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國土二調數據，我國農村土地有20多億畝，其中農村集體所有的耕地19億畝多；“集體”即“成員集體”，目前共有集體成員約9億人（2.3億戶農戶）。這就是我國的基本農情，即19億畝集體耕地由2.3億戶農戶承包經營。這既表明了我國農地制度的現實條件，也體現了農地制度的基本格局。完善創新農地制度，必須從這個現實條件和基本格局出發，而不可能逾越。近些年，筆者從“集體成員”的角度來考察農地制度，總體感到，需要積極進行研究探索，努力保障集體成員的土地權益，尤其是要適應女性成員的婚嫁遷徙，這是完善創新農地制度的客觀要求。
我國農村改革開放，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即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把土地承包到戶進行生產經營。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兩權分離”，即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改變了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土地“集體所有，集體使用”的產權模式；二是“家庭經營”，即生產經營單位進一步細化，在人民公社時期生產經營單位由大隊下放到小隊的基礎上，又把生產經營單位從小隊下放到農戶。對於這兩個方面，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贊同。也就是說，“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的經營體制是好的，符合我國的國情農情。但是大家也瞭解，現實中還有一些具體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是集體成員個人的土地權益問題。
當初，承包到戶的辦法一般是“按人分地，按戶經營”。這種辦法，既實現了成員個體的土地權益，也發揮了農戶家庭的經營優勢，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集體成員不是靜態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動態性，比如生老病死、婦女婚嫁等種種情況。這就帶來了新的問題，原有成員不再是成員了，其承包土地應如何處理？加入到集體的新成員，其承包土地權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日積月累，最初合理的“按人分地，按戶經營”就不再那麼合理，而形成了新的矛盾。這些矛盾的本質，是成員權益問題，即成員個體的土地權益能否妥善解決。在政策上嘗試的一個思路是，把成員權益置於農戶權益之內，希望通過家庭成員集體權益的共享，來解決家庭成員變動產生的權益訴求問題。但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政策設計，難以得到農民群眾的普遍接受。客觀地看，家庭新增成員（亦即集體新增成員）分享該家庭原有成員的土地權益，即原有家庭成員的土地權益在更多家庭成員之間重新進行分攤，雖然實現了土地權益人人有份兒，但是卻削弱了原家庭成員的人均土地利益。這樣，無論原有家庭成員，還是新增家庭成員，都難以滿足其土地權益訴求。
上述問題的癥結在哪裡？近些年，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研究指出，以“戶”作為農業經營單位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卻不宜以“戶”作為集體成員土地權益的核算單位。從“農村集體-農戶家庭”這層關係看，農戶家庭從農村集體得到的土地權益，是可以進行確權而得以明晰的；而對於“農戶家庭-成員個體”這層關係，成員個體的土地權益客觀上存在需要明晰的訴求，但是農戶家庭並不能滿足這一需求，當成員個體強烈主張其個體權益時，矛盾就將凸顯。要解決此類問題，就必須明晰成員個體的土地權益；只有成員個體的權益能夠得到充分保障和維護，農戶家庭的土地權益才有可能得到切實保障。
但是，我國農地制度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全國農村集體所有的耕地19億畝，共有約9億集體成員，如果不考慮各地土地多寡差異，農村集體成員人均僅有耕地2畝，極為狹小。這是我國農地制度的基礎條件，也是農地制度的制約條件，農地制度是在這樣的現實條件約束下形成的。一是，實行“按戶承包，按戶經營”，以成員個人作為經營核算單位不具備客觀條件。二是，即便是目前的“按戶經營”，戶均面積仍然十分狹小，這樣，擴大戶均面積就是自然而然的願望，這就催生了土地流轉需求。願意以農業生產經營為主業的農戶，希望通過土地流轉擴大耕地面積，形成適度規模經營。三是，必需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這一方面是穩定農戶預期、促進增加投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穩定土地流轉關係、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需要。
總體而言，農村集體成員主張其土地權益是其應有的權利，但是在我國農村集體成員人均土地極少的客觀條件下，明晰集體成員個體的土地權益缺乏可行性。只有在土地資源相對於人口較為富足的地方，才可能具備明晰成員個體土地權益的客觀條件。比如黑龍江省，全省農村集體土體人均三四十畝，基本具備按照成員個體明晰承包土地的條件，可以擇點探索試行。從長遠看，明晰成員個體的承包土地，堅持家庭經營基本模式，是改革完善我國農地制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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