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雲南80後白髮基層幹部李忠凱意外走紅。李忠凱長期在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工作，交通不便、環境艱苦；再加上近年來扶貧工作時間緊、任務重，其白髮已有時日。事後，
有媒體曝光了李忠凱的幾個80後同事的照片，這些基層幹部的形象大抵差不多。30歲左右的80後、90後年輕幹部，基本上是2006年《公務員法》頒佈實施之後，通過選調生、公務員考試、事業單位招考、大學生村官等途徑進入鄉鎮工作的。這一代鄉鎮幹部文化素質高，政策理解能力強，熟悉辦公室業務，是當前鄉鎮工作不可或缺的力量。
年輕幹部“早生華髮”有自我調侃的意味，但也反映了基層年輕幹部日常工作的苦累和矛盾，目前，公務員法（修訂草案）正在廣泛徵求意見，昨天的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習近平也強調“要把幹部從一些無謂的事務中解脫出來”“努力造就一支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幹部隊伍”。
基層幹部對此有何期盼和建設性意見，請長期在基層調研的呂德文教授談談他的觀察。
新老更替中的“代溝”
鄉鎮幹部除了80後、90後，還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現今50歲左右的“老鄉鎮”。這一代鄉鎮幹部經歷過“三農”問題最為嚴峻的時刻，工作經驗豐富，仍是當前鄉鎮幹部的中堅力量。
這兩代幹部無論是在文化素質、工作作風和組織文化的理解上，都存在明顯差異。鄉鎮幹部工作存在代際差異，中年幹部很多從事“外務”工作，負責部門的決策以及疑難問題的解決，大量時間花在群眾工作和部門協調上；年輕幹部則從事“內務”工作，負責文字工作以及業務流程的規範化。
就這導致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兩個不同群體的鄉鎮幹部相互“看不慣”。有豐富農村工作經驗的中年幹部看不慣年輕幹部只會做辦公室工作，遇到實際問題手足無措。“我一句話就解決的問題，他們搞半天都搞不定”，這是中年幹部常掛在嘴邊的話。要是鄉鎮主要領導是上級機關“空降”而來的年輕幹部，這些中年幹部或明或暗的不配合，是鄉鎮工作難以推動的重要原因。而一些年輕幹部亦瞧不起這些中年幹部，覺得這些幹部思想僵化，“連電腦都不會用”。
二是在很多地方，幹部斷層問題將很快爆發。總體上，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2006年農村稅費改革結束之前的大概十年時間，全國絕大多數的鄉鎮政府的編制和人員均已凍結，鄉鎮幹部“只出不進”。而最近十年左右的時間雖放開了進人渠道，卻普遍面臨“留不住人”的問題。導致的結果是，絕大多數鄉鎮的80後年輕幹部不超過20%，缺編問題嚴重，後備幹部嚴重不足。一位鄉鎮黨委書記跟我們說，再過5年，一大批“老鄉鎮”將集中退休，他們鄉鎮就會面臨“無人可用”的尷尬境地。
年輕幹部的“根”扎不進基層
在城市化日漸加快的今天，鄉鎮幹部的生活狀態受很大影響。
目前，仍有相當部分“老鄉鎮”住在農村，他們習慣農村生活，即便搬到縣城居住，在農村仍有完整的社會關係網。但80後、90後基層幹部基本都是大學畢業，他們的生活習慣是城市化的，他們的子女教育、朋友圈需要在縣城完成。但是，鄉鎮基本上是一個熟人社會，這對年輕幹部是一個很大挑戰。如果是偏遠一點的鄉鎮，還要面臨孤獨、寂寞所帶來的挑戰。很多年輕幹部剛到幾天就辭職不幹了，有的甚至連招呼都沒打，走了以後才通知鄉鎮領導。
由於在基層沒有社會關係網，年輕幹部幾乎沒有辦法接觸農村工作，亦不可能瞭解一線工作的實際：
一是“內務”工作已經夠多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筆者調研的絕大多數鄉鎮，辦公室的文字工作幾乎都是這年輕幹部承擔的。這些工作主要包括：①上傳下達。 工作雖小，卻瑣碎，且有時效性，其實是很考驗辦事能力的。②“寫材料”。總結匯報、檢查考核等等，有些是常規性的，大多卻是非常規性的。③報表臺賬。就目前的鄉鎮工作而言，報表臺賬幾乎是上級推進任何一項工作的必備的基礎工作，它承擔著“辦事留痕”的功能。調研中，某地推進精準扶貧，“填表”工作讓村幹部怨聲載道，聲稱“打印費都可以讓多家貧困戶脫貧了”。
二是“外務”工作沒機會。與年輕幹部不一樣，絕大多數中年幹部都是本鎮人，且在本鎮工作多年，和各村的村幹部相識已久。所以，普通農村工作真的是這些中年幹部“一句話”的事。而重要的農村工作，則需要鄉鎮領導參與協調，這些年輕幹部也使不上力。
結果是，這些年輕幹部雖然工作在基層，但未能紮根基層，他們很難從群眾那裡獲得工作反饋；而材料水平如何，其評判標準主要在鄉鎮主要領導手裡。應該說，年輕幹部作為鄉鎮工作的“稀缺資源”，鄉鎮黨委政府都是比較重視的。但空間也就那麼大，如不安於平實，多少都會有怨言。
年輕鄉鎮幹部的成長路線
絕大多數80後、90後年輕幹部進入鄉鎮工作，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是將鄉鎮幹部當作一份穩定而有保障的“職業”，工作一段時間以後成為業務骨幹，對仕途卻無甚追求，既穩定，又不耽誤照顧家庭。
二是對仕途有一定想象，希望在基層幹一番事業， 而但凡有抱負的年輕幹部，基本上都會有比較好的位置。
從職業待遇和保障上說，鄉鎮幹部不算差，亦不算好。筆者測算了一下年輕鄉鎮幹部的工資收入，其工資收入在當地都算是中上水平。事實上，年輕幹部雖對“低收入”有一些怨言，卻大多有理性認識。他們對物質待遇的要求其實是不多的。但他們在乎的是，不同身份的鄉鎮幹部“同工同酬”。比如，公務員有車補，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事業編幹部和大學生村官都沒有。
絕大多數年輕幹部都對職務晉升有要求，而鄉鎮的晉升空間極其有限。調研中，80後、90後鄉鎮幹部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經歷：都在一邊工作，一邊準備各種考試。大學生村官要考事業編，事業編想考公務員，公務員又想考上級政府機關……
因此，當前的年輕幹部，在短短几年內就容易出現分化：
一是一開始就看不到希望的，立馬就辭職走人了。
二是工作幾年後感覺晉升無望得過且過的。這類人最大的念想就是，下班以後不要什麼事都找他。
三是想盡辦法離開鄉鎮調到別的單位的。只要做得好、能力強，幾乎不愁沒地方去。一些強勢部門，如縣委組織部、紀委等，經常從鄉鎮借調人員。
四是安心在基層工作的。大都是因為其工作性質相對而言比較專業、單純，亦比較有規律，再加上，家庭都已穩定，壓力不大。
五是努力奮鬥的。他們中的相當部分雖未晉升，卻可以得到“重用”，如主持黨政辦、組織辦、農經站等大辦的工作，幾乎是晉升副科的必由之路。因此，凡是在這些崗位的年輕幹部，工作都比較積極，亦有追求。
讓年輕幹部擁有“事業感”
閱讀更多 浙江黨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