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農業產業鏈一體化合作研究

摘 要：農業在中國與東盟對外貿易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於土地資源缺乏、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等不利因素的影響, 中國對東盟農業經貿合作長期存在貿易逆差、附加值不高等問題, 中國—東盟農業經貿合作迫切需要轉型升級。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 國際分工的層次從產品分工深入到生產的全球價值鏈分工, 中國-東盟農業生產與貿易也要嵌入全球價值鏈, 通過對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發展現狀分析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對東盟農業經貿合作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問題, 最終提出通過五個方面全球價值鏈升級路徑實現中國-東盟農業產業鏈一體化。

引言

農業是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的先行領域和重要內容。自2004年1月“早期收穫”計劃實施以來, 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總額由2004年的58.34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305.6億美元, 年均增長38.55%。隨著“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和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實施, 中國與東盟貿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程度不斷提高, 帶來雙邊農產品貿易快速增長。但面對日益增長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資源不足等瓶頸, 中國與東盟雙邊農產品貿易單靠“數量型增長貿易模式”難以持續, 農產品貿易逆差問題自2002年出現後便長期存在, 且逆差規模有擴大的風險, 並且雙邊農產品貿易總額自2012年增長速度回落, 更重要的是雙邊農產品貿易還面臨著農產品附加值不高、農產品貿易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如不及時轉變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增長方式, 勢必會使得其陷入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鎖定”和“被俘獲”的危險境地。

隨著世界分工體系的深化與國際貿易形式的演變, 國際貿易與生產的格局也正經歷深刻的變革, 當前國際貿易與生產由傳統的產業間和產業內分工走向以“產品內分工”為主的生產網絡形式並迅速發展, 商品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正上升為當今世界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全球價值鏈的概念最先由邁克爾·波特提出, 先後經過科洛特、格里芬、斯特恩等人發展, 經歷了價值鏈到價值增加鏈再到全球商品鏈概念的發展階段, 直到2001年格里芬最早提出全球價值鏈的基本概念, 並提出了全球價值鏈的基本理論框架。全球價值鏈是涵蓋研發、設計、生產、組裝、包裝、營銷、配送和售後服務等全過程的各個環節形成價值節點的鏈條, 按照產品生產流程連接這些價值節點形成了全球生產網絡。隨後Kaplinsky、Raphael、Morris、Messner和Schmtiz進一步發展, 對全球價值鏈理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1-5]。近年來, 國內外學者對此開展了大量研究, 研究方向涵蓋全球價值鏈的效應、升級、治理和增值能力等方面, 主要涉及製造業、貿易服務業等多個行業, 但對於作為各國產業和貿易重要組成部分的農產品全球價值鏈問題的研究較少。

關於農產品貿易價值鏈的相關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是:戴化勇等從有效的農產品價值鏈管理方面進行了研究, 認為農產品價值鏈管理需要兼顧農產品價值增值和價值鏈成員價值分配與關係協調等多元目標[6];黃陽等以新疆番茄產業為例研究了全球價值鏈對中國農產品加工業升級的影響, 提出歐洲大型零售商作為價值鏈驅動者對整個價值鏈治理和升級的作用, 並提出新疆番茄加工業產業升級策略[7];劉林青等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研究了中國農產品產業國際競爭力, 提出涉農外企對改變國內農產品產業價值鏈基本架構的影響, 並提出必須提升中國農產品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建議[8];張華等指出農產品貿易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比重相對較低, 提出農產品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桎梏, 最後提出提升價值鏈存在層次、靈活選擇價值鏈驅動模式以及其增強農產品生產經營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有效性等對策建議[9]。基於此, 本文開展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全球價值鏈問題的研究, 從全球價值鏈角度探討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並提出促進農產品價值鏈升級的路徑和對策。

1 中國-東盟農業經貿合作發展現狀與特徵

1.1 中國對東盟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發展迅速

2010年, 中國-東盟自貿區 (簡稱CAFTA) 建立, 有效地促進了雙邊農產品貿易的迅速發展[10], 其中中國對東盟進出口貿易總額2010年、2011年同比增長高達39.6%和32.3%。從2009至2015年6年間, 中國對東盟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由139.2億美元增長到305.6億美元, 增長了1.2倍, 平均每年保持著近20%的高速增長;中國對東盟農產品出口額由2009年53.4億美元增長為147.5億美元, 淨增長1.8倍;中國對東盟農產品進口額由2009年85.7億美元增長為158.1億美元, 淨增長0.8倍。從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對比關係看, 中國處於貿易逆差地位並長期存在, 但農產品出口增長速度要快於農產品進口增長速度, 雙方農產品貿易逆差規模不斷縮小, 農產品貿易逆差規模從2009年的32.3億美元下降為2015年的10.42億美元 (表1) 。

表1 2009年~2015年中國對東盟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情況

1.2 東盟國家成為中國重點大宗農產品進出口商品的最重要市場之一

根據對中國重點大宗農產品進出口商品的前三大市場統計發現, 絕大部分大宗農產品中前三大市場含有東盟國家, 其中中國重點大宗出口農產品前三大市場共30種農產品中有18種含有東盟國家。根據表2的統計可知, 2015年度中國重點大宗出口農產品前三大市場中, 農產品出口前三大市場含有東盟國家情況如下:中國蘋果出口的第一大市場和第二大市場分別是泰國、越南;中國柑橘屬水果出口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大市場分別是泰國、馬來西亞、越南;中國大蒜出口的第一大市場和第三大市場分別是印度尼西亞、越南;中國棉花出口的第一大市場和第二大市場分別是越南、印度尼西亞;越南是中國豆粕、玉米和羽毛羽絨等產品出口的第二市場、是中國大米出口的第三大市場;馬來西亞是中國雞肉和小麥出口的第二大市場;菲律賓是中國食糖出口的第一大市場;印度尼西亞是中國菸草出口的第一大市場;新加坡是中國紙菸出口的第一大市場等等。

表2 2015年中國重點大宗出口商品前3大市場含有東盟國家的農產品情況 (單位:噸/萬美元)

另一方面, 中國重點大宗進口農產品前三大市場共25種農產品中有7種農產品含有東盟國家。依據表3可知:越南、泰國分別是中國稻穀和大米進口的第一大市場、第二大市場;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分別是中國天然橡膠進口的第一大市場、第二大市場和第三大市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分別是中國棕櫚油進口第一大市場、第二大市場;泰國、越南分別是中國鮮、幹水果及堅果進口的第一大市場、第三大市場;還有馬來西亞是中國毛條進口的第三大市場、泰國是中國糖進口的第二大市場、老撾是中國玉米進口的第三大市場。相比中國大宗進口商品處於前三大市場的農產品中含有東盟國家的種類 (共18種) , 中國大宗進口商品處於前三大市場的農產品中含有的東盟國家種類 (共7種) 數量較少。

1.3 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市場結構分佈不平衡

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市場結構體現分佈不平衡性特徵顯著。根據表4, 從中國對東盟農產品的進口主要來源於泰國、印度尼西亞、越南和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以2015年為例, 從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進口結構來分析, 泰國、印尼西亞、越南和馬來西亞依次是佔中國對東盟農產品進口總額的比重最高的四個國家, 佔比依次是31.62%、25.6%、17.19%、15.81%, 四國加起來佔了中國對東盟農產品進口總額的90.22%, 而文萊、老撾、柬埔寨是佔比最低的三個國家, 分別佔比0.67%、0.14%、0.71%, 合計佔比1.52%。之所以差距這麼大, 是由於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越南農業資源豐富而且勞動力比較廉價, 這些國家RCA數值明顯大於1, 在農產品出口上具有明顯優勢, 而文萊農業資源匱乏、柬埔寨和老撾農業技術極為落後, 都不具有比較優勢, 出口競爭力弱, 所以出口佔的比重小。從發展速度來看, 越南增長最快, 越南佔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進口總額比重由2001的7.4%增長為17.19%, 而馬來西亞下降速度最快, 馬來西亞佔比從2001年的28.9%下降為2015年的15.81%;從中國對東盟農產品的出口主要國家分佈看, 中國對東盟農產品出口的前四大市場的國家依次是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尼, 其佔比分別為25.8%、23.25%、17.83%、15.81%, 合計佔比82.69%, 而其他六個東盟國家合計佔比不到20%。泰國的出口份額增長最快, 從2001年佔比8.5%增長為2015年25.80%, 新加坡和印尼下降幅度最快。

表3 2015年中國重點大宗進口商品前3大市場含有東盟國家的農產品情況 (單位:噸/萬美元)

1.4 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產品結構及特徵

根據表2和表3可知, 中國出口東盟國家農產品主要是蘋果等溫帶水果以及大蒜和棉花等溫帶農產品, 而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農產品主要是穀物、橡膠、棕櫚油、堅果等熱帶農產品。由此, 從進出口農產品產品結構來看, 中國出口東盟的農產品主要是果蔬類農產品和水產品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 而中國從東盟進口的農產品是以穀物、天然橡膠和棕櫚油為主的土地密集型產品。這主要是受地理氣候差異和地區資源稟賦不同的影響決定的, 中國大部分地區處於溫帶地區, 中國在生產和出口蘋果、梨、柑橘等溫帶水果和棉花等溫帶農產品上具有優勢, 而東盟國家大部分處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在生產和出口熱帶農產品上佔有優勢。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產業內貿易與產業間貿易並存, 在果蔬產品上具有競爭性, 在糧食和農資產品貿易上具有互補性。從農產品加工程度來看, 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以初級農產品為主, 而深加工農產品佔的比重極小。

1.5 中國—東盟自貿區發展推進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

1992年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 (GMS經濟合作機制) 誕生, 其中區域農業合作作為GMS經濟合作機制中的重點之一。為推動湄公河次區域農業合作, 成立了相應的工作組並一致通過了GMS農業部長會議部長聯合聲明, 由此給中國與越南等東盟國家在GMS農業合作帶來了巨大的收益。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10國共同簽訂《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標誌著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成立, 再到2015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的啟動, 帶來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高, 極大地促進了農產品貿易的發展。其中2004年1月1日正式啟動“早期收穫”計劃, 到實施結束, 總共有500多種農產品實行減稅或免稅;2010年1月1日, CAFTA全面建成, 受益於CAFTA建成帶來的關稅減免和貿易自由化, 中國與越南等東盟國家農產品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大量減少以及貿易自由化水平提高, 帶來雙邊農產品貿易增長迅速。

表4 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市場結構情況表

2 中國-東盟農業經貿合作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及問題分析

2.1 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所處全球價值鏈地位

從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在全球價值中的地位分析來看, 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以初級農產品為主, 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 與主要發達國家農產品生產與貿易在全球價值鏈處於主導地位形成反差。依據農業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微笑曲線”可知:農業的研發環節、品牌營銷環節附加值較高, 處於價值鏈的高端;其次是農業深加工及其上下游產品處於中游;而價值鏈最低端是農業種植業和初級農產品生產階段。當前發達國家利用其自身的資本和技術優勢, 掌控著農業的技術研發、品牌、營銷等高附加值環節, 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成為發達國家農業初級產品和原材料的來源地, 被牢牢地控制在農業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 中國部分農產品的生產與貿易的價值鏈不斷向中高端攀升, 近年來中國擴大對東盟國家農業物資、農業機械和農業技術的輸出力度, 不斷延伸農業產業鏈, 客觀上改善了中國在農產品貿易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 但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主要還處於以農業種植和初級農產品加工為主的價值鏈低端環節。

目前中國與東盟農業合作主要是種植業和畜牧業兩方面, 主要處於農業產業鏈的中游, 以生產初級農產品為主。大部分國內外文獻普遍認為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不高, 處於全價值價值鏈的種植和農產品初級加工等低端環節, 面臨著“低端鎖定”的風險[11-13]。因此, 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與生產都面臨著全球價值鏈升級的重要命題。

2.2 基於全球價值鏈的中國-東盟農業經貿合作面臨轉型升級問題

從全球價值鏈視角剖析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

(1) 處於全球價值鏈曲線的中段, 產品附加值不高。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的大多數產品的基本生產環節主要對應的是全球價值鏈曲線的中段, 即以初級農產品種植和加工為主的生產環節, 這個環節在全球價值鏈中增值最為薄弱。在中國-東盟農產品雙邊貿易中, 雙方以初級農產品進出口為主, 雙方農產品貿易面臨同質性和准入門檻低導致貿易強競爭性問題也突出, 導致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在全球價值鏈中利潤微薄, 貿易增長動力不足。

(2) 農業技術創新和技術輸出力度不夠, 制約全球價值鏈的攀升。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多停留在低技術、低附加值的初級農產品生產與加工環節, 多以農產品低成本為基礎, 而不是以創新為基礎, 由於農業產業化程度不高和農業技術水平不落後, 雙邊農產品貿易仍然依靠以量取勝的經營方式, 面對日益增長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瓶頸等制約, 光靠農產品數量型增長很難保證雙邊農產品貿易持續增長。

(3) 以採購者驅動型全球價值鏈的產品為主, 農產品貿易的營銷和品牌發展不足。結合Gereffi和Henderson的研究理論, 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屬於比較典型的採購者驅動型價值鏈。在採購者驅動型為主的農產品貿易與生產中, 以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主的大型農產品採購商是價值鏈中的領導企業, 憑藉強大的商業資本和依靠農業研發優勢、品牌優勢和市場營銷優勢, 牢牢控制全球價值鏈的核心環節並阻礙生產商在營銷和品牌方面的升級。由於我國農產品貿易在國際上沒有形成很好的區域品牌的龍頭企業, 大部分農產品在國家市場上無牌銷售或貼牌銷售, 導致農產品價值大量流向西方發達國家。

2.3 基於全球價值鏈治理的中國-東盟農業經貿合作升級路徑

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升級, 是指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與生產的相關企業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 依靠中國農業相關企業技術能力和市場進入能力, 進入附加值更高的價值鏈環節中。自Gereffi將產業升級概念引入全球價值鏈分析模式後, Humphrey和Schmitz等認為產業升級的途徑包括:流程升級, 即通過重組生產系統或引進更先進的技術, 以更高的效率將投入轉化為產出, 使生產過程更加有效率;產品升級, 即引入複雜的產品線, 增加單位產品價值;功能升級, 即通過改變在價值鏈中的位置而佔有更多附加值的環節, 如設計、營銷與品牌等;鏈條升級, 即利用在原行業某種優勢進入新行業, 移向新的、價值高的價值鏈。全球價值鏈下的產業升級的動力機制又可以分為生產者驅動、購買者驅動兩種類型, 可以利用這些全球價值鏈的升級路徑的框架具體分析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轉型升級的內在機制, 找到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升級的內在動力。

3 中國-東盟農業產業鏈一體化合作的路徑及對策

在全球價值鏈框架下, 中國-東盟農業經貿合作要向農業產業鏈一體化合作邁進, 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合理的嵌入全球價值鏈;二是如何向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攀升。當前中國-東盟自貿區農業經貿合作要積極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分工體系, 同時努力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攀升。

3.1 加大技術創新和技術輸出力度實現向全球價值鏈上游的研發環節的升級路徑

加強技術創新和技術輸出力度, 選擇基於技術能力的升級路徑努力嵌入全球價值鏈上游的研發環節。一是加大技術創新力度。既可以通過引進和吸收外資並通過合理的機制設計, 主動嵌入農產品全球價值鏈中高技術含量環節, 從而帶動中國自身農產品或加工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升。也可以通過我國加大自身農業技術研發力度, 通過採取有效措施提高我國出口農產品的深加工技術、農產品保鮮儲藏技術、冷鏈物流技術等農業技術, 增加出口農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同時組織技術力量, 挖掘和開發我國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農產品及其農產品加工的生產技術。二是擴大中國農業技術對東盟國家輸出力度。大力實施中國農業技術“走出去”戰略。加大對越南、緬甸、老撾等東盟農業技術落後國家的技術輸出力度, 在雜交水稻技術、農業機械技術、農產品加工技術、生鮮冷鏈技術等方面加強與東盟國家的技術合作。大力發展和推廣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農業技術示範項目, 不斷擴大中國農業技術的影響力。還可以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農業技術研發合作, 最終促進中國—東盟農產品生產與貿易重點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研發環節的提升。

3.2 加強市場能力和品牌建設實現向全球價值鏈下游的品牌和營銷環節的升級路徑

通過擴大農產品國際市場渠道和打造自主品牌, 實現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與生產向全球價值鏈下游的品牌和營銷環節延伸。一是加強市場能力開拓農產品國際市場渠道。努力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中國自己的區域品牌, 整合農產品國際營銷戰略, 拓寬農產品國際銷售渠道, 完善農產品貿易物流系統, 加強農產品國際貿易的銷售和售後服務能力。農業要向商貿服務業延伸, 實現農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 加大服務業附加值對農業最終產品附加值的貢獻程度。雙方應該共同致力於農業國際商貿物流產業合作, 共同打造農業品牌優勢, 增強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中國與東盟可以合作共建農產品貿易交易市場, 重點建設一批專門性的水果、水產品、蔬菜等中國-東盟農產品國際批發和零售市場。建立和完善中國-東盟農產品物流體系, 最大限度降低農產品貿易的物流成本, 建立統一的農產品物流標準體系。二是加強農產品質量和品牌建設。中國對東盟農產品貿易要建立中國特有的區域品牌, 強化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得持續的品牌效應。加強農產品品牌營銷的力度, 擴大農產品國際市場影響力。還要加強農產品質量水平建設, 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檢驗檢疫標準, 推動統一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體系建立[14]。提高我國農產品質量建設標準, 跟蹤世界先進農業標準大力提高我國農業標準化水平, 提升我國農產品的技術水平和質量等級。鼓勵和支持更多中方企業“走出去”, 通過提高我國農產品質量擴大對東盟出口, 鼓勵更多的農業加工企業通過加強自身建設獲得進入東盟市場的准入資格[15]。

3.3 向農業上下游產業鏈延伸實現農產品貿易的升級路徑

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不能僅僅侷限於農業生產中游生產的農業初級產品階段, 應向農業生產的上下游產業鏈拓展延伸。對於農產品貿易而言, 中國以出口蔬菜和水果初級農產品為主, 農產品價值鏈不高, 應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中國-東盟農業合作應該向農業產業的飼料、肥料、種子、農藥和農業機械設備等農業生產資料上游擴張, 同時向農產品深加工等下游農業產業擴張。當前緬甸、老撾和越南等東盟國家農業機械化水平不高, 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這些落後的東盟國家對農業生產資料特別是農機物資和農業機械的需求不斷擴大, 中國農業物資和農業機械行業龍頭企業應該“走出去”, 不斷擴大對東盟農業物資和農業機械的出口數量以及與東盟國家合作在境外開展農業相關投資活動。另一方面, 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加強農業產業鏈一體化合作, 即從農業初級產品生產到農產品加工、銷售等環節縱向一體化合作。按照中國與東盟各國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不同, 深化農業價值鏈合作, 產業鏈不斷延長和拉昇產業鏈, 積極融入農業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 推動上、中、下游農業全產業鏈深度合作, 形成中國-東盟農業合作生產網絡體系, 促進中國-東盟農業合作的廣度不斷擴大。

3.4 實施“走出去”戰略和跨境農業合作實現農業產業鏈向外延伸

中國農業要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 並加強與東盟國家跨境農業國際分工合作。一是通過建立境外農業生產基地發展跨境農業種植業。發揮跨國農業技術示範項目的示範效應, 不斷擴大中國境外農業種植規模和麵積。充分利用越南、緬甸等東盟國家豐富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 併發揮中國農業技術和資本的相對優勢, 由中方提供種苗、肥料並進行種植技術指導, 境外生產的農產品由中方負責收購併由中方企業進行深加工[16]。中國與東盟要進一步擴大貿易自由化程度和便利化水平, 實現農業資本、農業技術、農業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跨境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 促進農業合作水平的提高。二是加強農業產業鏈分工合作。中國與東盟各國要圍繞雙方各自的比較優勢, 積極參與農業產業鏈分工, 通過跨國農業產業分工合作, 實現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由初級農產品生產的價值鏈向產業鏈的上游與下游延伸, 構建中國-東盟農業跨境農業產業鏈分工體系。三是利用國際產能合作擴大對東盟農業投資力度。要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強強聯合擴大對東盟農業領域產能輸出的力度, 重點加強對東盟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

3.5 完善農業產業鏈一體化的配套政策體系

我國政府應為本國企業嵌入並實現全球價值鏈攀升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一是運用綜合配套政策鼓勵企業進行自主創新。政府綜合運用財稅、金融、產業等相應政策鼓勵企業進行自主創新, 加大農業企業技術研發和品牌建設力度, 使企業努力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技術含量高的環節。二是為農業企業跨國投資提供融資支持。我國西南邊境地區要積極利用沿邊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政策, 大力推進沿邊區域性的離岸金融和票據結算中心, 為跨境農業合作提供跨境人民幣服務業務;加強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機構對我國涉農企業對東盟投資的金融支持力度, 增加優惠貸款和貸款貼息的範圍, 不斷創新跨境金融服務產品和方式。三是為農業企業“走出去”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要大力推進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 積極參與國際農業產業制度和農業產業標準建設, 為涉外農業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提供公平、公正的國際競爭環境。四是為農業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財稅支持。加大財政政策鼓勵和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力度, 對於涉外農業企業在東盟國家設立投資項目給予資金支持, 同時適度調整財政支持方向, 引導企業出口農產品戰略轉型, 由過去依賴數量增長型的農產品貿易向以高附加值的農業技術創新和品牌推廣的質量增長型發展戰略轉變, 從而提高中國—東盟農產品貿易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