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平涛，女，1951年出生，瑞泉中学初1967级学生，1968年下乡插队锻炼，1971年返城，2006年从渭南市人防办退休。（作者系冯金明长女)
值此渭南瑞泉中学八十华诞之际，父亲冯金明在瑞泉中学的三十个春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三十年里，父亲虽有过遗憾，但更多的是满足和欣慰。寒来暑往三十年，人生几何？
1915年12月，父亲出生于陕西省华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旧社会求学不易，谋生更难，他于贫寒中坚持求学。大学时期正值民族危难关头，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奔赴中条山参加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1941年，他开始在渭南县西关刚建校不久的瑞泉中学任教，一年多后，因和校长冯世彬等人对主管上级一官员的官僚作风表示不满，又一起愤然离开，之后数年，辗转于关中和陕南几所学校，饱经坎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父亲如枯木逢春，心情极为愉悦。作为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从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他满腔热血，决心终生献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1951年9月，渭南专署将父亲从同州师范调到瑞泉中学任校长，从此他和瑞中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35岁，一干就是三十年。当时他怀着对瑞泉中学的特殊感情激动地说：这回我要在瑞中干一辈子，死了就埋在校园这柏树林里。不料这句激情时刻表达自己决心的话，“文革”中竟成了他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一条罪状。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很少。只知道他是瑞泉中学的校长，在家里却一天到晚见不到他，买煤买粮、挑水做饭等家务事都是放弃参加工作的母亲一人操持，只隐约记得，临近春节时父亲曾领我到菜市场买过冬菜。我常问母亲：我爸咋不回家呢？她说：你爸是瑞中的人，一天到晚泡在学校，你咋能见呢！我曾偷偷去办公室找父亲，但他只要看见我，就摆摆手说：我忙着哩，快回去，别让你妈操心。听了父亲的话，我只好委屈地离开。
1964年，我考上了瑞泉初中，才目睹了父亲每天在学校忙碌的身影，才感受到了他对瑞中所倾注的心血。他和师生一起上早操，和老师一起研究教学，在各年级随堂听课，顶替临时请假的文史老师讲课，参加各种会议，巡视早晚自习，检查学生食堂饭菜，熄灯后拿着手电在校园查看，周末和师生一起打扫卫生、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当聆听父亲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时，我感到既陌生又亲切 。多少次从父亲办公室门前经过，我从门缝悄悄向里张望，常见他在伏案工作，不是写就是看，桌上堆满了书报、文件、笔记本、手稿，再就是溢出烟灰缸外的烟头。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的讲话稿都是他晚上自己写，教学计划、工作总结等材料也常是会议讨论后他亲自起草。瑞中老教师肖旭曾回忆说：冯校长原则性特别强，举止规范，啥事都以身作则，只有一样做不到，就是常熬夜工作不按规定时间熄灯。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瑞中也是一样。学校在轰轰烈烈开展各项政治活动的同时，重点是要遵照党的教育方针和上级教学要求，迅速建立健全一整套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学校教学规划和教学秩序，加之有段时间学校领导成员少，工作异常紧张。父亲和大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几乎每晚都是后半夜和衣而眠，吃饭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顿凉一顿，以至患上了胃溃疡和后来的胃出血。这是父亲在瑞泉中学工作最为繁忙的一个时期，也是建国后的新瑞中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1957年6月，母亲在瑞中对门的地区医院住院，父亲虽近在咫尺也没能去陪护，当母亲突发失血性休克时，还是校工雷志杰急忙跑到学校叫来了百忙中的父亲，又叫来了平陆大哥给母亲输了血……。自古忠孝两难全。1958年5月，华阴老家的爷爷病重，父亲在家人的多次催促下，才于一个周末回到老家。爷爷自知不久于人世，劝父亲不要走，父亲看爷爷病情一时也不要紧，还是周日下午赶回了学校。岂知周一上午就接到爷爷病危的电报，当他又匆匆赶回老家时，爷爷已溘然长逝，他捧起桌上爷爷临终一气之下写的“吾生无此儿”的字条，禁不住失声痛哭......。爷爷过世后，父母将病瘫在床的奶奶接到了渭南，在奶奶最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都是母亲床前床后伺奉，端汤送药，背出背进，当时几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常年食不果腹，生活十分艰难，母亲上奉下养，里外操劳，还要参加居委会的学习、劳动、大炼钢铁等大跃进年代的活动……母亲身心疲惫到了极点。尽管如此，父亲依然忙着学校的工作，无暇顾及家里的老老少少，以至奶奶临终时父亲仍然没能守在床前。以后多少年，父亲每每念及爷爷奶奶离世的事，总是痛心不已！
父亲以校为家，待学生和老师如亲人。在校园每当看到穿戴不整的学生，他就会及时指出或亲手整理。1958级学生耿荣华曾感慨地回忆说：冯校长把学生都当自己娃哩！有次看见我衣扣没扣好，就亲自给我扣好，我至今难忘。父亲对学习或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充满爱心，给予关怀。“文革”前我家一度住在学校女生院，父亲便对母亲说：农村孩子上学不容易，咱和学生住的近，娃们有啥困难就尽力帮一下。因而，诸如给背馍上学的学生馏馍、帮学生收晾晒的衣被、帮生病的学生熬汤药等，都是母亲常做的事情。去年同学聚会时，高淑侠同学一见我就说：平涛，在瑞中上学时你妈常给我馏馍哩，你还记得不？父亲虽是一校之长，尽管外表严肃方正，但他从不以校长自居。平日里他真诚地关心和爱护每一位教职员工，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促膝谈心，了解一线教学工作的情况和同志们生活的情况，这是他几十年一贯的工作作风。教职工们谁病了或生活遇到困难，父亲就和校领导们及时去探望，想办法解决，个人也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衬。由于家住在学校，我们一家人与学校的老师及家人常年相处，彼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家都亲切地称我母亲“冯妈妈”或“冯师母”。“文革”时，父亲虽然被批斗，但多数师生的内心还是敬重、理解和关心父亲的。如财务室的涂庄仪老师，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不怕受牵连，常让女儿徐庚华及时将每月发给父亲仅有的一点生活费塞在鞋里，悄悄送到我家。五十年后，庚华来我家时还风趣地说：那时我感觉就像是一个地下交通员。“文革”后期，父亲恢复了职务，一些曾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老师心里有了压力，许多人几次给他道歉，到家里看望。但父亲从不计前嫌，好言安慰，一视同仁，对于工作表现突出的就及时在大会上予以肯定，使他们深受感动，消除了顾虑，工作更加努力。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许多瑞中的老师和学生，还年年到家里看望我父亲，父亲过世后，仍不忘看望我的母亲，令我们一家人十分感动。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爱心则是无限的。父亲把人生最宝贵的三十年给了瑞泉中学，把爱心给了一届又一届的瑞中学生。在公与私之间，他首先选择了公。在他的心里，除了学校还是学校，除了认真还是认真。他经常说到，教育是大事，不仅涉及到一个人，一个家庭，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三十年里，父亲和校领导一班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带领全校教职员工脚踏实地，团结奋斗，扎实做好教学工作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教学成就蜚声三秦，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几十年里，父亲自己也在工作中积累了一整套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思想。早在1953年，陕西省教育厅一位中教科长来学校视察后，即撰文在陕西日报上介绍了瑞泉中学的教学工作经验。1956年，在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瑞泉中学和以李振岳老师为组长的数学教研组被评为先进集体，父亲和校团委书记尹克俭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授予一等奖，父亲还被推选为出席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的代表,瑞泉中学也再次被确定为省级重点中学。1980年，瑞中又被省政府确定为陕西省首批办好的十所重点中学之一。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公而忘私，克勤克俭，两袖清风。工作上他事事坚持原则，依规办事，他把教学质量和学校声誉看的比什么都重，对于有损这两者的事，他都坚决抵制，不徇私情。生活上他一贯不讲究，经常是一身中山装，一双黑布鞋，走路腰杆笔直。他除了每天要抽很多烟，别无嗜好，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饭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食堂，总是习惯把掉在桌上的饭粒捡起来，把碗舔干净，但他并没有觉得这样有失形象，可这些节俭习惯“文革”时也被说成是恶意污蔑新社会。
父亲经常伏案工作到深夜，照明就是吊在顶棚下的老式电灯，后勤处王守仁老师给他添了盏台灯，但父亲坚持把台灯退了，他说:老师们都没配台灯，我咋能搞特殊呢！记得我们姐弟几个曾因撕了一张父亲的办公稿纸而被他批评，他说:你们要记住，这稿纸是公家的，你们不要用。他经常把废弃的油印材料背面朝上订成本子，让我们当草稿纸用。父亲是历届省人大代表，1977年12月，父亲又要去西安开省人代会了，正值隆冬季节，母亲见他大半辈子了还没有一件像样的外套，就一再劝说买一件，父亲才最终同意买了件呢子短大衣，这也算是他一生中的高档衣服了，父亲过世后，弟弟平心还穿了多年。父母一辈子勤俭持家，节衣缩食过日子，直到父亲去世，没有存款，没有房产，没有值钱的家当，家里除一台电视机外，仅有的几件老式家具还是母亲早年的陪嫁。父亲一辈子的生活正如悼念他的一幅挽联所言:无般般家珍，有累累桃李 。
父亲一生爱党爱国，追求真理，忠诚事业。他虽是民盟盟员，但他自而立之年就申请加入共产党，直到古稀之年仍在申请入党，因为这是他长期以来矢志不渝的政治夙愿，他虽在几次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历经坎坷，但不改初衷。“文革”时期，父亲和校党支部书记艾栋及一些老教师，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劳动、游街……造反派污蔑父亲“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都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只专不红，污蔑他是反革命、走资派。目睹好端端的教学秩序被迫中断，风华正茂的学子失去学业，他痛心疾首，又束手无策。然而，即使遭到如此精神打击，他也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相信党和政府。他和老教师李毓中一度被下放到北塘小学，尽管是给小学生上课，他仍是一丝不苟，倾注了满腔热情。运动高潮之时，一次父亲被抹着黑胳膊、戴着高帽子（纸扎，上书罪名）游街返校时顺路回家（此时家已搬到校外）停了片刻，他喝了口母亲递上的热水，平静地给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说：咱们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教书育人没有罪，不要担心，我垮不了。又叮嘱我们几个孩子说：现在搞运动停了课，但你们不能荒废时日，忘记学习，要把毛主席的文章好好看看，诗词最好能背诵。看着父亲的两个黑胳膊，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们都哭了。但父亲坚定的神情和语重心长的嘱咐，却深深鼓舞了我们，我似乎瞬间理解了父亲，深切感受到了厚重的父爱，感受到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的忠诚。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情景始终清晰地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1968年我插队（到农村劳动落户）后，母亲和弟妹们也被下放到农村三年多，留下年过半百的父亲一个人在学校，期间他虽然身心都遭受到更多的煎熬，但始终精神没有倒，意志没有垮。
多年来，党组织认为我父亲尽管早已具备了党员条件，但考虑到他一直兼任着民盟省委终身常委、民盟县委主委等职务，还是觉得他留在党外更能在统战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1986年2月20日，当经陕西省委批准，父亲终于获准入党时，老人家激动地热泪盈眶，赋诗抒怀：“人生百年何所求，理想事业第一筹。莫教日月付流水，愿竭心力到白头。”这是父亲一生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献身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当时陕西日报和渭南日报均在头版作了报道。
“文革”后期，父亲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职务，他重新焕发了精神，立即和新任校党支部书记赵兴有携手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拨乱反正、整顿教学的工作之中。很快，各年级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各项管理工作逐步迈入正轨。“文革”后恢复了高考，瑞泉中学又年年将一批批优秀学子送进大学之门，看到这些，父亲非常地欣慰！后来，完全出乎父亲意料的是，1981年，在渭南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副县长，主管文化教育，不得不离开了他三十年朝夕不离的瑞泉中学。要说解放前父亲那次离开瑞中是愤愤不平，那么这次离开则是依依不舍。风雨三十年，瑞泉中学早已深深根植于父亲的生命之中！
父亲卸任副县长职务后，虽已年近古稀，但组织上鉴于他的特殊身份，为了继续发挥他在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又安排他担任县政协副主席、专职常委等职。不管职务怎么变动，工作如何繁忙，尽管年事已高，但父亲从未割舍对瑞泉中学的牵挂。他关注着学校的每一步发展，他忘不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忘不了学校的一草一木……他多次回到瑞中走访、了解情况、提出工作建议。1987年，70多岁的父亲亲自写了二十多页的讲稿，以“人生理想”为主题，又回到瑞中，给全校学生做了一次报告。1987年12月，“西安瑞中校友会”由老校友吴天明等人发起成立，父亲应邀欣喜地参加了成立仪式及以后的年会，见到各个时期的瑞中领导、老师和学生，父亲倍感亲切，十分高兴，当时即赋诗抒怀:“桃李云集会古城，欢声笑语话友情。满园春色关不住，相期共奔万里程。”1990年，他又给《瑞泉中学学报》创刊号题词。
父亲长期殚精竭虑地工作，常以烟提神，这使他的呼吸系统受到严重伤害，晚年终酿疾患。1990年冬，75岁的父亲虽已患重病，但仍抱病坚持参加了全县职业教育的视察工作，中途突发高烧病倒，住进了医院。虽经多方精心诊治，父亲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了一年之后，终不幸于1991年12月1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以说，父亲是为他一生热爱的教育事业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父亲去世后，陕西省人大、省委统战部、民盟省委等组织，以及地、县有关机关、部门和各界人士先后送来花圈、挽帐，表示哀悼。特别是教育界和瑞泉中学各个时期的老师、学生，闻讯自发从各地络绎不绝前来吊唁，家里家外挂满了他们发自内心书写的挽词、挽联。解放前的瑞中老校长李向田老人泣不成声，连夜书写了200多字的祭文以表哀悼。为父亲最后送别的那天，人流和车辆一直延绵到殡仪馆大门外......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有许多刚得知父亲去世消息的瑞中师生等人士到家里凭吊，慰问我的母亲。
去年，瑞泉中学征集八十年校庆资料的公告发布后，学校许太育老师又特意打电话给我，让搜集我父亲在瑞中的有关资料，我们即取出珍藏的父亲在瑞中时期的工作笔记、手稿、书信、照片等。当看到发黄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的文件摘要、教学中的问题、教师工作情况、各类会议内容，特别是看到笔记本里记录的大量有名有姓的学生考试成绩的分析时，我们又一次被父亲如此呕心沥血的敬业精神感动地落了泪！
父亲毕生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万贯钱财，但他留下了忠于理想、赤诚敬业的精神，留下了两袖清风、光明磊落的风骨，留下了勤政爱民、体察下情的美德，也合称“绛帐忠魂”！这是父亲留给我们子女的一笔用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物质极大丰富、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依然会继续传承父亲的精神风范，世代铭记父亲的恩德与教诲！
父亲不只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他的生命属于瑞泉中学，属于瑞泉中学的莘莘学子，属于他终生热爱的教育事业！
定稿于2018年9月4日
閱讀更多 渭南文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