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0813
首先，关于史记的真伪性，我的观点是
他记载的历史绝大部分是有历史根据的，是正确的。
史料是我们研究历史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和参考依据，史记的地位不用我多说。
当我们挖掘和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参考史书的记载，从有历史记载开始，中国就有了史官，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朝代的史官，或多或少会对本朝的史记有一些夸大的成分，毕竟在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就意味着皇权至上，皇帝是不允许有不利于他的记载的
对于其他朝代，我认为他的记载是有大的真实性在里面
从秦朝开始，秦始皇做了一件事，他开始神化皇权，比如出现一些异向，来证明自己就是真命天子
像汉高祖刘邦，什么斩白蛇起义，各种异象等等，都是为了巩固皇权
但我们不应该就以此来否认史记的作用和价值
他所记载的文献历史，对我们研究历史，起到了引路的作用
当然，马克思教育我们，看问题一定要辩证的看待
所以，我们应该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史料，一同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帅在有晴天
作者：冷清先生，个人史学研究成果，严禁抄袭剽窃。
司马迁及《史记》在明清以前，无论官方还是文人，评价都不是很高。东西两汉以及三国时期，司马迁是罪人钦犯，《史记》（太史公书）是禁书是诽谤之书。《汉书》作者班固记载东汉汉明帝的评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于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晋人范晔《后汉书•蔡邕传》：【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在晋朝以前，对司马迁的定义基本上是“妖人惑众”，《史记》是诽谤之书。因为两汉三国东晋时期，离司马迁时代很近，人们对秦汉的历史很了解，都认为司马迁因为替叛徒李陵脱罪，被汉武帝下狱而遭受阉割之刑。因为司马迁痛恨汉武帝，就抹黑和汉武帝有关的很多历史人物，并且还讽刺汉武帝时期（当世）。所以，朝廷把《史记》作为禁书，社会上把《史记》称为诽谤之书。
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主要六个字：“不虚美、不隐恶”，说白了就是不赞美汉武帝，只说汉武帝的坏话，故谓之实录。唐朝以后，人们已经远离了汉朝，大多数人已经分辨不出《史记》记载的秦汉历史的真假，很多文人对司马迁的文笔多加赞赏。韩愈曾言：“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韩愈只是说司马迁的文笔很好，并不牵扯《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宋朝以后，《史记》内容的真实虚假知道的人更少，南宋郑樵把《史记》吹捧到六经的地位，金圣叹把《史记》吹捧为“六才子之书”。很明显，宋朝以后的文人，已经完全不知道《史记》内容的真假，从理学、文学的角度，对司马迁的文笔和《史记》大加赞赏。近代的鲁迅更是在没有通读《史记》的情况下，把司马迁和《史记》，吹捧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身体心灵残废，非常的痛恨汉武帝，这是人之常情必然的。如果，司马迁只是抹黑汉武帝，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今上本纪》中，司马迁不写汉武帝的功绩，也就是班固说的“不虚美”“不赞美”，只写汉武帝阴暗的一面，就是班固所说“不隐恶”，光写汉武帝的阴暗面。如果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这样写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作传这样写，就有很大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不是圣贤，都有闪亮之处，也有不足之处。何况是帝王将相。作为史学家，忠实的记录历史是他的本分，绝对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胡编乱造。司马迁喜欢的人，就可以大加“虚美”，把这个人的缺点错误“隐恶”；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对这个人的优点视而不见（不虚美）。对这个人的缺点错误无限的放大，满篇子都是这个人的缺点（不隐恶），司马迁的三观扭曲歪斜。
司马迁对和汉武帝有关系的人：汉高祖刘邦、汉景帝、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等历史人物，不但不虚美不赞扬，对他们的历史功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他们的缺点错误，真的是不隐恶不隐瞒，而且无限的放大，甚至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司马迁对历史失败人物，有意识的隐恶隐瞒他们的失败，无限的放大他们的优点，甚至是胡编乱造。
司马迁被宫前写的一半《史记》基本是真实的，司马迁被宫后的一半《史记》，充斥着虚假的成分。被宫前的司马迁基本恪守史学家的职业操守，能够以史实来写作《太史公书》；被宫后的司马迁，仇恨迷糊了心灵、丧失了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基本上不能以史实写作《太史公书》。前半部《史记》是两代人的辛酸泪，后半部《史记》是司马迁的荒唐言。
被宫后的司马迁，已经心灵变态，他要复仇他要抹黑和汉武帝有关系的许多人，他要拔高历史重大失败者，这样才能体现出司马迁的价值。司马迁把汉高祖刘邦抹黑成流氓，把项羽拔高成千古大英雄。司马迁用心之险恶，伪纂历史史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视听，司马迁的所作所为，欺骗中国人两千多年。以至于造成，宋朝以后的史学观念严重歪斜，伪造篡改历史成为“理所当然”。然而，史家之败类司马迁、诽谤之书《史记》却被某些人捧上了天。
司马迁因为痛恨汉武帝，就大肆的贬低抹黑汉高祖刘邦，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删除刘邦35岁以前的经历和光辉事迹，尽量的多写刘邦的缺点错误，尽量地多描述刘邦打的败仗，而对刘邦打的胜仗尽可能的省略。司马迁对项羽的缺点错误，尽量地少写或不写，对项羽打的胜仗无限的放大，大篇幅的赞美夸张，对项羽打的败仗一笔带过甚至隐瞒不写。司马迁在不改变历史大结局情况下，把秦汉史写成了一笔糊涂账。
司马迁抹黑汉高祖刘邦，在《高祖本纪》中删除刘邦35岁以前的历史，但是司马迁忘记了或者记不清，他还在别人的传记中记载有对刘邦35岁前的经历的描述。而这些别人传记中刘邦的只言片语，却颠覆了司马迁对刘邦的抹黑，直接把司马迁定义为“史家之败类”，也进一步确认《史记》的确是诽谤之书。
《史记•卢绾传》：“高祖、卢绾同日生。。。。。。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父贺两家羊酒。”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刘邦和卢绾同日生，长大后刘邦、卢绾一起上学，县里嘉奖两家关系和睦、生子同日，乡亲们拿着羊肉和酒祝贺两家。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刘邦和卢绾是有文化的，起码是个高中毕业生，还被评为“三好学生，两家被评为“五好家庭”。
《史记•张耳传》：“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这里透露一个重要信息，秦国灭大梁（开封）时，张耳家在外黄，张耳在外黄高举信陵君的反秦大旗。刘邦是布衣百姓的时候，曾经好多次在张耳处做游侠剑客，一住就是几个月。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刘邦不是流氓无赖，青年时期的刘邦是个游侠剑客，跟随张耳成为反秦斗士。
《公子无忌传》：“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这段没有被司马迁删除的记载，少年刘邦不但有文化而且有理想，刘邦从小就敬佩信陵君（魏无忌）的高风亮节，信陵君是刘邦的精神教父。刘邦18岁时，信陵君已经去世，信陵君的门客张耳，在外黄高举信陵君反秦的大旗，刘邦投奔张耳做了“反秦斗士”，以我们今天的话说，张耳、陈余、刘邦是反秦事业的先驱者，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2000年来，由于司马迁把刘邦抹黑为流氓无赖，我们一直都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文化的流氓刘邦，身边竟然聚集了那么多的能人，而且有非常高超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而且能在七年之内灭秦灭项羽，建立四百年汉朝，这在逻辑上根本就讲不通。当我们把刘邦还原成，有文化、有理想的“游侠剑客”“反秦斗士”，而且为了自己的事业，在那个年代35岁了才结婚。
一切都能解释的通了，反秦先驱者的刘邦，是萧何、张良、樊哙、卢绾、灌婴、夏侯婴诸多人等的偶像和领导者。刘邦用前半生48年，在做自己要做的“反秦大业”，刘邦能够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刘邦的前半生一直在学习和实践，35岁前刘邦是游侠剑客，进行着社会实践和学习；35岁的刘邦考上基层干部亭长，13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刘邦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管理经验。而司马迁却把这样的刘邦抹黑成流氓，欺骗中国人2000多年，史家败类司马迁却享受如此高的荣誉，实在是天理难容呀！
冷清先生
那么，为什么又有人说司马迁乐于杜撰“困厄造英雄”的故事呢？这种说法不是子虚乌有的，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史记》说张仪和苏秦是同学，同学过纵横术。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两者联手，纵横捭阖，各显神通，玩弄各国诸侯于股掌间，平步青云，荣享富贵，令天下人争相效仿。
然而这却是只是一个神奇的杜撰，实际上，张仪比苏秦早死了25年之久，又怎么可能是同学呢？又怎么联合呢？
虽然《苏秦列传》不能作为史实来看，但这篇传记是司马迁的理想，价值观以及审美观的集中体现。寄托着他自己所处身世之感和生死观，价值观。也值得我们一看，你说呢？
历史壹加壹
感谢悟空小秘关照的约题。
司马迁是中国最后由氏族家传的整体人群公识的记史人，帝王都剥夺不了其氏族记史权的，因此杀史官后，再选记史者仍由这一氏族内成员选择。因而战国时期记王杀前王窜位，杀一记史，来者仍如此记，再杀仍如此记。终不再杀，任由其记了。司马迁是这样记史最后一人，因无忧无须杜撰，只不过史仅大事真，细节都补填入，是事实。现中国史的国共两党争天下，大事必实情，细节都不清。包括具体个人记忆自经历也如是。
清朝王宫起居都是随时随身记录的，然话语是禁记的，可记话语是在有章字据才能记的，因而细节仍不真的。人类各国史没有中国这样随王身边随时记的。所以中国史杜撰，那么其他国为再编了。读史仅读大事，细节为故事，逗乐闲聊而已，绝不是看王及英雄杀伐阴谋及占几个老婆。
味哎儿
有不少文学艺术夸张手法，是带着作者个人的主观情绪色彩的，难免。毕竟，历史也不过是人对现实事件、活动等的反映而已，有些较客观些，有些就较主观些。但，无论如何说，知识本身就是意识的对象，是抽象的存在，抽象的这个存在本就是人思维的结果。绝对的说就没有完全客观的现实的事实。思维与存在虽有同一性，但是，并不能也无法把现实社会活动、自然、实践活动，包括思维意识本身都囊括其中，达到对现实生活和生活实践事实的总体把握。也就是历史记载只能片面的、僵化的凝固的；所以，对于读历史，坚持以自在辩证的思维才能更深入还原历史事实情形。
《史记》，鲁迅有句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半句肯定了太史公《史记》的历史价值，是肯定的口吻，也就是说，按历史唯物的观点看，在那个时代司马迁记《史记》是各类历史记载中的突出者，相对较客观的了。后半句是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堪比屈原楚辞离骚。
文学的手法写什么，三皇五帝、斩白蛇、又是天降祥云，星象异常等等之类按现在眼光看来是些神话的杜撰的文学手法，其实这恰是那个时代的客观环境的反映。我们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这个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理论形态的东西而已，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迁的意识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抽象反映。也就是司马迁这个主体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的存在物，即是史记的产生，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反映历史事实。自我意识必然离不了感性，即便是十分理性的人。因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基础。司马迁是实实在在的人，是有感情、情绪的人，史记也必然脱离不了基础性的感性认识。史记的内容带着太史公自己家的价值取向。文学艺术皮里阳秋的笔法，杜撰的存在，本就是思维的事实，再正常不过了。
一家之言，仅仅参考。
再升一级
《史记》的事实记录，虽存在作者司马迁的个人理解以及文本记述的个人主客观因素，但若认为《史记》所记录的事实，是司马迁个人凭空杜撰出来的，显然是绝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断定呢？因为:
1. 司马迁因为李陵辨解而受腐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是生不如死的奇耻大辱。大汉雄风浸润的士人司马迁如果没有使命感，是绝不会偷生的。这个使命感，不仅仅是其个人的，而是世代家族的。这个使命感，也不可能是仅仅为了毁谤武帝而臆造史实，因为这种为臆造毁谤而偷生，与司马迁的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司马迁如此卑鄙，他何必去替李陵申张正义招惹是非，他完全可以躲在一旁快乐地生活，不招灾，不下狱，更不用谤毁君父，做一个健全的人。但因为司马迁的正义感和担当精神，让他招灾，惹祸，取辱，致残。同样是这种正义感和担当精神，致他去完成这部《史记》。
2. 虽然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又出土《竹书纪年》这类与《史记》记录不一致的史料。但仅以《竹书纪年》类史料来否定《史记》所记，并认为司马迁造假，则我们焉能不知是《竹书纪年》作者在造假呢？况且，凭司马迁上面所述的人格和精神，其所记其实更加可靠。反而，《竹书纪年》类作者，我们反不知其庐山真面目，又如何敢轻信其所记为真? 我们又怎能不认为，司马迁或许也看过《竹书纪年》类似立场的史料，经其考证后认为谎诞不经而摒弃不用呢?
在没有更充分史料出现前，仅凭孤证，我仍信司马迁所记史料。
当然，司马迁流传下来的《史记》里也有些神话色彩的记录，这应不是司马迁本人的问题，而是他家族存留的史料使然，司马迁是在遵重这些存留史料的原貌而形成这种神话色彩式的记录。然而这种记录，并不能影响《史记》史学价值的真实性。
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我们还是要遵重，轻率地否定，会让我们坠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里而无法自拨。
至于司马迁喜欢写英雄困于厄，这是作者在自况，这是一部著作的作者特性的显现。无可厚非。
胡上斌
有事实有杜撰，任何历史都是由人来写的都会有他个人的看法与理解，也都是会有他个人片面的认知，也会有他个人的美化与丑化
净悟81608707220
司马迁写史记，主要资料来源是他之前的史官记录，这些记录真实不真实是没人知道的，或者说哪部分真实那部分不真实也是没人知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大量的筛选工作，认为记载不实的都不引用，但是肯定不能去伪存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真实度应该能高一点，但是也不能说完全真实。
至于“困厄造英雄”主要和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有关。
石鱼湖中鱼
就说司马迁的人品和节操！他的史记是可信的，他绝对不会去杜撰历史的，有些人说他有个人的好恶可拿出的证据经不起推敲，我看现在有些人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历史，其用心不言而喻！
吴覆宇
有事实有杜撰，任何历史都是由人来写的都会有他个人的看法与理解，也都是会有他个人片面的认知，也会有他个人的美化与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