避開最糟糕的條款。
當時世界大多數國家都關注著歐洲的衝突，日本則乘機試圖利用中國日益動盪的局勢。袁的侍從和同僚後來爭奪權力。日本再次試圖利用這種局面，安排商人和中間商西原龜三在袁世凱的一位同僚領導下，與名義上的國家政府簽訂多項貸款協議。
其中一筆貸款涉及貨幣改革，並明確指出，在新興貨幣集團中，人民幣將與日元掛鉤。
這一步激起了美國的反對意見。1917年，美國駐北京公使館在給中國政府照會中提出，美國保留對中國幣制借款合同的權利和利益，“1903年和1910年中國政府直接向美國政府而非向任何個人提出的幣制改革借款的要求……，為美國政府造成了對這一計劃的利益，因而，關於中國政府實現這一計劃而擬採取的任何行動，都應考慮到美國。這項利益，美國政府從來未放棄。”，並抗議最近的貸款協議。
中國民眾也起而抗議西原的貸款條款。與此同時，美國外交官和銀行家採取措施重新進入和改革在第一屆威爾遜政府開始時留下的國際銀行聯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世界各國領導人在凡爾賽開會，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時，銀行家們正在努力達成一項改革國際銀行聯盟的協議。
《凡爾賽和約》簽署之後，中國繼續破裂，軍閥割據。
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國民黨鞏固政權的時候，中國仍然是銀本位貨幣體系。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隨著大多數國家採用某種形式的金本位，白銀的價格持續下跌。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金屬的價格上漲了，但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卻下降了。
這一趨勢使中國的出口更便宜，反過來也提高了來自國外的進口價格。隨著大蕭條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席捲全球，中國最初避免了最壞的影響，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沿用了舊時的銀本位，對外貿易是使用白銀結算，銀本位與國際金價不掛鉤，白銀在國際上不是貨幣，而是與銅一樣的金屬。當國際金價恐慌變動時，中國幣值與之無關，進而使得中國經濟不受危機影響。
然而，一些美國政客對白銀在中國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美國在控制人民幣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新的、更緊迫的方向。
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來自內華達州主要產銀州的參議員Key Pittman這樣解釋大蕭條：因為銀價太低，中國人負擔不起從國外進口貨物，尤其是從美國進口貨物。銀價下跌導致可能賣給中國消費者的產品過剩，商業活動放緩。
他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採取行動，以高於市場價格購買白銀，提高白銀價格，中國普通消費者將能夠負擔得起世界產品，而緩慢的經濟狀況將結束。
正如Pittman在1930年代初給一位熟人的信中所解釋的那樣，“如果白銀穩定在合理的價值以滿足東方人的需求，那麼他將放棄白銀，生意將繼續下去。然而，如果穩定值太低，他的白銀將保持原樣，不會有貿易發展。”
Key Pittman
Pittman對大蕭條的解釋以銀價和中國為中心。他認為，他的提議將有益於中國、世界經濟，以及銀生產國。
不過中國許多人反對Pittman的論點。反對者認為白銀價格的人為增加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銀在國際市場上比中國硬幣更貴。在這些條件下，銀將流出中國。由於銀在中國是貨幣，所以減少銀會導致通貨緊縮，這正是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大蕭條初期所避免的。
中國的抗議和遊說努力並沒有阻止美國國會通過1934年6月的白銀購買法案。根據該法案，財政部將購買銀，直到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達到一定水平。正如Pittman所解釋的，這個想法是為了刺激金屬價格的上漲，從而提高世界特別是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Henry Morgenthau部長承諾執行政策，並開始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購買白銀。
可以預見的是，銀子很快就從中國流出了。
到10月份，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要求Morgenthau縮減銀購計劃。
孔祥熙的一位美國顧問Arthur Young猜測，中國的前途只有幾個選擇：它可以對白銀出口徵稅，這可能在短期內緩解局勢，但無疑會鼓勵走私。或者，它可以對其貨幣體系進行長期的改革。
1935，Morgenthau繼續購買白銀，中國官員策劃了他們的下一步行動。
法幣
1935年11月，中國政府宣佈銀本位結束，政府發行的法定貨幣“法幣”開始生效，法幣承諾將美元和英鎊的匯率維持在一定水平。中國的每個人都必須用白銀兌換新鈔票。
然而，一個重要的問題困擾著新的貨幣體系。中國大部分外匯儲備都是以白銀計價的，而不是美元或英鎊。既然中國已經控制了國家的銀，它就試圖把金屬換成外幣。不久，中國財政部長派遣銀行家陳光甫到華盛頓進行協商。
美國人不太清楚如何使用新的中國貨幣。它與英鎊或美國元掛鉤嗎？如果它確實與英鎊掛鉤，Morgenthau肯定不能通過購買銀來幫助中國人。同樣，Pittman和銀聯盟希望確保中國至少有一些白銀市場。
1936年春天，經過幾個星期的談判，Morgenthau和陳光甫就美國繼續購買白銀達成了協議。正如Morgenthau告訴陳光甫，由於美國是白銀的最大買家，而中國是白銀的最大賣家，他們兩人可以把白銀的價格放在他們想要的任何地方。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新的法幣仍然保持其價值，而且銀價走勢比許多外國和中國觀察家預期的要好得多。但1937年日本對中國的入侵不可逆轉地改變了這一點。
1937年的一元偽滿幣
1937年和1938年，隨著日軍橫掃中國東北，日本在其控制的地區設立了一些銀行，這些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並試圖破壞法幣的價值、聲譽和威望。
日本的入侵既是軍事戰爭，也是貨幣戰爭。
法幣的價值逐漸被侵蝕，然後急劇下降。國民黨通過印刷機為不斷增長的預算赤字提供資金，據說印刷機工作沒有中斷，需要不斷的紙和墨水來製作鈔票。通貨膨脹激增；它花了大量現金購買基本物資；不確定性和不滿情緒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黨在1948進行了最後一次貨幣改革，但沒有成功。國民黨很快就逃到了臺灣。
回顧這場貨幣之爭始末，我們依然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如果國家出臺經濟政策僅考慮本國國內局部利益的話，結果可能反而損人不利己。兩國摩擦最終的解決之道，還是該回到合作的軌道，彼此攜手維持國際市場穩定，才能實現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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