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开国将领中，袁子钦中将堪称儒将。在风云壮阔的军旅生涯中，他长期从事院校工作、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为人明是非，识大局，对党忠诚，持身以正，临难不苟，桃李遍军中，口碑传军外，故人称“师表将军”也。
一、毛泽东：“草地分裂，你这个书生胆子不小啊！”
袁子钦，又名袁致卿，学名从行，1908年12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白砂区厦洋村（今白砂镇朋新村）。从小接受教育，17岁考入上杭县立中学。那个时代，当地教会势力很大，就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惧之三分。为避免土豪劣绅敲诈勒索，袁子钦全家都加入了基督教会。在中学读书期间，在进步教员的思想熏陶下，袁子钦认识到基督教会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据点，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9年3月，红4军首次入闽，解放了长汀县城，袁子钦妻弟黄励投奔红军队伍。同年9月，红4军直下龙岩、上杭，革命风暴席卷闽西，袁子钦在妻弟影响下，毅然投笔从戎。
“秀才”出身的袁子钦一参加红军，就被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留用，历任宣传队宣传员、士兵委员会秘书、辎重队文书。他一远走高飞，妻子黄永秀就誓死相随，在红军医院工作，直至壮烈牺牲。回忆往事，他曾感慨万分地说过：“妻弟黄励影响了我，我影响了发妻永秀，我们真正是革命家庭！”
1930年7月，经过第2纵队政委罗荣桓悉心培养，认准革命道路的袁子钦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当年12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打响，他这个学生兵出生入死，深受罗荣桓欣赏。大战之中，他被调到红4军第11师第31团，担任连政治委员（时称）。
1932年1月，为加强红5军团（宁都起义军队改编）全面建设，中央军委抽调各级红军骨干予以充实，袁子钦调到红5军团第13军工作，担任连政治指导员。一个月之后，他指挥着这个连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由于擅长组织工作，1932年6月起，袁子钦历任红13军第37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39团政治部地方工作团主任，负责部队基层干部选调及地方扩红招兵工作，深得上级好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袁子钦历任红5军团第13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5军团（1935年7月，改称红5军）政治部党务科科长，一直跟随红37团行军作战。红37团担任后卫任务，一路艰难转战：四次破封锁，三次渡乌江，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天上敌机跟踪轰炸，地上敌人追击围堵；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在此过程中，袁子钦无役不与，始终抱着“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胜利”的坚定信念，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尤其是1935年5月，红5军团飞渡金沙江时，他追随军团首长深入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阵地上坚守了9天9夜，保证了全军顺利渡过金沙江。长征途中，部队偶尔能分到点鸡、肉、鱼，他总要留给红小鬼、伤病员和女同志，自己常常忍饥挨饿。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党中央在两河口举行会议，作出了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但是，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力主部队南下川康地区，并擅令红四方面军裹胁红5、红9军团南下。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的一座喇嘛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进行分裂活动，搞了个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这份“决议”下达到红37团之后，袁子钦极为愤慨，他和团里的其他领导一起将“决议”烧毁，没有向部队作任何传达。
身处困境之中，红5军团指战员十分关切中央红军北上情况，渴望听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声音。恰巧，军团有部电台能和中央红军保持联系，袁子钦就把从电台听到的中央红军走出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挺进陕北等消息悄悄告诉大家，使部队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坚定重新北上的信念。
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甘肃会宁，胜利结束长征。次年1月，袁子钦选调中央党校第二期党训班学习。随后，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历任政治部组织科干事、组织科副科长，为培养抗日人才默默工作。期间，毛泽东找袁子钦谈话，十分赞赏地说：“草地分裂，你这个书生胆子不小啊！”
二、抗大学员开玩笑：“袁部长怎么还不找我谈话？”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袁子钦申请奔赴前线未果，留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这时，一批批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争着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办起了门类繁多的院校，而且待遇优厚，拼命与中共争夺青年一代。八路军前线部队急需一批政治素质高的干部补充部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交给抗日军政大学一个紧急任务：学生队每半年毕业一批，而且要积极发展一批符合条件的学员入党。作为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袁子钦直接承担着这个任务。当时，组织科仅有5个人，每发展一个党员都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了解和审阅个人的有关材料。为圆满完成任务，他和科里其他同志一起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困了就用冷水浇一浇头继续看材料，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1938年4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开学，共招收学员5562人，编为8个大队，袁子钦调任第5大队（知识青年组成，约700人，大队长何长工）政治处主任。在4个月时间里，他结合自身成长进步的经历，协助何长工将这些知识青年培养为抗日志士，并使全大队中共党员比例由11%提高到70%！
1938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抽调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7大队、第1大队第1支队，组建抗大第二分校，陈伯钧担任校长，袁子钦担任政治部主任，率部东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至次年2月，在陈、袁精心组织下，分校全体人员分3次东渡黄河，到达预定办学地点——河北灵寿县陈庄。可是，办学地点距离日军控制据点最近不足百里，敌机时常凌空，枪炮之声不断，学员思想压力很大。袁子钦适时开展政治工作，指明分校办学是为抗日，身处抗日前才能学有奔头！经过他的耐心细致工作，大家很快适应了敌后办学，“为抗日而学”的口号更是深入人心。后来，陈伯钧说过：“第二分校没有设政委，袁子钦同志实际上履行政委一职；第二分校能在晋察冀安定下来，袁子钦同志功不可没！”在他主持政治工作期间，第二分校共办了两期，政治教育成效都非常显著，内容上“前两期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1936年，袁子钦（左二）在延安抗大与胡耀邦（左四）等人合影。
1940年1月，袁子钦升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那时，组织部门主管干部工作），负责权衡总校、各分校人才队伍建设及师资力量建设、学员毕业分配，为抗日人才培养、使用而劳神劳力。当时，组织上每月补助领导干部一些细粮，他舍不得自己吃，一点点积攒起来，等到和学员、干部谈话时一块进餐，共同分享。所以，时有抗大学员开玩笑：“袁部长怎么还不找我谈话？我这肚子没有一点油水啦！”其得人心如此！
1942年8月，由于校长林彪赴苏、未设政委一职，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管理乏人，中央军委决定总校设立政委一职，由总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代理。这时，袁子钦升任总校政治部副主任，实际主持政治部全盘工作。对于这段时间的工作，宋任穷、秦基伟、黄镇、郭林祥在联名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予以高度评价：
在抗大总校工作时，他和学员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就像慈母对孩子一样，既做思想工作，又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学员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袁妈妈”。当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时，他能把握政策，实事求是予以处理，保护了一些干部。
1943年1月，袁子钦升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政委（校长徐深吉），正式开始独当一面地主持工作，领导分校为八路军第129师及太行区地方武装培养干部。根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敌后办学物质条件极差，袁、徐“为了严格实施教学计划，保证教学质量，经常跟班听课，亲临训练场地，参加讨论，检查学员作业，进行具体指导。……经过艰苦努力，学员的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完成了总校制定的教学计划。”
在敌后艰苦办学的同时，袁、徐还领导第六分校参加了对日作战。1943年5月，日伪进占林县等地后，分校奉命参加开辟豫北地区工作。为打击日伪活动，分校进到林县境内之后，徐、袁迅速布置如下：分校机关驻姚村，第一大队驻原康，第二大队驻魏家河，第三大队驻临淇，第四大队驻东姚；各大队在驻地发动群众，执行工作队任务。对此，当年参战学员回忆：“这对学校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和锻炼，进一步充实了学习内容，巩固了学到的知识。”
1943年7月10日，为扩大太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决定发起林南战役，消灭伪军第24集团军主力。《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8月18日，八路军发起林南战役，以6个团组成西地区兵团，由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等指挥；以6个团及第六分校组成东地区兵团，由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和第六分校领导徐深吉、袁子钦指挥。根据作战计划，徐、袁指挥分校机关、直属部队转移至林县任村，第1、第3、第4大队分别在原康、临淇、东姚等地区开展游击战，袭扰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至8月26日，林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日伪7000余人，并击落日军飞机1架，收复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第六分校的4个大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得到了实战的锻炼。”
1943年10月起，袁子钦历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秦基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政治部主任，为军区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与军区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三、秦基伟：“在作战指挥和其它工作中分担了许多任务。”
1946年6月，国共内战最终爆发。袁子钦历任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积极协助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领导军区部队坚持内线作战，牵制敌人大量兵力，并为前线培训输送了大批新兵。
1947年8月，太行军区部队整编，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第9纵队，秦基伟担任司令员，黄镇担任政委，黄新友担任副司令员（已抱病），袁子钦担任副政委，实际组成“秦、黄、袁”指挥班子。当月下旬，该纵队作为“陈（赓）谢（富治）集团”重要组成部分，在沁阳、济源、王屋、邵原一线抢渡黄河天险。9纵抢渡黄河之后，秦、黄、袁指挥主力追随陈谢，截断陇海铁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天险，东西往返，机动作战，纵横伏牛山脉南北，驰骋平汉铁路东西，深受陈赓欣赏。
1947年12月，中央军委指示：要在军队内进行整党、整军工作。鉴于华东野战军已经先行，秦、袁派出大批干部前往华野部队学习取经。在宝丰会议之后，由袁子钦具体组织，在纵队中开展了以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升了部队精神面貌。
对于袁子钦之能，秦基伟非常认可：“宝丰会议之后，我纵队副司令员黄新友同志因病回华北休养，政治委员黄镇同志也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纵队，纵队领导力量有所削弱。副政委袁子钦、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等同志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作战指挥和其它工作中分担了许多任务。”
1948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第13纵队成立。为加强领导力量，组织上决定袁子钦调任第13纵队副政委。任职期间，他经常深入连队做政治工作，着力提高战士觉悟，使部队战斗力不断增强。在临汾、晋中诸战役中，第13纵队均有不俗表现，袁子钦与有荣焉！
1948年8月，袁子钦升任华北军区第15纵队政委，纵队隶属第1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建制。同年10月，他参与指挥第15纵队投入解放太原战役。在历时半年多的太原战役里，他始终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出没硝烟。他经过深入研究，结合本纵队的特点，根据上级的指示，提出了战役各个阶段政治工作的任务和重点。在战役准备阶段，针对纵队中解放战士较多的特点，他组织开展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练兵活动，燃起了战士们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统治的满腔仇恨，激起了官兵的战斗热忱；外围战斗打响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号召部队开展“火线立功”“火线入党”活动，在指战员中树立起杀敌立功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信念；在军事围困阶段，他布置部队广泛开展政治攻势，通过散发传单、喊话等形式瓦解敌军，使太原守敌士气锐减，惶惶不安，并争取了一部分敌官兵起义；总攻前后，他又适时地组织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城市政策教育，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赞誉。1949年3月，第15纵队改编为解放军第62军，袁子钦留任军政委。4月，他和所属部队迎来太原的解放，而所属部队也在太原战役中涌现大批英雄模范！
1949年6月，袁子钦调任解放军第60军政委，在第一野战军编成内进军西北、西南，相继参加扶郿战役、兰州战役、秦岭战役、成都战役。12月30日，成都和平解放，他指挥第60军进驻成都，军部兼成都警备司令部，担任城防任务。1950年3月，第60军兼川西军区，他兼任川西军区第一副政委，领导所属部队进行剿匪作战。他和军领导采取秘密潜入、内外夹击、奔袭奇袭、猛打穷追、分进合击等战术手段，在11个月内作战57次，成功隶清了川西匪患，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使当地社会秩序大为稳定。
四、张祖谅：“子钦同志是位好政委，没有他就没有第180师的重塑！”
1951年3月上旬，根据抗美援朝战事需要，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第12、第15、第60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陈赓担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当时，第3兵团在北京组建了兵团机关，并在天津召开了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后，袁子钦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做好入朝作战准备。
1951年3月中旬，韦杰（军长）、袁子钦指挥第60军开始由辽宁安东潜入朝鲜战场。此次行军，历时半月有余，行程千余里，袁子钦做出大量工作。
1951年4月下旬，韦杰、袁子钦指挥第60军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在战役第一阶段，第60军所在的第3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实施正面突击。从第3兵团受领任务回来后，根据兵团整个意图和第60军的任务，韦杰、袁子钦召开了入朝后第一次专门研究作战问题的党委会议，作出相应部署。为做好战前动员，袁子钦等军领导以军党委的名义，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书，指出：“在这次决定性的攻势中，我们要坚决打好第一仗，创造更加彻底歼灭美国侵略军的胜利条件。”
战役打响之后，第60军第一梯队夺取敌人地藏峰、釜谷里等阵地，楔入敌人纵深10余公里，并将土耳其旅割裂成数段，消灭敌人1000余人。至4月底，战役第一阶段结束，韦杰、袁子钦等指挥第60军，执行上级命令坚决，很好地完成了兵团赋予的任务，首战告捷，取得了与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
同年5月16日，战役第二阶段打响，韦杰、袁子钦又指挥第60军歼灭敌军6000多人。5月下旬，为防止敌人蓄势反扑，志愿军司令部决定结束本次战役，参战部队北撤适当地点休整。由于组织撤退不够严密，担任箝制、阻击任务的第60军第180师陷入三面受敌、北靠汉江的不利形势。在此危急存亡之际，第180师领导又处置失宜，致使该师4000余人被俘，这也是金门战役失利后人民军队最大的一次损失。
第180师受此重挫，一度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互相埋怨指责，有的产生悲观情绪，这给该师乃至第60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军党委书记，袁子钦主动同军党委成员谈话，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并与韦杰等军首长联名致电第180师幸存指战员：
同志们，你们勇敢地战胜了困难，完成了箝制敌人、阻击敌人的任务，胜利地突出了敌人重围，光荣地归队了，这是党的光荣，你们的胜利。谨向诸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并望注意营养，保重健康，迅速恢复疲劳，从政治上、战术上，各种工作上做好准备，为迎接新的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
这份电报对第180师进行了客观公正评价，又慰勉有加，使该师突围归来的同志深受鼓舞。此后，第180师又迅速进行了补充，补入7000名生力军，全师恢复到1万人。在袁子钦等军师干部的领导下，第180师迅速走出失利的阴影，战士们跃跃欲试，决心打一个翻身仗，挽回部队的荣誉。在1952年冬季防御作战、1953年东线反击战及金城战役中，第180师打了几个漂亮的翻身仗，打出了往昔威风，打出了老部队的传统。忆及往事，继韦杰之后担任军长（1952年10月）的张祖谅由衷敬服：“子钦同志是位好政委，没有他就没有第180师的重塑！”
五、从事干部工作10多年，留下“公道正派”“为人师表”美誉
1952年12月，袁子钦上调军委总部工作，历任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长期分管干部工作。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袁子钦胸怀大局，公道正派，是人民军队一位难得的组织、干部工作领导者。选任干部时，他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强调干部不但思想素质要好，还要有真才实学，偏废哪一方面都不行。他做干部工作几十年，一直恪守这个原则，不营私，不徇情。1955年初夏，人民军队酝酿评定军衔，一位干部托人给他送礼，以期提高自己的军衔等级，袁子钦谢绝了礼品并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对于自己的亲属，他要求更为严格。他的一个孩子报考军队重点院校，不巧离录取分数线只差一分，孩子希望父亲找有关部门疏通疏通，但他耐心、动情地对孩子说，学校录取学员要保证质量，差半分也不行，作为干部子弟，更应该自觉遵守有关规定。1958年7月，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学校原打算分配到军队系统工作。他知道情况之后，认为大儿子身体状况不合条件，恳请学校把儿子分到了地方单位。
◆毛泽东接见袁子钦。
袁子钦办过军事院校，一贯重视院校对培养训练干部的作用。他常常说，好的熔炉能出好钢，好的院校能出人才。根据中央军委的方针，他在1957年全军干部部长会议上指出：和平时期培养干部主要靠院校，凡军队需要而又必须培养的干部均设院校培养，今后一般的不再从军士中提拔军官。担任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期间，他每年要选调数万名干部入学，分配数万名毕业学员充实部队，还选派过一批批干部到国外军事院校深造。
难得的是，袁子钦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未停歇。20世纪60年代，实行军官休假制度以后，他从未休过假。平时，许多节日、假日和其他休息时间也都用于工作。孩子们问父亲最喜欢什么箴言，袁子钦回答“艰苦奋斗”。他有着一笔好书法，时常将这4个字写成条幅赠送战友，并身体力行，用行动为大家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令人赞叹的是，他在总政治部工作10多年，工作变动了4次，职务提升到总政治部副主任，但住房一直未动，这在总政治部已传为佳话。
“文化大革命”初期，总政治部首先遭到冲击，袁子钦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带病主持总政治部工作。面对诬蔑不实之辞，他多次申明：我们执行的是党和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军队任命的高级干部都是经过中央军委或党中央批准的，并且当场把这些话写了下来。这种不信邪、不怕鬼的凛然正气，使广大干部极为钦佩。
1967年初夏，林彪党羽吴法宪找到袁子钦，厉言要他揭发军委和总政治部领导的“问题”，并威胁说这是对他的严峻考验。袁子钦刚直不阿，当即回答：“我没什么可揭的。”不久，他便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受到审讯和折磨，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68年2月上旬，他在重病中被非法关押起来，受到残酷迫害。2月23日——仅仅过了14天，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7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为袁子钦平反昭雪的决定。
1988年4月7日，袁子钦的老战友宋任穷、秦基伟、黄镇、郭林祥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盛赞他“公道正派”“为人师表”，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一生。
由于袁子钦多年从事院校工作，许多将军都曾是他的学生，且为人处事刚正不阿，久享“师表”美誉，故军中雅称他为“师表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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