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照片里，不难看出“香港摊”当年的繁华热闹。
1982年，常州市中心小营前附近，出现了一个长630米、宽5米的大棚市场，这个以绿色塑料棚遮顶、钢架支撑的小小市场在常州百姓的口中有个特别响亮的名字——“香港摊”。36年后的今天，“香港摊”虽已不复存在，但人们提起来，依然鲜活热闹如昨日。
曾引得全国各地来取经
“香港摊”所在地的前身是白云溪，1976年，因备战需要，白云溪被填掉修了防空洞，1980年代初在防空洞上面建成了“香港摊”，其正式名称是“常州市迎春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很多常州人心心念念了许多年的“香港摊”，“香港摊”里并没有香港元素，在里面做生意的人，更习惯叫它“港摊”。
当时市场里共有4个区：一区以小吃、裁缝、修理为主；二区以个体经营为主；三、四区则以国营、集体商店为主。全场共有642个摊位，450个经商户，主要经营食品、服装、家电、生产资料等。
“香港摊”给龙城市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与传统国营百货商店相比，“香港摊”没有柜台、没有营业员，有的只是挂满了衣服鞋袜的敞开式摊位以及站在货品后面的摊主。这里上演着日复一日讨价还价的乐趣，光顾市场的客人们期待在这里搭上时髦的顺风车，这里是拉近他们与屏幕和杂志上光鲜亮丽的影视明星们距离的理想之地。
凭借着对各个年龄段的市民深入到骨子里的诱惑，“香港摊”在小营前风光无限了十多年，常州人进城必逛不说，还引得江苏省内外的商界同行前来进货、学习、取经。
曾经帮同学在“香港摊”看摊的市民邵晶慧回忆起小时候，“最得意的就是同学有事离开一下摊位，我一个人守在摊位上，帮她做成了一笔生意，给顾客找钱的时候，就像考试考好了得到老师的夸奖一样兴奋和激动。”
市场里的一区有各种小吃，大人们来采购，孩子们则拽着大人的衣角东张西望地在市场里寻觅各种吃喝玩乐的小玩意儿。地道老常州风味的锅贴、虾饼、清汤小馄饨、豆腐汤，煎炸煮的各式香气，一年四季在市场内飘来拂去似乎总也散不掉。逛饿了停下来吃碗小馄饨，看市场内人来人往，一如木心笔下的《从前慢》。
曾经被看不起的个体户，成了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190号，是杨锡凤当年在迎春市场里的摊位号码。在那个长和宽都只有一米的空间里，她做了13年的服装生意，直到1997年全面从市场撤出。
撤出市场的时候，摊位上还剩下几十条裤子没有卖出去。从1997年至今的21年里，杨锡凤的丈夫几乎没有再买过裤子，“这些裤子，再穿几十年都没有问题。”
在市场摆摊的前几个月，看到认识的人来了，赶紧躲到摊位下面
杨锡凤的老家在武进嘉泽，早年是当地一家皮鞋厂的员工。1983年，她的一个在“香港摊”做服装生意的阿姨劝说他们，“不要在工厂上班了。”
拿着360元的启动资金，杨锡凤成为了“香港摊”众多摊主中的一员，开始了她一无所知的服装生意。最初，她很不适应这种在摊位上跟人家讨价还价的局面，更怕的是被熟人看见。“在市场摆摊的前几个月，看到有认识的人来了，赶紧低下头弯下腰躲到摊位下面。”
最夸张的一次，一个皮鞋厂的旧同事来到她的摊位上，问她衣服多少钱，她硬是装着不认识，没有接话。
最初的害羞和不适应过去以后，再碰到熟人就大大方方了。因为表现好，杨锡凤还曾被评为市场里的先进工作者，在市场里的名气也很好，“做生意的关键就是不跟顾客吵架，服务态度要好。”
起早贪黑的辛苦带来回报，她家成了常州最早的万元户之一
做服装，杨锡凤走的是自己加工、自己销售的路线，批发为主，零售为辅。
当年，服装要想好卖，一是款式，二是面料。
什么款式流行？隔壁的上海和杭州都是时髦大都会，到上海和杭州的服装批发市场去偷师，把好看的、流行的款式记下来或买下来，回家来让工人照着做。“我们加工出来卖的衣服裤子都有自己的品牌：‘LINGDA’，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家生产的。”
面料更不是问题。说起这个，杨锡凤的丈夫对常州的各家纺织厂充满了感情，当年常州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面料生产厂商，灯芯绒、牛仔布、棉质印花布，要什么布有什么布，特别是牛仔布，除了常州没有几个城市有厂家生产。
有一年夏天，一种涤盖棉的西装短裤在全国特别流行，当时只有常州针织总厂生产，各地的服装商拿着现钱去排队，也不一定能拿到布料。
300多公里外的绍兴柯桥，当时也是纺织业的一支劲旅。因为面料相对常州便宜，后来大家都改为从柯桥拿面料。杨锡凤每次都是坐晚上出发的大巴，到了柯桥是早上，正好开始办货。“身上装着进货的钱，都是现金，哪里敢睡啊。白天进货，晚上再坐大巴赶回常州，累啊。”
在常州当地进货，杨锡凤的丈夫都是骑着自行车去的，一匹布通常是300米或者600米长，份量至少100公斤以上，“用自行车驮，没几个人驮得动的。”
起早贪黑和风吹日晒的辛苦终有回报，杨锡凤家成了常州最早的万元户之一。
他们的女儿遗传了商业头脑，如今是成功的企业家
杨锡凤的丈夫白天还要上班，就每天早上上班前先去市场把货摆好，杨锡凤负责看摊，他们的女儿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练摊，“人家看到是小孩，都不怎么还价。”
不过，在市场里做生意这件事，并不敢让太多人知道，说到底还是因为当时人们的观念，在1980年代中期以至1990年代，个体户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大多数人只看得起在单位上班的人，看不起我们个体户。”
和杨锡凤一起在“香港摊”做生意的王和英，要年长一些，今年已经70多岁，当年是她们那一组的小组长。“相亲都会被鄙视，给我家小孩说媒的一听说我家在‘香港摊’摆摊做生意，就说有点难的。”
早年从“香港摊”撤出以后，杨锡凤夫妇专心为女儿女婿做起了后勤工作。他们从小就练摊的女儿遗传了商业头脑，早年南下深圳，后来回常发展，如今是成功的企业家，开着自己的公司。“每天回家就喊累。做生意，哪有不累的。”
小汪裁缝店，步行街上最长久的坚守
小汪裁缝店是步行街上最长久的店之一 记者第一次去迎春步行街，是到报社工作后，在同事的介绍下去改裤子，“一直往东走，一个小门面，小汪裁缝店。”
汪师傅全名汪志兴，家住新北区，舍近求远地在市区做生意，一做就是25年。前面8年在南大街青云坊，打一把伞、每天把缝纫机搬来搬去地很是辛苦；后面17年在迎春步行街，“那时候‘香港摊’已经没有了。”
“香港摊”旧址上建起的迎春步行街，曾经是潮流服装店的聚集地。刚搬来的时候，汪师傅隔壁店面是卖服装的，随着步行街上的生意被陆续分流到了各个综合体和新村的小店，“你来他走，他来你走”，各家店铺不停易主，汪师傅成为了这条街上坚守最久的店家之一。
反倒是汪师傅的店生意一如从前，老客户们还帮他带来新客户。不论是几十元的衣服还是上万元的貂皮，大家都放心地交给他。尽管一些快时尚品牌店也提供免费的改裤长服务，但是，老客户们还是更愿意自己花钱来找汪师傅改。甚至有的都移居海外了，回国后还会特意找他改衣服，“他们都说我这个手艺要是在国外，早就赚大发了。”
这么多年来，汪师傅也遇到过几个不诚信的顾客。一个顾客来取裤子，看到另外的顾客一条2000多元的名牌牛仔裤，就给“顺”走了，裤子真正的主人找来后，汪师傅才发现裤子丢了，最后，汪师傅让裤子的主人在步行街上的店里选了一条款式相似的牛仔裤，自己付了1000多元的货款。
还有一个小伙子到店里来取自己改好的裤子，看到有个线头就自己拿剪刀剪掉，结果把放在下面的另一个顾客的一条CK牛仔裤剪了一个三角形的破洞，小伙子走了以后汪师傅才发现，只能自认倒霉。“他也是老主顾，后来再也没来过。”
早年找汪师傅改一条牛仔裤是5元，后来涨到7元，再后来是12元，毕竟物价一直在上涨；老早都是现金，现在用上了支付宝和微信，客人扫码付钱，汪师傅坐在缝纫机前自顾自地忙活，看也不看一眼。“各种各样的顾客都有，但绝大多数都是诚信的。” 胡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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