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从右向左数第三位就是张登山老师。前排从左往右数第二位为作者。
人为什么要有记忆呢？没有记忆不是更开心吗？然而，往事老是在记忆里打转……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在名山中学当“助教”刚转正不久，虽然户口还在永兴乡初中搁置着，但名山中学已经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期。
1986年秋，一位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的校友，毕业后也回了母校名山中学工作当了一名政治教师，他姓张，名登山。从读大学来说，他比我幸运。因为时代变了，他可以顺顺当当地读完高中后就进入了名牌大学深造。他的父亲是我们县上教育界的元老之一，因此大学毕业，也不会如我这样不得不把关系扔到乡下后，才能在名山中学当“助教”。
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到了名山中学确有几刷子，政治课，如果不是高考要考，是很不容易受待见的。在名山中学上政治课，很少有其他乡级学校校领导对政治课情有独钟的场景。那时，乡村小学或初中，领导最喜欢的课，莫过于政治课（小学叫思想品德课）、地理课或图画课。因为政治课、地理课或图画课，课时少，不到毕业不统考，当个校长，每周兼一个非毕业班的政治课、地理课或图画课（因为教毕业班就不好玩，要统考，弄得不好教学水平要现形），既可算超工作量，又可以算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便于评职称，有奖金分配时还可顺理成章多得点好处。
可是，在名山中学教高中班政治课，那就不是小学校长所欣赏的美差了，因为高考时，要拿成绩来说话的。张登山老师确实不负众望，开头几年的几刷子还是漂亮的，毕竟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年轻人。然而，好景不长，那时评职称，得过第一关：评优。晋级都是有指标的，首先得评到那个优，人际关系几乎是第一位的。张老师一转正，就落实为中学二级教师了。但是，因为指标的关系，本来大学本科毕业转正后，第4年就可评为中学一级教师的，但是在名山中学要想评中级和高级职称就太困难了。
记得名山中学首次评职称，名山中学排在前面的老教师就有20多位，他们几乎都是大学本科学历，然而根据学校级别，名山全县也才20多个指标，鉴于名山中学是本科生成堆的地方，县里破例给了名山中学18个名额，据说，为了照顾名山中学，还把医疗等部门仅有的指标暂时挪动给名山中学。
那时我虽然都奔四了，但在教师中还算年轻，因为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年限短，能够评上中学一级已经很不错了，至于高级就只有当旁观者，看他们老同志如何厮杀了。20多个老同志，面对18个指标，自然不仅要努力陈述自己如何的够格，还得到领导
那里去通过揭露别人的短处来提高自己的优点。有时，难免还要拉下老脸去和县科委以及相关领导或竞争对手进行战斗，有点像现在的台湾选举，既要努力收买有作用的民意，又要互相抹黑。当然，那时的校长孙先生，因为其舅老倌在地区科委负责，看到外甥的工作做不下去，舅老倌就暂时挪用一下其他部门的指标，借了几个指标给名山中学，好不容易才按平了首次职称风波。最后，还是有两三个老同志因为学历是专科，也因为相对年轻一些，自然只有忍气吞声，败下阵来。
从职称首评的情况看，开始虽然有很多硬杠子，其实操作起来仍然是大锅饭的做法，埋藏着很多的隐患。那些硬杠子无非就是学历和年限，而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多得很。其他的条件都是说不明道不白，或者说不容易把握。
比如教学成绩，是分数吗？就是同一个老师所教的两个班，其成绩也会有差别。不同科的成绩又怎么比呢？说政治表现吧，你能够说谁不好呢？后来评职称吸取了早期的教训，首先评优，获得优以后，自己申报争取，校级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过第一关。出关者才有资格向上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申请。
再后来一经实践，发现被评者如果人际关系不好，教学再优秀也很难被评上。职改办就提出要看论文，于是论文枪手把钱赚欢了。本校又有谁去说某某的论文是抄来的或出钱买的呢，何况几乎都是文抄公的时候，谁揭露谁呢？
总之，我们那里的学校评职称一开始就是福利性的，而非学术水平性的标志。当然，我只了解中小学教育这块，大学有没有买论文的，甚至抄论文的我不知道。医疗部门的职称评定，其医疗水平人命关天，想来该不会有中小学这种情况吧。说实在的，职称评审和职称任命是应该好好反思了，怎样才能够不屈才，让有才者信服，真正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由群众评选的做法最好不要用于技术性的职称评审。考大学的做法，尽管大家指责毛病多多，但和历来的其他招生办法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公平的办法，不公平是出在其他方面而不是考试本身。
因此，我想，技术性职称，可不可以设计一种考核形式呢？对那些为了职称只顾考核的，可以增加业务成绩考核一条进行限制，比如你在全县教师中结合教学实际的专业考核如果相对优秀，那么就结合你平时的教学效果审议，结果进行公示，凡是实名意见，都要进行核实。如此，可能会减少些负面的东西吧。
特别是职称任命不能够搞成排排坐吃果果的福利性的，不要指标化。就像当年清华北大，胡适这些年轻人也可聘为教授，学校觉得某人适合坐该系的教授位置，你就聘他。其他学校也可以给教授头衔，但是大家都知道，四川师大聘的教授和清华聘的教授，名称一样，但实质可能是不一样的。你愿意在清华当副教授也不愿意到到川师大当教授，这就有限地避免职称厮杀。
如果职称不是福利性的，一般人自己也知道评不上高待遇的技术职称，因为那是少数技术能力拔尖者的事情。只要自己工作认真，即使效果不突出，但凭自己的苦劳，也可以获得和大家一样的福利。如此可能矛盾就不会这么突出。
张登山老师，可能因为评职称屡屡受挫，渐渐淡于竞争。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我还是理解他的。因为当时，中学一级教师的指标很少，进入二级后，就得排在大队伍的后面慢慢向前挪动。
张老师后来在课堂上犯过一次病，人们就疑心他是癫痫，其实也没发过两次，但是这事情可能就在他自己和同事们的心中都落下了阴影，工作似乎没有才上讲台时那么热情洋溢了，而且好像还与大伙隔绝了。每天，他上完了自己的课，就躲在屋里备课，备好了课，处理了作业，就弄起天然根雕来。
只是，他教的班虽然高考成绩在雅安全地区没有拿到第一，但还是排前面的，只是有些领导和同事就觉得他不如以前卖力了。当然，随之而来的评优考核，他就老是只能得“良”，甚至有时只是“合格”，弄不到那个晋升一级教师的必备条件：“优秀”。他也有点不屑于“良”和 “优”的认定，也不在乎一级教师的评定了。
后来，我做了名山中学的教导主任，负责职称评定的事情，我真的很为他着急。好几次，我借欣赏他的根雕为借口，和他谈过心，希望他能够奋起一下。但他淡然一笑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我爸当年在名山县教育界那么出名的，现在人走了，一切还不是烟消云散了。”
既然话都说到这样了，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没起决定作用的权力，给他许愿或承诺什么，只有给他鼓劲，说些连我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的话。我们的谈心还是在根雕上说得投机，最后，我抱着希望去，带着无奈归。
大概是1995年吧，我与他父亲当年的学生、时任教育局领导好不容易争取了一个中级教师的指标，但是局里又不好明确戴帽下达给张登山。全校老师公开评优时，经过我和其他同事的努力，好不容易给张登山老师弄了个优秀的考评结论，这样，张老师的职称已经做到“只欠东风”了。
那时，我是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校长也是高我两届的名山中学同学，我们事前都商量好了，这次一定要解决张登山老师的职称问题。校长说他做另外三个评委的工作，只要三人中评委中有一个赞同我们的意见，这个早就该解决的问题就可以尘埃落地了。
然而，可能我们的公开偏向张老师的态度引起了另外三位评委的反感，又或许，他们私下和另一个竞争这个中级职称的老师已经沟通过，最后我们五个人无记名投票时，只有我和校长两票赞同。于是，张老师的职称评定再次化为乌有。
第二年，我因为不能够与学校的某些领导随波逐流，被迫离开了名山中学，此后张老师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和他同时分配的本科大学生即便工作成绩一般，但都获得了高级教师职称，只有极个别人停留在中学一级，而在大学任教的则更是春风得意，早都是副教授了。呜呼，从业不可不慎也！但谋事在人，而成事在天！
2009年10月，我回名山办事，在我亲家那儿耍，突然传来噩耗：张登山老师去世了。那天，一吃完早饭，我和亲家李老师一起去参加张登山老师的追悼会。名山中学的前校长裴老师也去了，悼词都是些熟知的套话，但“张登山同志，男，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1986年参加工作，中学二级教师，23年来工作勤勤恳恳……”的介绍，却是一把利剑刺向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凡是来参加追悼会的相识与不相识的所有人。
我不知道这句悼词，像不像一枚炸弹，炸向了当年那些和以后都看不起张登山老师的人。念悼词的人，似乎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抑扬顿挫，有意识地突出了张登山老师毕业学校、漫长的工龄和中学二级教师这几个特殊词句。那时，我真的掉泪了。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在省属重点中学的工作曾卓有成效，为什么年届50和23年教龄，居然还是中学二级教师就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他充满理想的世界。
我心里很难受，倒不是责备自己当年没有作为，没有能够解决张登山老师的职称。因为，唯一一个职称指标是我跑了好几次为他争取的，而且我的那一票是投向他的。只是觉得，现行的职称评审存在很多弊端，耽误或辜负了许多人！比如无记名投票是民主的，但人却是自私的，难道关系好，投票赞同的人多，就一定有水平吗？水平是事实能摆出来说话的具体数据，还是靠人际关系捧出来的虚像？既然是技术职称，为什么不用数据性的考核和技术知识的考核相结合呢？
默默地经过张登山老师的遗像前，我含着泪，给他献上一支洁白的菊花，深深地三鞠躬。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但愿来生，张老师能够评上一个今生就该评上的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或者，来生不要再遇到这样无聊的职称评审。
但愿，天堂里没有职称评审。安息吧，张登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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