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是明代科学家、政治家，1562年生人，死于1633年。他活了71岁，去世前两个月官至“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保文渊阁大学士”。他一生悲催，生于贫寒，艰苦求学，19岁中秀才，然久困场屋（科举不第）23年，42岁才中进士。到他步入仕途时代，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已风雨飘摇。他迥异于空谈心性的知识分子，把精力和学识投入到强国强军领域，希望重振山河，然而，仕途坎坷，几度“下课”，受阉党打击，还被“冠带闲住”，褫夺权力但保留待遇的处分。他有五项重要事功：引进推广番薯，编撰《农政全书》，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组织编撰《崇祯历书》，练兵造炮引进新式炮兵。他所从事的事业，总是遭到各种阻挠，多半成果亦反噬大明，成就了大清帝国，其中他亲手缔造的新式炮兵部队就是如此。
徐光启为建设西式新型军队投入极大精力，他不断呼吁朝廷练兵、造炮、守城等事。他是我国最早提倡引进红夷大炮用以作战的先驱之一。作为黑火药武器发源地的中国曾经是世界主要的炮兵生产国之一，但随着科技水平的停滞不前，到明朝中叶欧洲火炮技术和炮兵组织已明显超过中国。1505年葡萄牙人的船队东来时曾携带了多达468门佛郎机炮，此种火炮有较强的杀伤力。虽然欧洲火炮技术不断改进和发展，已使用射击精确、射程远、威力大、部署便捷的中型和重型火炮，但红夷大炮仍是令清军胆寒的重武器。明朝军队从16世纪中期开始大量装备这类火炮，并且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天启六年(1626年)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中发挥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是努尔哈赤成军以来的首次挫败。1627年，在宁锦之战中，红夷大炮再次发挥巨大威力，重创后金，明军大胜。
1619年徐光启亲自拟定《选练条格》，也就是士兵操典，亲自考核挑选4655名士兵，开始操练。但因为朝廷官僚机构相互推诿扯皮，军饷器械都不给予充分支持，并将他尚未练成的部队强行调往前线，终使他练兵努力付之东流。此后徐光启的军事思想不得不依靠他的入室弟子、炮兵专家孙元化来实现。
孙元化官至登莱巡抚，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徐光启等人千辛万苦，甚至动用自己的俸禄，引进欧洲新式炮兵技术，包括铸造、操作，乃至引进外籍炮兵军官，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孙元化麾下的新式炮兵部队。和中国旧有炮兵相比，新式炮兵不仅大炮铸造更为精良，而且具备了弹道学原理指导下的瞄准技术。
然而，徐光启缔造的新式炮兵部队却成了清军战胜明军的精锐之师。崇祯四年八月，西洋火炮专家、徐光启的弟子登莱巡抚孙元化，急令孔有德率军赶赴辽东前线增援被皇太极围困的明军。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部队给养不足，又受奸人煽动，发动叛变，史称“吴桥兵变”。叛军攻陷登州，掳获士兵七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门。孙元化自杀未成，但坚持不向叛军妥协，城中辅佐孙元化的葡萄牙人12人死亡，15人重伤。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降后金，如获至宝的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孔有德等降军日后成为满清汉军旗的主力和攻明的急先锋，明清火炮战力配比也自此逆转。明清之际著名的一批汉奸，如吴三桂、孔友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左、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部下。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正因为他们统帅的新式炮兵在侵略明朝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这些叛将才得以成为大汉奸。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灭。孙元化被处死的次年，徐光启在忧愤中病逝。
据介绍，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后金在沈阳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刘汉，成功仿制了西洋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他们还创造了"失蜡法"，化铸铁为铸钢，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使铸炮工艺领先于明朝。由于夷字犯上满洲人的忌讳，红夷大炮便更名为"红衣大炮"。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火炮营，后来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运用炮兵战术。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拥有六十门自制的红衣大炮，在松锦之战发挥极大战力，连破明军据守的塔山、杏山二城。顺治元年(1645年)十二月，在入关战争中出击潼关，李自成的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次年正月，又以红衣大炮重创李自成的大顺军，李自成流窜至湖北通山县被害。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调集红衣大炮轰击扬州城，史可法血书告急，南明政权却置若罔闻。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壮烈成仁。
清军入主中原，明朝的火炮帮了大忙，但清朝皇帝在军事装备变革上并无大的作为，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以至于晚清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垮。
康熙对火炮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任用德国人南怀仁设计多种大炮，有三种型号分别是:轻型大炮"神威将军"型，中型大炮"神功将军"型，重型大炮"武成永固大将军"型。载入清朝官书《钦定大清会典》。但相比较而言，康熙更重视骑射。
康熙对西方科技是很感兴趣并孜孜以求的。阎崇年说，康熙精通数学、物理学、医学、化学、光学、测绘学、地图学，他的数学水平甚至达到了专家的程度。康熙对火炮比较重视。但是，他只是凭着个人兴趣在学，没有形成政治制度让全社会都来学。由此看来，康熙再聪明、好学、善思、亲为，也只是曹冲，而不是阿基米德。曹冲与阿基米德的区别在于：曹冲称象，引起的只是一时鼓动耳膜的喝彩声，而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引起的却是持久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风暴。其实，作为皇帝无需精通各门类的科学技术，但不能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科技意识。
木兰围场，是公元1681年康熙为保持八旗子弟骁勇善战的作风，开辟的一万多平方千米的狩猎场。清朝前半叶，皇帝每年都要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这里举行以射猎和旅游为主，史称"木兰秋狝"。康熙帝经常在木兰围场打猎。据记载，康熙帝曾一天内猎到过三百一十八只兔子。
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只把西方科技成果当做“奇技淫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进行文化层面的反思，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然沿袭草原民族崇武尚力的传统，在“木兰围场”炫耀超人的膂力和精湛的骑射技艺，于篝火映天、酒肉飘香、人呼马嘶的营地，显摆式地盘点自己捕杀了几只老虎、几只黑熊、几只野猪、几只饿狼，射杀了几只麋鹿、几只野兔、几只山鹰，那他的帝国最终会被“奇技淫巧”所猎杀。
康熙对西学西技的态度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只注重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而漠视其价值理性，只承认西方文化之“体”，不承认西方文化之“魂”，排斥或摒弃其与中国传统相异的文化内涵，故在康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东方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融合并生成更为先进的文化之可能，这不仅错失了社会转型、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宝贵机遇，也注定了康雍乾盛世只能是大清帝国即将灭亡的回光返照。
雍正在平定噶尔丹时，由于准噶尔军拥有先进的欧洲大炮、各型重型火枪，而清军使用的却是落伍的火炮和鸟枪，结果清军惨败。雍正针对清军在战斗中火器落后的问题，开始引进和仿制土耳其重型火枪，促进了清军火器装备水平的提升，为后来乾隆平定西北打下了基础。这是清军在鸦片战争前，最后的一次武器技术升级。
乾隆即位后，对八旗子弟战斗力退化，痛心疾首，提出了“骑射立国”的目标，下令八旗子弟苦练骑射本领。乾隆多次亲自带领宗室成员勤学苦练骑射，正如他所言：“朕欲挽积习而复旧制，亲先骑射，不惮劬劳。”然而，世界火器装备技术的发展已呈突飞猛进之势，乾隆还昧于大势，复旧制，精骑射，岂不悲哉！
迷信骑射的乾隆，对两江总督高晋提出的把火器操练列入武举考试的建议，大为光火，不予采纳。明代传下来的《算法统宗》《军器图说》《武备志》等数学和军工科学图书，统统遭到了无情禁毁，以至于“无人敢言兵器”。因此，明清时代薪火相传的火器铸造工艺，到乾隆间竟也断了代：火器铸造技术一代不如一代，在乾隆去世时的1799年，清王朝参考祖上工艺，新铸造的大炮，射程竟然不到百步，比明朝火器还差远了。有人分析，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依据当时西方同类型炮数据，宁远之战所用最早的这一批红夷大炮，有效射程为500米左右，最大射程不到1.5公里。后又不断改进，使有效射程达到1500米，最大射程到2.5公里。
乾隆晚年，越南海盗猖獗，清朝水师奉命剿匪，但无论是战船体量，还是火炮装备，都不如海盗，根本无法平定。
张嵚指出：在乾隆这种“复旧制”的错误发展理念下，清军手里的火器质量，自然一拨不如一拨。战备水平如此悲惨，自然就有了四十多年后，清军在鸦片战争时的奇特现象：清军炮台上的装备，竟然还有明末崇祯年间留下来的火炮。而清军前线大败亏输时，大清君臣的救济大招，竟然是把仓库里存放的南明大炮拉出来上前线。这些老古董都比大清的新火器好用。
有文章分析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射程依然不及英舰的阿姆斯特朗炮，加之多年武备废弛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
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得到新的发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诞生了雷管式击发步枪(火帽枪)，炮弹的威力与射速成倍增长。反观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英军。两百年前的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在，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
鸦片战争中，数次交战失利，让清廷很多人对英国的火炮心怀恐惧，认为中国的火炮杀伤力和射程，不如英国火炮，“议者遂谓中土之炮，远不敌英夷之炮”。在海战中，清军“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失败是必然的。
亚当斯密说：“近代战争中火药的费用非常浩大，但它给能够担负起这笔浩大费用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好处，火药使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占据了优势的地位。在冷兵器时代，富裕的文明国家很难抵御贫穷的野蛮国家的侵略；但到了近代，贫穷的野蛮国家却很难防御富裕的文明国家的宰割。乍看起来，火药的发明似乎损害了文明，但事实上，火药大大有利于先进文明的生存与发展。”野蛮战胜文明的时代已然过去，大清帝国还沿袭僵化的思维方式，厉兵秣马，胡服骑射，不修先进武备，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杜黑说：“胜利对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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