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武帝時代，武帝採納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當時中國官學正宗。
從此，雖然歷經無數朝代更替與多次異族的入侵，但儒學作為中國官學正宗的地位一直沒有多大的改變。
可以說，儒學塑造了中國政治、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也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與氣質。
但儒學在秦末漢初的經歷卻相當坎坷。
首先是秦朝的焚書坑儒使儒學遭受了致命的打擊。
秦朝滅亡，漢朝興起後，在很長的時間裡，儒學並不受皇家待見。漢初大佬們普遍尊崇黃老之學，崇尚無為而治。
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一個人，他憑藉一己之力，將儒學帶入了漢初的宮廷，並使儒學逐漸被皇家接受。
如果沒有這個人，很難想象後來儒學的命運會是什麼樣，也很難想象中國社會會是什麼樣。
這個人被稱為“漢家儒宗”，他叫叔孫通。
但令人尷尬的是，檢視叔孫通一生的經歷，他在為人處世上卻與《論語》《孟子》這些我們今天比較熟悉的儒家經典的教導截然相反。
儒家教導“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但叔孫通求取富貴的方式卻有些不那麼符合道義的原則；儒家教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叔孫通對於屈服、阿諛威權絲毫不覺得羞愧。
可以說，叔孫通完美地詮釋了什麼叫“識時務”，以及什麼叫“能屈能伸”“善於變通”。
閱讀這個人的一生，是一件很有意思也頗受啟發的事情。
二
叔孫通原是為秦朝服務的，是大秦公司的一員，他當時的頭銜是博士。
雖然歷史上的秦朝暴虐殘忍，搞了恐怖的“焚書坑儒”，但其實秦朝宮廷中供養著大量的儒士。叔孫通就是其中一員。
秦朝末期，陳勝、吳廣、項羽、劉邦這些人紛紛起義。消息傳到了咸陽，大秦最高領導人秦二世召集一幫博士、儒生討論這個問題。
秦二世首先發言：“一幫楚地的兵痞到處攻城略地，你們怎麼看這件事？大家暢所欲言啊！”
博士們頓時感到了一陣沉甸甸的責任感，他們覺得自己為國立功、匡扶社稷、致君堯舜的機會來了，於是紛紛表示：“這幫人無實君臣尊卑，造反作亂，那是死罪。請陛下趕緊派兵鎮壓這幫反賊。”
在我們後世人看來，這本來是很正常的答案。有人造反，做臣子的建議皇帝派兵鎮壓，這理所應當，也是分內之事。
然而，昏君之所以是昏君，必有其反常與奇葩之處。對這麼正常的回答，秦二世居然很憤怒。
博士們回答完之後，秦二世的憤怒就已經寫在臉上了。
善於察言觀色的叔孫通覺察到了秦二世的憤怒。他連忙上前回答：“你們這幫人說的都不對。現在我們天下一家，社會和諧，形勢一片大好。而且當今明君治國，法令完備，人人盡職盡責，那會有人造反？這只不過就是一幫鼠賊狗盜而已，不值一提。地方上已經開始打擊了，不值得憂心。”
叔孫通說完，博士們一片譁然：節操呢？聖人的教導呢？
然而，奇葩的秦二世聽了叔孫通的話卻很開心。在秦二世看來，大秦安定和諧，形勢一片大好，那有什麼造反、作亂？這些儒生非議、詆譭大秦安定團結、和諧穩定的大好局面，實在可恨。
他果斷地將那些說民間有人造反的博士交給司法人員處理，將那些說民間有大盜的博士罷免。
只有叔孫通受到了秦二世的賞賜。
然而得到賞賜的叔孫通嚇出一身冷汗。出宮回家後，他的學生不理解老師的行為，請教他：先生為什麼要說阿諛奉承的話呢？
叔孫通說：你們不知道，我差一點就逃不出虎口了。
緊接著，叔孫通一刻也不耽誤，立馬收拾細軟跑路回老家。
三
回到老家的叔孫通先後加入項梁集團、楚懷王集團、項羽集團，最終，他加入了劉邦集團，成為劉邦麾下的一員。
但是，劉邦集團對儒生並不友好。
漢高祖劉邦原是鄉間小吏，頗具流氓無賴習氣，而且所謂“劉項原來不讀書”，有強烈的反智傾向，對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不太待見。
尤其對於儒士，劉邦特別討厭。在當時，儒生一般都穿著特製的服裝，稱為“儒服”。而劉邦有一個習慣，就是往儒生特製的帽子裡撒尿，以表達對儒生的鄙視。
面對這樣的一個老闆，叔孫通相當頭疼。但他又不能棄劉邦而去，原因有二：一則，劉邦集團是當時最有可能奪得天下的，要想求取富貴、弘揚儒學，必須得依託劉邦集團；二則，劉邦有容人之量，雖然討厭儒士，不禮遇儒士，卻也能容忍儒士在他的陣營中活動。
叔孫通只能再一次發揮他能屈能伸的本領。為了獲得劉邦的好感，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他換下那種劉邦一看就覺得討厭的儒服，換上劉邦家鄉一帶的服裝。果然，劉邦看到叔孫通穿著自己老家的衣服，頓生親切感，對叔孫通的印象也好多了。
第二件事，他在給劉邦舉薦人才的時候，專門舉薦那些強盜、囚徒出生的好勇鬥狠之徒。他的弟子對此非常不理解，暗中說叔孫通的壞話：“我們跟著叔孫通投降漢王，不就是想博個一官半職嗎？但叔孫通專門舉薦那些好勇鬥狠之輩，從來不舉薦我們，什麼意思？”叔孫通解釋說：“如今漢王正是打天下的時候，需要的就是能打的人，你們這幫人能打嗎？不過你們不要急，將來會有出人頭地的那一天。”
叔孫通能屈能伸的努力得到了回報，他再次當上了博士，還被封為稷嗣君。
四
漢五年，天下統一。這意味著，叔孫通的用武之時就要來到了。
實際上，在長期征戰中，在一幫儒士的不斷勸說與灌輸下，劉邦對儒術的看法漸漸發生改變。天下當逆取而順守，武力是取天下的方式，而儒術就是守天下的方式。
尤其在群雄被逐一翦除，天下安定之後，劉邦也意識到，文化建設需要被提上議事日程了。
而文化建設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禮樂建設。所謂禮樂，就是禮儀程序，比如群臣上朝的時候怎麼個程序，皇帝祭祀的時候又是怎麼個程序，等等。
在帝制社會，禮樂是很重要的東西，雖然它們看上去只是一堆儀式，但它關聯著上下尊卑關係的確立。而上下尊卑，是社會賴以存續的倫理基礎。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這樣，國家才能穩定。君不君、臣不臣，國家就要混亂。而禮儀，就是對上下尊卑關係的視覺呈現。
而禮樂這一套，在那個時代，只有儒家會，其他的學派是不會的。與我們今天的人對於儒家的認識不同，在秦漢時代，“儒”並不只是一種政治思想流派，之所以稱其為“儒術”，就是因為它有技術性的實用成分，這一實用成分就是制定國家的禮儀，主持國家的各種典禮。所謂的“儒”，最早其實就是典禮司儀人員。到了漢代，儒士還沿襲著這一古老的職責。
統一天下之後，劉邦真正成為大漢帝國的皇帝。但是，劉邦集團中的很多人都是鄉里鄉親，以前都是鄉里的混混，互相知根知底。雖然如今貴為王侯將相，但實際上並沒有多少上下尊卑的意識，原來那種不拘小節、無組織無紀律的散漫習氣也一時很難改變。在宮廷宴會上，群臣喝醉了之後就吹牛打屁，大呼小叫，有的甚至興之所至，拔出寶劍對著柱子一陣亂砍。
這讓劉邦很是難受，可以想象，劉邦一定會想起年輕時參觀秦始皇出行依仗的那個早上，他或許會仰天長嘆：都是皇帝，咋差距就這麼大呢？
叔孫通敏銳地察覺到了劉邦內心的需求，他提出由他來為大漢朝制定朝廷禮儀。劉邦同意了，只有一個要求，不要太複雜，畢竟咱沒有多少文化，不能自己都搞不清楚。
劉邦同意之後，叔孫通立馬著手組建大漢宮廷禮儀制定項目團隊，徵召了魯國一帶的儒生三十多人，加上自己的學生以及宮廷工作人員一共一百多人，叔孫通的項目團隊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排演。
當然，叔孫通此時制定的宮廷禮儀與傳統古禮相差很大，其實是一種簡易版。它主要的功能與目的，就是讓皇帝劉邦感受到做皇帝的身份感與尊貴感，以讓皇帝對儒術產生好感與需要感，從而間接地在漢室宮廷中進行儒學滲透。這依然是他“識時務”“善於變通”的一貫表現。
漢七年，長樂宮建成，叔孫通制定的宮廷朝會禮儀在群臣中正式適用。那天，群臣出入跪拜井然有序、嚴謹整飭、戰戰慄慄。高高在上俯視群臣的劉邦第一次感受到了身為皇帝無與倫比的尊貴。他不禁感嘆：“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
叔孫通的儒士身份也終於得到了劉邦的尊敬，他被升為太常，成為大漢朝的高級幹部，並被賞賜五百金。此時，他也終於兌現了對弟子的承諾，在他的推薦下，弟子們都被拜為郎官。他把皇帝賞賜的五百金隨手散給弟子們，飄然而去。
在他的身後，弟子們高呼：“叔孫先生真是聖人啊，知道如今天下需要什麼。”
兩年之後，叔孫通被任命為太子太傅，成為太子的班底。太子即位後，是為漢惠帝。叔孫通作為皇帝身邊的重要人物，繼續不遺餘力地推廣、弘揚儒學。
雖然在漢文帝、漢景帝兩朝，儒學與黃老之學有過相當激烈的爭執，直到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才被列為官學，但這一切都有賴於叔孫通的開山建基之功。
五
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叔孫通說：“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逶迤。’蓋謂是乎？”
司馬遷的意思是說，叔孫通的行為詮釋了這樣一點：最高境界的剛直如同彎曲，大道呈現為曲折的形式。
目的與手段的分裂，這可能是所有想成就一番事業的人的共同特徵，以及他們的一個共同的困惑。
之所以說是困惑，因為當手段失去正當性之後，目的究竟還剩下多少有價值的東西，這很值得懷疑。
用現在比較流行的話來說，如果手段不正當，那麼初心還能不能找得回來？這是一個問題。
就像叔孫通，他拋棄了儒家對於君子剛直的要求，虛與委蛇、與時變化，最終目的是要弘揚儒術。但他這種阿諛、奉承權威的做法實際上也導致他所弘揚儒學喪失了它真正重要的東西。
在先秦，儒學的真正價值，是通過一套倫理規範約束當權者的行為。但到了武帝時代，所謂儒學，已經退化成粉飾統治，以及協助統治者鉗制思想的工具，對統治者的制約作用，基本上所剩無幾。
如果儒學的功能僅僅如此，還有沒有弘揚的必要？
在叔孫通組建團隊為劉邦制定宮廷禮儀這一過程中，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叔孫通去魯地召集儒生，部分保守派儒生抵制他，他們認為：禮樂應該是在一個王朝積德百年之後才能搞的。當今天下剛剛經過大亂，老百姓還沒有緩過來，這種時候不是制禮作樂的時候。
對這種說法，叔孫通不屑地說：“鄙儒，不知時變。”
但保守者的說法不無道理，禮樂本來是社會民情的自然折射，太平盛世時，國家安定，禮樂文化自然會興起。如果抽取了這一層內涵，僅僅將禮樂作為粉飾與裝飾性的東西，又有什麼意義？
我們很難想象，作為行動派的叔孫通對自己的行為有沒有產生過片刻的猶疑。
近代西學輸入，西學中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則：程序即正義。就是說，相比結果的正當性，程序的正當性其實更重要，沒有正義的程序，就沒有正義的結果。
這是一種與“大直若詘，道固逶迤”截然相反的思路。
孰對孰錯，誰能說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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