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8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等到上午10点01分，警报声响起，南京主城区行驶的机动车将停驶鸣笛1分钟，火车和船只鸣笛致哀，路上的行人也同时原地默哀1分钟。
12月13日，在每一个南京人心里都是一道伤疤。防空警报一响起，那种悲恸就笼罩了整座城市。
小学时懵懂，但每每被老师要求起立默哀三分钟，都有种难以言说的苦涩；
中学时，当默哀结束坐下，历史老师神情凝重地跳过当节课的内容，“来，我们翻到第78页，先来说南京大屠杀”。那堂课异常安静，没有人说话；
进了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但他们并不清楚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更不知道它意味什么。诧异之余，让人不禁思考——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81年，它与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关系？
探究这个问题前，先让我们来了解几个人。
她是张纯如，她就与“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斗争了数年。
张纯如是美国华裔，这位有才有颜、家境优渥的25岁女生，选择在自己最好的年纪，揭露这段最坏的历史。
她惊诧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所以经过三年的奔走、访问、参阅、采写，她写下了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写作间，张纯如的精神受到了残忍史实的拷问，那些斩首、刺杀、挖心、纵火烧尸的让她难以入眠；成书后，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报复更是让她无力承受。
精神抑郁、崩溃。
2004年11月9日，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女子，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张纯如其实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她的《南京暴行》的史料来源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顶着压力记录下历史的先人。
乔治·费奇是其一，他带出了异常珍贵的影像资料。
他当时与众多的日本士兵挤在一节三等车厢里，比起厌恶，更多的是紧张。因为他的驼毛外套大衣的夹层里缝藏着8卷16毫米的电影胶片，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
日军暴行影像，是难以辩驳的证据。
约翰·拉贝是其一，他是“南京的辛德勒”。在1937年的南京，他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
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里，写下了《拉贝日记》。“早上7时，广场附近两所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这是日本人惯常的用来暖手的晨火。”像这样的暴行，拉贝日记里记录了500多起。
除此之外，他保存的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成为这段历史最为清晰、翔实、完整的史料。
明妮·魏特琳是其一。
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也是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她每天都要照看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
与此同时，她每天都写日记记录并且邮寄给美国好友，比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记下的这段：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南京陷落前的金陵女子学院
作为旁观者，他们没有放弃对史实的寻求探究与揭露。正是这些被冠以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的人，他们敢于发声，才让世界知道在1937年的南京，曾经发生过一场人间浩劫。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关于这场浩劫，还有一些人。
他们是平民百姓，因为种种原因逃过了那场屠杀，却在身体上或者心理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
他们作为亲历者，没有闭口不言，而是将自己的伤疤揭开，以此来提醒世人：“别忘记。”
他们是幸存者——
01张兰英
（1920年6月—2018年9月21日）
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张兰英仅9岁，亲眼见证了日军的暴行，她的哥哥被日军刺伤，自己也被日军枪托砸伤，家里两间草房被烧毁，后她躲进安全区，侥幸躲过一劫。
02李秀英
（2004年12月4日逝世）
李秀英当时怀有七个月的身孕，日本兵闯进地下室里图谋强奸。她与三个日本兵反抗搏斗，先后被刺了三十七刀。想着“拼死一个够了，拼死两个赚一个”。
时隔62年之后，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对日本当年的战争罪犯提起诉讼，讨回了上千万日元的赔偿费。
03余昌祥
（1927年10月19日—至今）
按照日军规定，需先在城外请得「良民证」，持证才能进城。鞠躬呈验，稍有不敬，即被掌掴，或拖入用刑。
而且，如果任何人头上有像带过中国军人帽子的记号，守卫就一口咬定他曾当过中国军人，当下拖去审问或处死。
04石秀英
（1926年10月—至今）
日本人来了，当时炸弹是满天飞。父亲走了，就没回来。哥哥去外面冲水，一辆汽车就把哥哥抓上车子，也没再回来。
母亲成天就像个疯子一样，拄个棍子，带着我弟弟到处去找父亲和大哥，在死尸堆里面拿棍子翻找。
05姜根福
（1929年12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
日本人从母亲怀中夺过小弟弟摔死了他，又向母亲背后开了2枪 , 打死了母亲。第三天 , 日军父亲抓走 , 从此一去杳无音信。又过了2天 , 日军竟要强奸我11岁的二姐 ,未果，随后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
就这样 , 在几天之内 , 日军枪杀了我母亲 , 摔死了我弟弟 , 刀劈了我姐姐 , 又抓走了我父亲 , 使我家破人亡，成为孤儿。
06章楚业
（1923年 — 至今）
我每发现一个尸体，抬尸队从当地慈善机构领一块钱中拿一毛钱给我，三个月内，我帮忙挖了一千多个尸体。
我一个活人靠死人活了下来。
07刘永兴
12月14日下午3时左右，我经历了机枪扫射。
下关中山码头江边，发现日军共抓了好几千人。日军叫我们坐在江边，周围架起了机枪。
日军在后边绑人以后，就用机枪开始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人被炸得遍体鳞伤，惨叫声，呼号声，响成一片。夜里，日军在江边守夜，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免一死。
08夏淑琴
（1929年—至今）
除了我和妹妹夏淑芸，全家7口被日军杀害，我和妹妹是被人从死人窝里拣出来的两个孩子。
父亲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小妹妹被摔死在地上。接着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均惨遭枪杀。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将我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时就昏了过去，再醒来就只有我和妹妹了。
09胡桂英
（1924年1月-2015年7月13日）
日本兵从背后向我的肩上打了一枪，我刚转身，一抬手，手上也挨了一枪，身上、手上全是血，屋里的人跑的跑、死的死。之后，几个日本兵哈哈大笑地走了。
等晚上日军走后，家里人才敢把我抬出来。家里没有钱去医院治，便用手把受伤处的死肉拽出来，那种疼痛，忘不了。
这些幸存者在叙述的时候都双眼通红，攥紧拳头：“当年我只有8岁，转眼间我都活到90岁了，但是我还能站起来还能走。只要我还活着，就能为他们说点公道话。”
时光飞逝，就在十天前，又有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离开了我们。
他们是94岁的陈广顺和94岁的赵金华。
正如我们每个人所能感受到的——
这些能够证实历史的亲历者正在老去、死去。这群为了揭露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奔走的人们，总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全部消失，变成墙上的一个又一个短短的名字。
而这些幸存者生前，提过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和平”。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
时隔81年，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与南京大屠杀究竟有什么关系？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还能够安然坐在这里、还能问出“和我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就是因为已经有无数人，站在我们前面、替我们承担下了历史的苦难——
是为真实而奔走的张纯如；
是战战兢兢怀揣着胶卷的乔治·费奇；
是戴着纳粹帽子救人的约翰·拉贝；
是每一个，敢于说出历史真相的幸存者。
不要等到失去时，才真正意识到“和平”二字千钧之重。
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这就是我们与南京大屠杀，最沉重的关系。
閱讀更多 旅見旅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