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南開同學吳國楨曾義結金蘭，可在政治道路的選擇上卻是“同窗不同路”。
義結金蘭
1914年，11歲的吳國楨考入天津南開中學，比周恩來低一級。周恩來是南開中學的活躍分子，在學校裡經常有驚人之舉。
1915年，南開中學的壁報上出了一則以孟子的話為謎面的燈謎：“猶獸之走壙也，打一新名詞。”同學們都被難住了，要求公佈謎底。等到無人在場的時候，周恩來悄悄將謎底貼了上去。不久，同學們都知道了這新名詞是“田徑賽”，學校頓時一片譁然。乍一看，這燈謎很有點意思，但仔細斟酌，有人覺得牽強，更有人認為這是罵人。尤其是那些參加田徑賽的學生，更是憤憤不平，聯名要求學校查明處理。學校正為難，周恩來主動站了出來，承認燈謎是自己出的，並且表示道歉。此舉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但有些運動員還是難以平息心中的怒火，周恩來一一到他們的宿舍，當面道歉。吳國楨的哥哥吳國柄當時是學校小有名氣的田徑運動員，周恩來來道歉時，吳國楨恰巧在哥哥的宿舍玩，兩人自此結識。
幾天後，周恩來路上遇見吳國楨，兩人熱情地寒暄起來。周恩來是個細心的人，想起那天自己道歉時，吳國楨正在一邊寫什麼，便問起這事。吳國楨回答說：“我在寫日記。”周恩來連聲說：“好極了，好極了。”以後，周恩來便經常借閱吳國楨的日記，還在自己辦的學生會會刊上將其摘要編出。吳國楨開始在南開校園裡小有名氣，寫作能力也有極大的提高，後來他甚至被人推崇為“天下第一刀筆”。
在周恩來與吳國楨交往的同時，吳國楨的另一位同學李福景也經常與他們在一起，三人很快成為南開校園的“三劍客”。有一次，南開要舉辦演講比賽，周恩來報名參加，還動員吳國楨、李福景一道報名。吳、李兩人那時還沒有見過演講什麼樣，表示要先看看再說，結果只有周恩來一人上場。吳國楨後來回憶說：“年輕的周恩來眉目清秀，說話聲音略尖，演講時出口成章，結果得的是第五名。”
說來有意思，在南開中學，周、吳兩人在演講方面只是稍有嘗試，日後卻都成為了大名鼎鼎的演說家。
三人對演話劇也產生了興趣，但吳國楨上不了臺，因為吳國楨自小愛笑，一笑就一發不可收，哪怕拼命掐自己手心也無濟於事，當他看到周恩來和李福景的扮相後總是忍俊不禁，所以無法登臺。
有一次，張伯苓的弟弟張彭春從美國學戲歸來，他編了個《一元錢》的劇本，女主角非周恩來莫屬。兩朋友轉而鼓勵吳國楨出演，並讓他演女主角的丫頭這個角色。為怕他笑，還特地做了補臺的準備，一旦吳國楨笑，周恩來扮演的女主角就說：“你這丫頭，沒事就笑，你還是回家等著我打你吧，不必跟我去了。”
周、吳、李三人經常同來同往，日子一久，彼此都產生了傾慕之心。周恩來提議三人結拜為異姓兄弟，吳同楨首先贊成，李福景也點頭應允。
正當周恩來考慮選擇一種莊重的儀式來結拜時，李福景說只要感情真，結義倒不必。如果結義，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稱，這樣太露痕跡，反而不好。
周恩來只好和吳國楨先結拜再說。這期間，周恩來曾到吳國楨在北京的家，並拉他到照相館照相。當時，周恩來身著薄長衫，吳國楨也想這樣穿戴，但吳國楨的母親沒有同意，硬叫他穿學校的童子軍制服。當時周恩來坐在長靠椅上，吳國楨站在椅子的後面，兩人手牽著手，面帶笑容，場面非常溫馨。很可惜，後來吳國楨遺失了這張照片，還是幾十年後吳國楨的女婿訪問大陸，才有人將這張照片託他送到了吳國楨手上。
民國人都稱名而不用字，但他們卻各自取了個“私字”，周恩來的叫“翔宇”，吳國楨的是“峙之”。這成了他們以後互相的稱謂。
各奔前程
照相過後不久，三個好友就在南開分手。周恩來赴日本留學，吳國楨考入清華大學，李福景則赴英國學習工程專業。
對中國和當時的知識青年而言，20世紀是個大變動的年代。在南開中學時，周、吳二人都尚未滿20歲，各自的政治立場並不是很明朗。就周恩來來說，走上堅定的革命道路也有個過程。
在吳國楨的眼中，周恩來後來思想的鉅變讓他很久不能接受，他曾這樣表示：“就思想而言，周恩來在南開中學時是個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他將來會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我敢用生命打賭說他不會。”但是，事實是，他的周大哥日後不僅成為了共產主義者，而且還是一個對中國、甚至對世界來說都有著巨大影響的共產主義者。
吳國楨1917年轉入北京清華大學辛酉級留美預備班。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他也參加了清華學生的遊行以及後來的校園抗議活動(驅逐校長)。
在清華時，吳國楨曾收到過周恩來的信，說他打算去法國學習。臨行前，周恩來還專門到清華與吳及南開的校友告別。令吳佩服的是，儘管清華園中從南開來的學生特別多，但周恩來幾乎同每個人都很熟。臨別時刻大家對周恩來依依不捨的情景，吳國楨終生難忘，可見周恩來年輕時的人格魅力就不同一般。1921年，吳國楨赴美留學。留美5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哲學博士。歸國後投身政治，加入國民黨。
重敘友情
回國後，吳國楨非常想念他的周大哥，但兩人再次見面，已是十多年後的1938年了。此時，吳國楨已是國民黨漢口市市長，周恩來則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
那天周恩來突然到吳國楨市長官邸拜訪，不巧吳不在，周恩來只好留下一張名片。吳國楨下班回家，夫人黃卓群說：“你的共產黨的好朋友今天來看你了。”
吳國楨驚訝地問：“誰呀?”
“周恩來。”
吳國楨一聽，喜出望外，拿過名片當即就去了八路軍辦事處駐地。吳國楨剛剛坐下，周恩來就喊著“峙之”迎了出來。吳國楨緊握著周恩來伸出的雙手，回叫“翔宇兄”。自1920年的清華一別，已經過去了18個春秋，兩兄弟久久地相視無語。
吳國楨比周恩來小5歲，所以每次吳國楨都是讓周恩來先說話。這次也是這樣，吳國楨等周恩來先開口，可週恩來只是仔細看著吳國楨，看了又看，一直一言不發，這使吳國楨很不安。
為了打破這種不和諧的氣氛，吳國楨只能說些客套話，問他近來身體如何，住處是否合適，需要什麼幫忙。周恩來的回答也很簡單。兩兄弟多年未見，應該有說不完的話，但是空氣卻好像在兩兄弟間僵化了，彼此間一問一答，沒有兄弟的親熱，卻顯出了因“道不同”而形成的無形的“隔膜”。
隔了好大一會兒，周恩來仍然不講話。吳國楨想，也許換一種方式見面更好，於是提議說：“我們18年沒見面了，我想請你定一下時間，到我家吃晚餐。不請外人，只請南開的同窗好友陪你。你說好嗎?”時間定好後，吳國楨就告辭了。18年後的第一次見面前後不超過15分鐘，就這樣客套完了。
吳國楨回家後，和夫人商量這一頓飯該怎麼請。黃卓群猶豫著說：“漢口最好的廚子是銀行公會的廚子，最貴的酒席是36元一桌的。我們就這樣辦，好嗎?”沒等吳國楨說話，她自己又搖頭：“不好，不好。漢口平常酒席只16元，它卻貴一倍多。他是共產黨，共產黨天天罵國民黨人是貪官汙吏，只圖自己享受，不考慮人民大眾的福利。我們請他，他如果問起這宴席是哪個地方叫的，這不是證明了共產黨的話嗎?就算周恩來相信你不貪汙，但傳到其他共產黨人那裡，他們相信嗎?”
夫妻兩人商量來商量去，決定從簡，就叫一桌16元的普通席。
宴請那天，到吳國楨家的都是南開同窗。他們對周恩來這位共產黨著名人物有一種好奇心理，想先向吳國楨打聽一下情況，不約而同都提前一刻鐘到場了。可惜，他們不知道，吳國楨同周恩來的接觸也只比他們多了15分鐘，還沒說上幾句話。
好在周恩來很守時，彼此寒暄入席後，吳國楨以為舊日同窗可以自己向周恩來問話了，但大家都不知該怎麼開口。直到互相敬酒的時候，氣氛才漸漸融洽起來。大家也只談學生時代的往事，重溫20年前的生活。
晚宴結束後，大家覺得還沒有盡興，周恩來提議：“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請客吃飯不大方便，我想借主人這塊地方請大家一次。主人什麼都不用過問，酒席我來安排，日期則由大家決定。要緊的是原班人馬，一個都不能少。”吳國楨和同學們很爽快地答應了。
很快第二次聚會的日期到了，吳國楨特地提早下班回家準備。剛進家門，夫人迎面就說：“糟了，我們上次叫席叫錯了。”
吳國楨不明所以：“怎麼了?”
“你知道周恩來今天叫的席是哪裡的?他叫的是銀行公會的。那裡的大師傅已經來了，這席一定是36元一桌的了。”
由於是第二次見面，大家的拘束感沒有了。入席後，有個叫段觀海的南開同窗，當時任國民黨外交部的秘書(後升任大使)，菜剛一上來，他就睜大了眼，甚至拿起筷子夾了塊冷盤裡的肉嚐了嚐，接著就叫起來：“這是漢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銀行公會大師傅承辦的，恩來，是不是?”周恩來笑容滿面，點點頭。
當週恩來向全桌同窗敬酒時，那位段觀海又喊了起來：“這是陳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產黨人請客，共產黨著名人物的神秘感當然也就沒有了。
周恩來笑著說：“現在大家都為了抗日，敘敘舊，加深加深感情嘛!”
飯後，客人們一個個走了，只剩下周恩來和吳國楨。這時，兩兄弟再不像以前那樣生疏了，又開始促膝談心。周恩來問：“峙之，你對現在的職位滿意嗎?”
“還算滿意吧。我的抱負是盡我所能為祖國服務。”
“我也一樣。”
一席話談出了兩人的心聲。雖“道不同”，但愛國之心是一致的，這也正是二人成為摯友的紐帶所在。
分道揚鑣
兩次宴請後，兩人後來的來往更加密切。一則兩人的感情基礎確實很深厚，二則國共兩黨此時也處於第二次蜜月期。
漢口失守前的半個月，周恩來幾乎每天晚上都到吳國楨的家裡吃晚餐。反正沒有夫人的管束(當時吳國楨的夫人和子女都到昆明避難去了，鄧穎超也不在武漢)，兩人就天南海北地神侃，經常聊到深夜，不過對兩黨之間的事還是涉及不多。
可惜兩人朝夕共處的美好日子沒有多久，日本法西斯的鐵蹄已緊逼武漢。
撤退的前一天。晚飯時周恩來又來了，還帶來兩瓶高級紅葡萄酒。他笑著對吳國楨說：“今晚在漢口是最後一餐飯了。”
吳國楨有點驚訝：“今晚，我做市長結束了，還值得慶祝嗎?”
周恩來大笑：“怎麼，連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嗎?”
吳國楨一愣，摸了一下後腦勺也笑了：“還是翔宇兄周到，今天農曆九月初二，正是我的生日。”20年前，他們結拜兄弟前互相交換了一張生辰八字的帖子，不料周恩來還記得清清楚楚。
正因為是在漢口的最後一次晚餐，周恩來有些話不得不說了：“你知道，蔣委員長已經走了，你打算什麼時候走?”
“我要儘可能長地留在這裡。”
“你將到哪裡去?”
“宜昌。”
“坐車嗎?”
“是的，坐車。”
“我們可以一起走嗎?”
周恩來的意思是要吳國楨跟著共產黨走。吳國楨是個聰明人，哪會不明白周大哥話中深意。他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客氣地告訴周恩來：“也許時間會很緊迫，我沒法同你聯繫，還是各自安排最安全。”
周恩來明白，此刻就要吳國楨作出決斷是很困難的，他臨走時請求吳國楨再考慮一下。半夜，日本人的炮彈已打到郊區，周恩來又打電話給吳國楨：“你現在走嗎?”
“我還要等一會兒。”
“你有沒有重新考慮我的建議，我們一起離開?”
“我還是原來的想法。”
如果周恩來曾有過要將吳國楨招為共產黨人的想法，應該是在此時打消的。他明白爭取吳國楨過來已是件沒有希望的事情了。
吳國楨此時政途正是青雲直上之時。從政以來，他的才能逐漸被認可，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顆照耀他幾十年長盛不衰的“巨星”———宋美齡。“士為知己者死”，再說，吳國楨的政治信仰是追求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此時的兩兄弟只能分道揚鑣。
淡泊如水
吳國楨是個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為官一任，想的是造福於民。在國民黨內，他被人譽為君子；在美國，他被視為國民黨內一個最好的官吏。正是他具備的這些優點，周恩來一直視他為知己。
漢口把話挑明後，周恩來尊重吳國楨的選擇，但仍然視他為自己的私人朋友。兩人的交往，正是古人所向往的那種君子之交，很平淡，但很真實。
1939年，年僅36歲的吳國楨出任重慶市市長。周恩來也在重慶，擔任中共駐渝代表團的團長，還是國民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長。
在重慶的時候，兩人有時間會打打電話，聊聊天，每逢節日，互致問候。但除了在公共場合或開會，兩人私底下再也沒有見面。
武漢失守後，日本改變策略，把重心放在了共產黨和抗日根據地，蔣介石隨風而上，策劃發動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共產黨當仁不讓，據理力爭。這時的周恩來和吳國楨，該交鋒的時候就得交鋒。
有一次，周恩來同一起任代表的王若飛，與國民政府代表談判，談判中，周恩來和王若飛對吳國楨作了尖銳的攻擊。
但公對公，私底下兩人還是保持來往。兩人在重慶的最後一次聚會是由周恩來發出邀請的。參加的除吳國楨夫婦外，還有另一對國民黨的夫婦，南開中學出身的張平群(後任駐紐約總領事)和夫人。其餘的都是正好在重慶的共產黨員，有王若飛、董必武和葉劍英。大家都顯得彬彬有禮，只是聊天。
抗戰勝利後，吳國楨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到南京不久，周恩來就去拜訪吳國楨，就國民黨軍隊武力佔領長春、搶佔勝利果實的行為，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烈的抗議。當然，吳國楨站在南京政府一邊，會談的結果只能不歡而散。
1946年，吳國楨改任上海市市長。在上海，周恩來夫婦拜訪了吳國楨夫婦，但談得不是很多。到這時，國共兩黨內戰正酣，勝負未定，他們也沒有心情談天說地。
後來在上海，周恩來還為公事見過幾次吳國楨。上海解放前夕，吳國楨追隨蔣介石逃往臺灣，不久出任臺灣省主席，幫蔣介石支撐危局。
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後，出任第一任總理。從此兩兄弟天各一方，在上世紀臺海對峙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無緣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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