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月有陰晴圓缺，但金庸始終沒有完全淡出公眾的視野。現代文學史上，如此有個人魅力，不靠政府或商家做後臺，而能紅透半邊天，且持續這麼長時間，實在是個奇蹟。單憑這一點，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續關注。
金庸比許多新文學家更像“讀書人”
在我心目中，“博雅”與“通達”，乃傳統中國讀書人的最大特徵。
在這方面，大學裡專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見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闊步。我敬佩查良鏞的，不僅是學識淵博，更包括極為強烈的求知慾望。有幸聽他眉飛色舞地談論“考博”及“讀博”的經歷，那種投入感與幸福感，讓我深深感動。
在很多人看來，早已功成名就且年事已高的查良鏞先生，根本沒必要正兒八經地註冊念劍橋或北大的博士。可這正是“讀書種子”查先生可敬可愛的地方。不只是具體的學識，甚至包括氣質、教養與趣味，金庸都比許多新文學家顯得更像傳統中國的“讀書人”。
好的小說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態人情的結果，有三種可能性：或居高臨下的傲慢，或普度眾生的慈悲，或憤世嫉俗的絕望。
多次聽查先生演講，說實在話，不算太精彩；但答問很得體，確能顯示大智慧。現場感覺如此，回頭讀各種報道及記錄稿，證實我的直覺。願意認真傾聽粉絲稀奇古怪的提問，給予真誠的回答，而不是敷衍了事，這對一個見多識廣的名人來說，除了智商，還得有足夠的情商。
不止一次見到這樣溫馨的場面：演講結束，熱情的讀者捧著書要求籤名，金庸很配合，問人家叫什麼名字，順手寫兩句勉勵語或俏皮話。在那麼疲勞的狀態下，始終保持笑容，且變換筆調為讀者題詞，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這在早年是為了推銷作品，如今名滿天下，根本用不著討好一般讀者，可金庸還是那麼認真，絲毫沒有懈怠，一筆一畫地簽上自己的名字，這著實讓我感動。
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網上發起，讓獲得過金庸簽名的普通讀者曬曬照片，那些五花八門、體貼入微而又暗藏機鋒的題詞，會讓後輩汗顏且欣羨不已的。
“少年遊俠、中年遊宦、晚年遊仙”
問過中文系若干在讀博士生，他們小時候也曾迷戀過武俠小說，因而對金庸其人其文相當熟悉。之前審讀“我與金庸”全球華人散文徵文獎稿件，許多人深情款款地講述自己與武俠小說一起成長的經驗，既感謝作家金庸，更懷念意氣風發、飛揚跋扈的青春歲月。這讓我對金庸為代表的遊俠想象，又多了幾分理解。
四年前，我應邀撰寫《作為一種精神氣質的“遊俠”》，開篇是：
“遊俠作為一種潛在的慾望或情懷，在好多人心裡面都蘊藏著，只不過表現形態不一樣而已。中國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遊俠、中年遊宦、晚年遊仙’。少年時代的獨立不羈、縱橫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跡天涯的俠客，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種對於現實生活的超越，或者說對於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俠’跟打鬥本領沒有直接關係，也不見得非‘快意恩仇’不可。這更像是一種超越日常生活的願望與情懷。”（《文史知識》2013年第10期）
若此說成立，即便“天下”永遠“太平”，也都有遊俠“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價值。
我大概是大陸學界較早意識到金庸小說的學術價值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撰寫並出版《千古文人俠客夢》的同時，我在北大中文系開設專題課，講中國人的遊俠想象。不過，在我的論述框架中，金庸只是重要的一環，故不會有太大爭議。當然，如此“平正通達”，影響力也就有限。
直到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嚴家炎先生撰寫《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方才掀起了軒然大波。嚴老師不屈不撓，在北大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專題課，日後結集為《金庸小說論稿》，在金庸研究方面，貢獻遠比我大。
從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觸查良鏞先生的機會，甚至還曾在浙江大學與之合招博士生（雖不成功），但總是敬而遠之。一是年齡及地位懸殊，不敢謬稱知己；二是我的老師王瑤先生曾告誡，不要跟研究對象走得太近，以免影響自己的學術判斷。第三則純屬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俠，連同大俠的創造者，都應該有某種神秘感，最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遙望可以，細察則不必。
金庸是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
作為上世紀最為成功的武俠小說家，金庸從不為武俠小說“吆喝”，這點值得注意。
在許多公開場合，金庸甚至“自貶身價”，稱“武俠小說雖然也有一點點文學的意味，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如此低調的自我陳述，恰好與在場眾武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鮮明的對照。將其歸結為兵家之慾擒故縱，或者個人品德之謙虛謹慎，似乎都不得要領。
在幾則流傳甚廣的訪談錄中，金庸對於武俠小說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武俠小說是一種娛樂性讀物，迄今為止沒有什麼重大價值的作品出現；
第二，類型的高低與作品的好壞沒有必然聯繫，武俠小說也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有好也有壞；
第三，若是有幾個大才子出來，將本來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俠小說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
第四，作為個體的武俠小說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
如此立說，進退有據，不卑不亢，能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並非純粹的外交辭令，其中確實包含著金庸對武俠小說的定位。
可是，請別忘了，撰寫“娛樂性讀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鏞的一隻手；還有另外一隻手，正在撰寫“鐵肩擔道義”的政論文章。據我猜想，在很長時間裡，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據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這話用在查氏創業之初，當不無道理。為了吸引廣大讀者，查良鏞以《神鵰俠侶》等作為誘餌——如此陳述，很容易消解小說家金庸的“意義”。但我寧願相信，這是實情。
因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個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也正是這一點，使其在上世紀無數武俠小說家中顯得卓爾不群。 有了《明報》的事業，金庸與無數武俠小說家拉開了距離。一個武俠小說家，不只是娛樂大眾，而且可以引導社會輿論，在金庸奇蹟出現以前，實在不能想象。
據說，金庸撰寫的社論與政論，總共約兩萬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查氏之政論文章，讀者面自然遠不及其武俠小說，可備受學者及政治家的關注。
前者以金耀基為例：在率領香港中文大學諸學者“文人論武”時，金氏大談對於查先生所撰社論之熱愛，稱其“知識豐富，見解卓越，同時有戰略，有戰術，時常有先見之明，玄機甚高，表現出銳利的新聞眼”。
後者則有查氏《北國初春有所思》記錄的與國家領導人的會談為證：“沒有仔細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的國家領導人，卻很關注查先生髮表在《明報》上的政治見解。在金庸創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論，右手小說。這種寫作策略，使武俠小說家金庸一改“邊緣”姿態，在某種程度上介入了現實政治與思想文化進程。
既不完全認同新文學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於武俠小說家的“俗”，而是兩面開弓，左右逢源。支撐起如此獨立不羈的言說的，乃是其作為“輿論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義感”。
晚清以降，文學的雅俗之爭，有審美趣味的區別，但更直接的，還是在於社會承擔：一主幹預社會，一主娛樂人生。查氏起步之處在新聞，現代中國的新聞事業，恰好與武俠小說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絕大部分武俠小說，都是先在報刊連載，而後才單獨刊行的）。
可是，同在一張報紙，頭版的社論與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幾“不可同日而語”。金庸之自辦報紙，並且“赤膊上陣”，下午褒貶現實政治，晚上揄揚千古俠風。有商業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負。長期堅持親自撰寫社論，實際上認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擔當精神。
金庸曾表示，當初撰寫武俠小說，固然有自娛的成分，主要還是為了報紙的生存。時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個在小說之外還有顯赫功績的武俠小說家。查氏本人對此十分自豪。
其實，關於金庸的傳記或著作，大都會提及其值得誇耀的“《明報》的事業”。我只是將常見的“並列句”改為“因果句”，而且不是從《神鵰俠侶》對於《明報》銷量的決定性影響立論，而是反過來，強調辦報紙、寫政論對於《笑傲江湖》等小說創作的意義。
政論與小說，一訴諸理性與分析，一依賴情感與想象，前者需要“現實”，後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熱交替，再清醒的頭腦，也難保永遠不“串行”。只要對當代中國政治略有了解，都會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中讀出強烈的“寓言”意味。
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人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閒”。理解查君的這一立場，不難明白其何以能夠“超越雅俗”。
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裡，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與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為何金庸的小說更有生命力？
提問：在新派武俠小說家中，為何金庸的小說更有生命力？
陳平原：金庸確實了不起，改變了武俠小說的格局。今天看來，為什麼金庸小說的生命力最長？有幾個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學養很好。
某種意義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華人，是從金庸的武俠小說入手，去了解中國文化。金庸小說裡有很多“學問”，比如佛道、歷史、地理、琴棋、書畫、茶酒、武功、中醫等，可視為“積極傳播中國文化基本知識”。難得的是，這些知識在金庸小說裡融合得很好。好的武俠小說確實在娛樂的同時，給你傳遞某種關於中國文化的知識。因此，我才會說，金庸的小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普及中國文化讀本”。
金庸在歷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極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純粹的類型小說。比如說，他特別重視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衝突與民族融合，這樣的眼光和趣味，確實非常難能可貴。
金庸某種意義上是把武俠小說與言情小說、歷史小說、政治小說等混合在一起來寫，所以時代變化了，讀者趣味也變了，但他的小說還能長期存在下去。
因此，讀金庸的小說，在欣賞血雨腥風、理解神奇的武俠世界的同時，最好還能對其作品中隱含的學問與情懷有所瞭解與領悟。
第二，必須考慮到，金庸有超越小說家的能力、視野和襟懷。
某種意義上，只看武俠小說，不見得能洞察金庸的好處，必須把《明報》的視野帶進來。在幾個新派武俠小說家中，金庸是有獨立的政治眼光、歷史視野與文化立場的一個人。
他是有《明報》事業墊底的武俠小說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報》是個很重要的輿論場所。中央政府關注他，也是這個緣故，通過金庸的“社論”，可以瞭解香港輿論導向。而且，你仔細閱讀金庸小說，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龍八部》等，其中蘊含某種政治寓意，跟他寫作時中國內地的政治生態有關係。
所以我說金庸是一個有政治關懷的小說家，也正因為這樣，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說家更多的關注。比如大家會談到鄧小平讀他的小說，其實一開始也可能是關注香港輿論，不僅是把他當作一個小說家看。
我也曾在若干場合見到政治人物如省長省委書記等，與金庸親切交談，都說是他的熱心讀者。這其實不簡單。金庸小說的讀者，可以從最娛樂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譜極大。
第三，金庸小說之所以長盛不衰，還因為它們特別適合於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
除了作為根基的長篇小說，影視劇、漫畫、動漫、遊戲等，共同構成了金庸武俠小說龐大的“江湖世界”。這不是一個純粹的小說文本問題，可以有很多衍生產品，而金庸也很善於在這方面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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