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0813
首先，關於史記的真偽性，我的觀點是
他記載的歷史絕大部分是有歷史根據的，是正確的。
史料是我們研究歷史很重要的一個佐證和參考依據，史記的地位不用我多說。
當我們挖掘和還原歷史真相的時候，一方面我們要參考史書的記載，從有歷史記載開始，中國就有了史官，當然我們不可否認的是每一個朝代的史官，或多或少會對本朝的史記有一些誇大的成分，畢竟在古代，中央集權制度，就意味著皇權至上，皇帝是不允許有不利於他的記載的
對於其他朝代，我認為他的記載是有大的真實性在裡面
從秦朝開始，秦始皇做了一件事，他開始神化皇權，比如出現一些異向，來證明自己就是真命天子
像漢高祖劉邦，什麼斬白蛇起義，各種異象等等，都是為了鞏固皇權
但我們不應該就以此來否認史記的作用和價值
他所記載的文獻歷史，對我們研究歷史，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當然，馬克思教育我們，看問題一定要辯證的看待
所以，我們應該結合現代科學技術和史料，一同來還原歷史的真相！
帥在有晴天
作者：冷清先生，個人史學研究成果，嚴禁抄襲剽竊。
司馬遷及《史記》在明清以前，無論官方還是文人，評價都不是很高。東西兩漢以及三國時期，司馬遷是罪人欽犯，《史記》（太史公書）是禁書是誹謗之書。《漢書》作者班固記載東漢漢明帝的評說：“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於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晉人范曄《後漢書•蔡邕傳》：【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
在晉朝以前，對司馬遷的定義基本上是“妖人惑眾”，《史記》是誹謗之書。因為兩漢三國東晉時期，離司馬遷時代很近，人們對秦漢的歷史很瞭解，都認為司馬遷因為替叛徒李陵脫罪，被漢武帝下獄而遭受閹割之刑。因為司馬遷痛恨漢武帝，就抹黑和漢武帝有關的很多歷史人物，並且還諷刺漢武帝時期（當世）。所以，朝廷把《史記》作為禁書，社會上把《史記》稱為誹謗之書。
班固對司馬遷的評價主要六個字：“不虛美、不隱惡”，說白了就是不讚美漢武帝，只說漢武帝的壞話，故謂之實錄。唐朝以後，人們已經遠離了漢朝，大多數人已經分辨不出《史記》記載的秦漢歷史的真假，很多文人對司馬遷的文筆多加讚賞。韓愈曾言：“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韓愈只是說司馬遷的文筆很好，並不牽扯《史記》內容的真實性。
宋朝以後，《史記》內容的真實虛假知道的人更少，南宋鄭樵把《史記》吹捧到六經的地位，金聖嘆把《史記》吹捧為“六才子之書”。很明顯，宋朝以後的文人，已經完全不知道《史記》內容的真假，從理學、文學的角度，對司馬遷的文筆和《史記》大加讚賞。近代的魯迅更是在沒有通讀《史記》的情況下，把司馬遷和《史記》，吹捧到“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遭受宮刑之後，身體心靈殘廢，非常的痛恨漢武帝，這是人之常情必然的。如果，司馬遷只是抹黑漢武帝，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今上本紀》中，司馬遷不寫漢武帝的功績，也就是班固說的“不虛美”“不讚美”，只寫漢武帝陰暗的一面，就是班固所說“不隱惡”，光寫漢武帝的陰暗面。如果是純粹的文學作品，這樣寫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作為史學家的司馬遷，對歷史人物作傳這樣寫，就有很大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不是聖賢，都有閃亮之處，也有不足之處。何況是帝王將相。作為史學家，忠實的記錄歷史是他的本分，絕對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胡編亂造。司馬遷喜歡的人，就可以大加“虛美”，把這個人的缺點錯誤“隱惡”；對於自己不喜歡的人，就對這個人的優點視而不見（不虛美）。對這個人的缺點錯誤無限的放大，滿篇子都是這個人的缺點（不隱惡），司馬遷的三觀扭曲歪斜。
司馬遷對和漢武帝有關係的人：漢高祖劉邦、漢景帝、漢武帝、衛青、霍去病等歷史人物，不但不虛美不讚揚，對他們的歷史功績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他們的缺點錯誤，真的是不隱惡不隱瞞，而且無限的放大，甚至是無中生有胡編亂造。司馬遷對歷史失敗人物，有意識的隱惡隱瞞他們的失敗，無限的放大他們的優點，甚至是胡編亂造。
司馬遷被宮前寫的一半《史記》基本是真實的，司馬遷被宮後的一半《史記》，充斥著虛假的成分。被宮前的司馬遷基本恪守史學家的職業操守，能夠以史實來寫作《太史公書》；被宮後的司馬遷，仇恨迷糊了心靈、喪失了史學家的職業操守，基本上不能以史實寫作《太史公書》。前半部《史記》是兩代人的辛酸淚，後半部《史記》是司馬遷的荒唐言。
被宮後的司馬遷，已經心靈變態，他要復仇他要抹黑和漢武帝有關係的許多人，他要拔高歷史重大失敗者，這樣才能體現出司馬遷的價值。司馬遷把漢高祖劉邦抹黑成流氓，把項羽拔高成千古大英雄。司馬遷用心之險惡，偽纂歷史史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視聽，司馬遷的所作所為，欺騙中國人兩千多年。以至於造成，宋朝以後的史學觀念嚴重歪斜，偽造篡改歷史成為“理所當然”。然而，史家之敗類司馬遷、誹謗之書《史記》卻被某些人捧上了天。
司馬遷因為痛恨漢武帝，就大肆的貶低抹黑漢高祖劉邦， 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刪除劉邦35歲以前的經歷和光輝事蹟，儘量的多寫劉邦的缺點錯誤，儘量地多描述劉邦打的敗仗，而對劉邦打的勝仗儘可能的省略。司馬遷對項羽的缺點錯誤，儘量地少寫或不寫，對項羽打的勝仗無限的放大，大篇幅的讚美誇張，對項羽打的敗仗一筆帶過甚至隱瞞不寫。司馬遷在不改變歷史大結局情況下，把秦漢史寫成了一筆糊塗賬。
司馬遷抹黑漢高祖劉邦，在《高祖本紀》中刪除劉邦35歲以前的歷史，但是司馬遷忘記了或者記不清，他還在別人的傳記中記載有對劉邦35歲前的經歷的描述。而這些別人傳記中劉邦的隻言片語，卻顛覆了司馬遷對劉邦的抹黑，直接把司馬遷定義為“史家之敗類”，也進一步確認《史記》的確是誹謗之書。
《史記•盧綰傳》：“高祖、盧綰同日生。。。。。。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裡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父賀兩家羊酒。”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劉邦和盧綰同日生，長大後劉邦、盧綰一起上學，縣裡嘉獎兩家關係和睦、生子同日，鄉親們拿著羊肉和酒祝賀兩家。這裡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劉邦和盧綰是有文化的，起碼是個高中畢業生，還被評為“三好學生，兩家被評為“五好家庭”。
《史記•張耳傳》：“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遊，客數月。”這裡透露一個重要信息，秦國滅大梁（開封）時，張耳家在外黃，張耳在外黃高舉信陵君的反秦大旗。劉邦是布衣百姓的時候，曾經好多次在張耳處做遊俠劍客，一住就是幾個月。我們現在終於明白了，劉邦不是流氓無賴，青年時期的劉邦是個遊俠劍客，跟隨張耳成為反秦鬥士。
《公子無忌傳》：“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這段沒有被司馬遷刪除的記載，少年劉邦不但有文化而且有理想，劉邦從小就敬佩信陵君（魏無忌）的高風亮節，信陵君是劉邦的精神教父。劉邦18歲時，信陵君已經去世，信陵君的門客張耳，在外黃高舉信陵君反秦的大旗，劉邦投奔張耳做了“反秦鬥士”，以我們今天的話說，張耳、陳餘、劉邦是反秦事業的先驅者，他們是志同道合的戰友。
2000年來，由於司馬遷把劉邦抹黑為流氓無賴，我們一直都無法解釋，一個沒有文化的流氓劉邦，身邊竟然聚集了那麼多的能人，而且有非常高超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指揮才能，而且能在七年之內滅秦滅項羽，建立四百年漢朝，這在邏輯上根本就講不通。當我們把劉邦還原成，有文化、有理想的“遊俠劍客”“反秦鬥士”，而且為了自己的事業，在那個年代35歲了才結婚。
一切都能解釋的通了，反秦先驅者的劉邦，是蕭何、張良、樊噲、盧綰、灌嬰、夏侯嬰諸多人等的偶像和領導者。劉邦用前半生48年，在做自己要做的“反秦大業”，劉邦能夠成功絕對不是偶然的。劉邦的前半生一直在學習和實踐，35歲前劉邦是遊俠劍客，進行著社會實踐和學習；35歲的劉邦考上基層幹部亭長，13年的基層幹部工作，為劉邦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管理經驗。而司馬遷卻把這樣的劉邦抹黑成流氓，欺騙中國人2000多年，史家敗類司馬遷卻享受如此高的榮譽，實在是天理難容呀！
冷清先生
那麼，為什麼又有人說司馬遷樂於杜撰“困厄造英雄”的故事呢？這種說法不是子虛烏有的，我們簡單舉個例子:《史記》說張儀和蘇秦是同學，同學過縱橫術。蘇秦主張合縱，張儀主張連橫。兩者聯手，縱橫捭闔，各顯神通，玩弄各國諸侯於股掌間，平步青雲，榮享富貴，令天下人爭相效仿。
然而這卻是隻是一個神奇的杜撰，實際上，張儀比蘇秦早死了25年之久，又怎麼可能是同學呢？又怎麼聯合呢？
雖然《蘇秦列傳》不能作為史實來看，但這篇傳記是司馬遷的理想，價值觀以及審美觀的集中體現。寄託著他自己所處身世之感和生死觀，價值觀。也值得我們一看，你說呢？
歷史壹加壹
感謝悟空小秘關照的約題。
司馬遷是中國最後由氏族家傳的整體人群公識的記史人，帝王都剝奪不了其氏族記史權的，因此殺史官後，再選記史者仍由這一氏族內成員選擇。因而戰國時期記王殺前王竄位，殺一記史，來者仍如此記，再殺仍如此記。終不再殺，任由其記了。司馬遷是這樣記史最後一人，因無憂無須杜撰，只不過史僅大事真，細節都補填入，是事實。現中國史的國共兩黨爭天下，大事必實情，細節都不清。包括具體個人記憶自經歷也如是。
清朝王宮起居都是隨時隨身記錄的，然話語是禁記的，可記話語是在有章字據才能記的，因而細節仍不真的。人類各國史沒有中國這樣隨王身邊隨時記的。所以中國史杜撰，那麼其他國為再編了。讀史僅讀大事，細節為故事，逗樂閒聊而已，絕不是看王及英雄殺伐陰謀及佔幾個老婆。
味哎兒
有不少文學藝術誇張手法，是帶著作者個人的主觀情緒色彩的，難免。畢竟，歷史也不過是人對現實事件、活動等的反映而已，有些較客觀些，有些就較主觀些。但，無論如何說，知識本身就是意識的對象，是抽象的存在，抽象的這個存在本就是人思維的結果。絕對的說就沒有完全客觀的現實的事實。思維與存在雖有同一性，但是，並不能也無法把現實社會活動、自然、實踐活動，包括思維意識本身都囊括其中，達到對現實生活和生活實踐事實的總體把握。也就是歷史記載只能片面的、僵化的凝固的；所以，對於讀歷史，堅持以自在辯證的思維才能更深入還原歷史事實情形。
《史記》，魯迅有句評價，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前半句肯定了太史公《史記》的歷史價值，是肯定的口吻，也就是說，按歷史唯物的觀點看，在那個時代司馬遷記《史記》是各類歷史記載中的突出者，相對較客觀的了。後半句是肯定了史記的文學價值，堪比屈原楚辭離騷。
文學的手法寫什麼，三皇五帝、斬白蛇、又是天降祥雲，星象異常等等之類按現在眼光看來是些神話的杜撰的文學手法，其實這恰是那個時代的客觀環境的反映。我們的普遍意識不過是以現實共同體這個社會存在物為生動形態的那個理論形態的東西而已，司馬遷的史記是司馬遷的意識對當時現實社會生活的抽象反映。也就是司馬遷這個主體自我意識通過自己的外化的存在物，即是史記的產生，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反映歷史事實。自我意識必然離不了感性，即便是十分理性的人。因為，感性認識是認識的基礎。司馬遷是實實在在的人，是有感情、情緒的人，史記也必然脫離不了基礎性的感性認識。史記的內容帶著太史公自己家的價值取向。文學藝術皮裡陽秋的筆法，杜撰的存在，本就是思維的事實，再正常不過了。
一家之言，僅僅參考。
再升一級
《史記》的事實記錄，雖存在作者司馬遷的個人理解以及文本記述的個人主客觀因素，但若認為《史記》所記錄的事實，是司馬遷個人憑空杜撰出來的，顯然是絕不可能的。為什麼這樣斷定呢？因為:
1. 司馬遷因為李陵辨解而受腐刑。這對司馬遷來說，是生不如死的奇恥大辱。大漢雄風浸潤的士人司馬遷如果沒有使命感，是絕不會偷生的。這個使命感，不僅僅是其個人的，而是世代家族的。這個使命感，也不可能是僅僅為了毀謗武帝而臆造史實，因為這種為臆造毀謗而偷生，與司馬遷的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司馬遷如此卑鄙，他何必去替李陵申張正義招惹是非，他完全可以躲在一旁快樂地生活，不招災，不下獄，更不用謗毀君父，做一個健全的人。但因為司馬遷的正義感和擔當精神，讓他招災，惹禍，取辱，致殘。同樣是這種正義感和擔當精神，致他去完成這部《史記》。
2. 雖然司馬遷寫完《史記》之後，又出土《竹書紀年》這類與《史記》記錄不一致的史料。但僅以《竹書紀年》類史料來否定《史記》所記，並認為司馬遷造假，則我們焉能不知是《竹書紀年》作者在造假呢？況且，憑司馬遷上面所述的人格和精神，其所記其實更加可靠。反而，《竹書紀年》類作者，我們反不知其廬山真面目，又如何敢輕信其所記為真? 我們又怎能不認為，司馬遷或許也看過《竹書紀年》類似立場的史料，經其考證後認為謊誕不經而摒棄不用呢?
在沒有更充分史料出現前，僅憑孤證，我仍信司馬遷所記史料。
當然，司馬遷流傳下來的《史記》裡也有些神話色彩的記錄，這應不是司馬遷本人的問題，而是他家族存留的史料使然，司馬遷是在遵重這些存留史料的原貌而形成這種神話色彩式的記錄。然而這種記錄，並不能影響《史記》史學價值的真實性。
對司馬遷及其《史記》，我們還是要遵重，輕率地否定，會讓我們墜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淖裡而無法自撥。
至於司馬遷喜歡寫英雄困於厄，這是作者在自況，這是一部著作的作者特性的顯現。無可厚非。
胡上斌
有事實有杜撰，任何歷史都是由人來寫的都會有他個人的看法與理解，也都是會有他個人片面的認知，也會有他個人的美化與醜化
淨悟81608707220
司馬遷寫史記，主要資料來源是他之前的史官記錄，這些記錄真實不真實是沒人知道的，或者說哪部分真實那部分不真實也是沒人知道的。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已經經過了大量的篩選工作，認為記載不實的都不引用，但是肯定不能去偽存真。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時期，真實度應該能高一點，但是也不能說完全真實。
至於“困厄造英雄”主要和司馬遷的個人經歷有關。
石魚湖中魚
就說司馬遷的人品和節操！他的史記是可信的，他絕對不會去杜撰歷史的，有些人說他有個人的好惡可拿出的證據經不起推敲，我看現在有些人是想從根本上否定中國的歷史，其用心不言而喻！
吳覆宇
有事實有杜撰，任何歷史都是由人來寫的都會有他個人的看法與理解，也都是會有他個人片面的認知，也會有他個人的美化與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