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屈麗麗 北京報道
“現在黑名單用起來很方便，到處都是黑名單，你做了什麼事，不符合我的意思，馬上拿黑名單給你收拾一下，多少天不能幹這幹那，但黑名單到底算不算行政處罰，是一種怎樣的處罰，誰有權來設定這樣一種處罰，目前並不清楚。”
12月1日，在京都律師事務所主辦的“落實產權保護精神，助力民營經濟持續發展”研討會上，著名法學家應松年教授拋出了上面的問題。
在應松年看來，對民營企業家權利的保護是多層次的，不僅關係到司法權，還關係到行政權，以及各種微小的權利，包括黑名單這些具體的現象，其背後都存在一定的行政權的濫用。
“而行政權濫用的背後，往往是立法沒有說清楚的問題，導致了執法中存在很大的隨意性。所以，如果有的事情法律上一下子說不清楚，我認為是不是將來全國人大可以有一個立法解釋的權力，把社會上反映比較強烈的那些問題，沒有說清楚的問題，先迅速地作一些立法解釋，將來時機成熟了再修改相關法律，也就是用全國人大立法解釋這個工具先行解決一些問題。”應松年建議說。
當前民營經濟面臨的典型問題
對於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典型的產權保護問題，應松年表示：“一個是土地問題，另一個就是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接管’問題。目前有關部門正在就這些問題徵求法律意見。”
對於土地問題，應松年表示：“開始的時候土地的出讓價格都比較低，後來土地價格飛漲，當地的土地管理部門接受不了，好像自己的損失太大了，想辦法把這些東西弄回來，把原來簽訂的協議都撕毀掉，把原來受讓土地的人趕出去，經常有這樣的例子，因此這一類案件很多。”
對於“接管”問題，應松年表示：“最近我已經看到了好幾個案子，有一種名稱，比如說接管，把對方企業接管，把它的財產權拿過來。接管雖然是有利的措施，但是法律上規定得非常明確，哪幾種情況下才有可能接管，而我看到的不是這種情況，卻都是用接管這樣一個名稱(名義)，即我接管了，把你的財產拿過來。”
在應松年看來：“可能政府部門做這些事情缺乏考慮，我有的時候感覺到像變成公司一樣。以前是多少萬元把土地給了你，現在不行了，就把你趕走，這類情況還是比較嚴重的，對私營經濟的保護很不利。”
對於這些問題到底該怎麼處理，民營企業或民營企業家該怎麼辦?應松年表示：“大部分還是可以通過法院的救濟手段來解決，法院如果能夠公正地處理，還是能解決的。但是有時候也有一些地方受到影響，就跟著政府走，政府怎麼說就怎麼走，我感覺到的(這樣的)問題，是當前常見的，需要引起重視。”
全國人大應該行使立法解釋權
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權利保護，應松年還提到了幾個亟須立法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行政處罰的金額是不是有限制。當前行政處罰動輒幾億元，這麼大的數額，到底還是不是行政處罰?事實上我國的行政處罰金額確實是有限制的，只有犯罪行為才能罰到這個數字。但為什麼行政處罰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根本問題出在證據要求上面。如果是行政處罰，而不是刑罰，對證據的要求上是不一樣的，行政機關可以用行政處罰的名義罰，不像刑罰的要求這麼嚴格。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這是立法上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是處罰種類的問題。剛開始的時候，因為中國的行政處罰種類很多，簡直是上至法律、下至鄉政府都可以罰，有各種各樣的處罰名稱，所以行政處罰法把它們歸納成幾類，除了這幾類以外，其他都不能處罰，不能亂來。“但我注意到，最近到處都是黑名單，多少天不能幹這個、不能幹那個，包括不能坐火車等。黑名單是什麼玩意兒?我們曾經討論過這個事情，大家都說不上來，從黑名單的性質上來看，顯然也是對公民的權利有所損害，那麼這算不算處罰?行政處罰法裡面沒有這個種類。”
在應松年看來：“行政處罰都有嚴格的施令權，你做了違法的事情，誰有權可以處罰你、要怎麼罰，這是非常嚴格的，這些立法也是我國法制建設的一個重大進步。比如拘留，法律規定的條件達到才可以申請拘留，可以說對人身權的要求非常嚴格。但像黑名單是一種什麼樣的處罰，誰有權可以設定，目前說不清楚，但是現在用起來非常方便，你做了什麼事，不符合我的意思，馬上拿黑名單給你收拾一下。”
“應該說，這些問題的存在也正是法律上的任務，立法上說不清楚，就要趕緊考慮把這個問題放在人大會議上討論。”應松年建議。
應松年表示：“其實行政處罰裡也有一個沒收違法所得，刑法裡面也有沒收，這兩個沒收有沒有區別?是同樣地把你所有的財產沒收，還是哪些財產可以沒收、哪些財產不可以沒收?目前都沒有說清楚，這也是一個立法問題。”
在應松年看來：“我們國家的三項權力——立法、執法、司法，其實是相互緊密聯繫的。行政機關是執法機關，它要執法，就是要執行法律，法律有一些事情沒有說清楚，沒有規定得非常明確，行政機關可能執行起來也有許多的問題。”
因此，他建議：“針對法律上一下子說不清楚的事情，是不是將來全國人大可以有一個立法解釋的權力，先作一些立法上的解釋，將來時間成熟了再修改相關法律，以減少執法當中存在的諸多隨意性。”
不過，對於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產權保護，除了立法的及時性、司法審查的公正性之外，應松年還提出，行政機關有一個很大的責任。“因為執行者經常是行政機關，有可能用各種名目去損害對方的權利，一下子想解決還解決不了。所以對政府部門的人員，加強財產權的保護觀念以及對民營企業保護的觀念，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不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那樣不行，如果把億萬群眾從事經濟的積極性給打下去，那麼中國就會沒有希望。現在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舊觀念，這些觀念看起來挺‘深刻’的，我覺得還是要進行宣傳和教育，把思想解放開來才好。”應松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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