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很反感人家拿他和老舍比，更反感人說他是京味文學的傳人。
他說得對，新北京和老北京不是一碼事兒，小羊圈衚衕與復興路29號更有天壤之別。
王朔與老舍這個命題中包含了“革命文化”對中國城市的大規模改造，烏托邦夢想強行扭轉了因聚居、商貿衍生出的“城市”本質，其徹底程度遠超過當年滿洲人對北京的重裝——那時京城的市井娛樂、士大夫文化統統被限制在稱為“宣南”的保留區。
這一回，城市無論大小，全被分隔成大大小小的“單位”。“大院”不是衚衕，“新村”也不是弄堂，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說成“傳人”，確實太像一種迂腐或別有用心的想象。
與王安憶相比，王朔更缺乏對城市前世與老舍等前輩作家的敬意。
他借朋友之口說，老舍寫北京“從來都是置身事外的，觀察家式的，多實感而少真情，是我們說的那種‘隔著玻璃看畫’。”（《我看老舍》）
王朔獨獨推許老舍的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恰恰因為他打心眼兒裡認為自己的好作品是那些“寫他們家的事兒，他自己的事兒，一寫就是從心裡往外淌”的小說。
老舍與王朔還是有北京人的共性。魯迅當年批評老舍“油滑”，其實油滑根本是皇城根兒下的文化特色。
舊北平，新北京，再怎麼變，挨著天安門這點沒變了。
“皇帝的新衣”如果發生在北京會怎麼樣？道旁會有七八個聲音喊“他可什麼都沒穿吶”，誰說的？上哪兒找去？這種“說完話一縮脖”的文化習性決定了北京人的說話方式，就是王蒙說的“十分機智，敢砍敢掄，而又適當摟著——不往槍口上碰”。
老舍比王朔溫和太多了，老北京的“範兒”究竟不同。
但老舍有比王朔擰巴的地方：他太想跟上時代。不光是說解放後，民國那陣兒他就很想跟上形勢，新文化新思想。
五百年帝都，北京人喜歡為自個兒“找平”，把生活的兇殘化為一笑，化為涮羊肉鍋子裡那點沫兒，就如《離婚》裡的張大哥。
其實，王朔小說裡的兩套話語都是“反日常生活”的，一般人平時誰也不這麼說話。
在我看來，兩代同籍作家之間，更像是隔著時間隧道，爭奪對一座城市的闡釋權。
北京是在貧困中掙扎的市民的北平，還是兵家兒呼嘯縱橫的首都？
上海是摩登頹廢的十里洋場，還是工廠林立的無產者大本營？
王朔說老舍不配稱為北京作家，這毫無道理。CBD三里屯雖然不是什麼好去處，確也是當今北京的一部分。
不能說只有你寫的大院是北京，人家寫的《駱駝祥子》，甚至邱華棟寫的五星賓館立交橋就不是北京。
照此推論，王安憶也可以說張愛玲、衛慧不配當上海作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眼中的城市，勉強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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