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报》专访国家广电总局原电视剧司副司长，现任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卫平
王卫平
国家广电总局原电视剧司副司长，
采访／杨柳
《综艺报》：作为资深电视剧人，你怎样看待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繁荣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王卫平：其实就人类文明的范畴来讲，电视剧的诞生是科技文明与艺术发展的产物，其与国家形态、社会体制无关。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我们就诞生了电视剧，“文革”10年我们也有电视剧，所以电视剧的存在与改革开放无关，有关的是她的成长、发展与繁荣。改革开放直接作用于中国电视剧的是她的发展速度、发展样式和发展水平，并直接影响了她的繁荣局面、社会关注度、独立美学特质的形成，为其提供了成为历史时代中最具代表性文艺样式的机会，以及从外在的科技介质、传播体系，到内在的人类社会活动与思想观念等。改革开放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繁荣的前提和保障，是大背景和大环境，是活水源头，是原始生命活力。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电视剧40年的话题就无从谈起。
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确立，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十五大第一次在党的中央文件中使用“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到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十七大提出“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到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十九大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不难看出，影响中国电视剧40年发展的路线方针、发展方向和指导思想，正好勾勒出中国电视剧40年的发展脉络。改革开放为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并不断推出指导、服务和保障的新政。所以说，电视剧的快速发展与极大繁荣是改革的成果，是开放的收获。电视剧是对发展进步着的中国社会的艺术反映，是对意气风发的全体人民的形象展现。中国电视剧是改革开放的记录者、见证者、伴随者，同时也是极大的受益者。她是中国40年来各文艺品种中的时代宠儿，并不断通过其特有的艺术功能，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各个方面产生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与影响。准确地说，二者的关系也是互动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电视剧的发展繁荣，给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原生态素材，为电视剧的制作生产提供了利好政策与外部环境。而电视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地用自身的艺术手段和文化方式配合并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推进与深入，生动地记录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不断满足着改革中的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审美娱乐需求，从而成为全社会最接地气、最受欢迎、最有影响、最深入人心、最不可或缺的文艺样式，甚至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里的文艺名片和文化地标。
《综艺报》：在记录时代变迁、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描述人民生活方面，电视剧艺术有哪些优势？
王卫平：电视剧要论快捷，肯定快不过电视新闻；若论真实，又不好类比电视纪录片；如果求全宏大震撼的视听特效与场面，先天就不具有电影院的物理条件。但她毕竟是一种戏剧艺术形式，具有冲突、矛盾、渲染、强化、夸张、虚构、悬念等多种艺术手段。
同时，电视剧作为影视艺术还具备了叙事艺术的诸多长项。她直观、形象、生动，可以多侧面地塑造人物性格，可以细致入微地表现生存形态与生活细节。如果渲染和铺垫得好，会极具感染力，比如：《人民的名义》里那面货币墙的画面，就远远超过此事件的新闻对我们感知能力的触动与感染，剧中场景会让我们震撼，会有强烈的视觉反应，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就是形象的穿透力，她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心灵、精神与情感，让我们从生理到心理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人民的名义》
又如《渴望》这部戏中，有多少情节和细节令亿万观众感同身受、同声一哭，对人间真情的呼唤甚至在一夜之间成为全社会的夙愿，连犯罪率都大幅下降了；《民工》让我们直观而真切地看到农民工艰辛与窘困的生活形态；《外来妹》让我们直接嗅到特区改革那股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一个个淳朴稚嫩的形象，一双双渴望而懵懂的眼睛，都那么刻骨铭心；《士兵突击》《我是特种兵》等剧目中那些阳光而刚毅的男孩儿，诱发了多少风华少年毅然从戎；《北京人在纽约》又在怎样的程度上校正和改变着当年盲目、汹涌的出国潮。还有我们知道的：《金婚》影响到离婚率下降；《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直接引发社会共愤，进而推进了“家暴”法律的制定等。
《外来妹》
《士兵突击》
《我是特种兵》
《北京人在纽约》
至于精品佳作的常年重播，又使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得以通过影像去形象地感知历史、生动地解读人生，在艺术的细枝末节中体味着生命的意义。
另一方面，电视剧这种叙事艺术，或许还可以说是发轫于评书，续接于章回小说的。爱听故事，原本就是人类共通的爱好，一个“且听下回分解”吊起了几辈子人的胃口，凝神静气、孜孜以求。前辈们为电视剧的“市场”已经铺垫了千百年，而电视剧则是将古老的曲艺形态进行了现代科技的转换，这使她具备了其他艺术样式不具有的先天优势，拥有了最广大的受众群。
加之大众文化、家庭审美等特定的文化形态，所以使她能够脱颖而出，上天入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全民文化消费最常态的样式。不分高低贵贱，无论长幼尊卑。
即使是一组镜头，一幅画面，一处场景，一个形象，一句台词或一首歌曲，都多少会与我们的生活及命运发生关联，成为每个人心中永远的印记和情结。
《综艺报》：怎样看待这种艺术形式在传播渠道多样化的当下的影响力？
王卫平：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对电视剧来说应该是好事。
其实，即使电视剧是依附于电视机的出现而产生，甚至是与电视的普及兴旺同频共振的，但其传播的方式多少年来就不是局限的，各种样式的传播在历史上也都曾出现过，如果电视剧的基本形态不变，无论是视频网络抑或手机转载，甚至再出现其他更新的传播方式与渠道，都不太可能对其产生消解的作用，反而会拓宽她的播放空间，扩大她的影响力。
这话题其实也暗含了“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的老话题，尽管在不同体制下会有不同的效应，但基本规律和逻辑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信息社会也好，高科技甚至智能也罢，渠道都是先导，是前提，是传输的必要手段与平台。但渠道又是因内容而生的，是为传播内容搭建的，没有内容的渠道不能生存，没有好内容的渠道，何以附丽，势必会失去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互联网的兴起带出了一大批所谓的“网剧”和“网大”，至于怎么个叫法并不重要，其本质还是电视剧形态，在美学特质上并未改变，就像当年音像店出售的音像制品仍然是电视剧一样。
不同的媒介冠以自身的名号无可厚非，甚至属于正当权益，但在观众眼里，其实还是电视剧，除非哪天真正做到了革命性的改变。
《综艺报》：对于电视剧产业的未来发展，你有哪些思考、建议及期许？
王卫平：中国电视剧风风雨雨几十年，并不是今天才有问题出现的，只要是发展就会产生问题，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凡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没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应该有这样一种认识才对。
尽管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毕竟经过几代人的创造性努力，我们成功地缔造了一个电视剧王国，并使我们跃升为世界范围内的电视剧大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更好地发展，也有足够好的前提条件保证她的持续繁荣，于情于理，这都该是我们的愿望与期许。面对新形势下社会转型和随之带来的诸多动荡，发展的思路与方式确实应该趁机梳理一下，急不成事，欲速不达，太过急功近利，反而于事无补。
首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电视剧的所谓“正常”与否？在我们对产业进行科学评估时，生产数量与播出数量到底应该作为一个怎样的参数？在创作上、品质上、美学价值上，怎样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繁荣？
其实，即使在当年我们快速增长时也逆向式地分析过，为什么一个可以制造“韩流”的国家，每年才生产2000多集电视剧？为什么像美国这样极具实力的影视大国，每年电视剧产量也不过才8000集？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问，肯定是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形成的，是从产供销比例中换算出来的。
而我们的年产15000集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各家制作方的自身意愿与投资能力，甚至是由着自己的任性生产出来的。倒挂的换算方式使我们一个8000集天花板的电视剧市场，每年要应接15000多集的产品倾销，巨大的市场压力下难免会进行着各种扭曲的转化，毕竟每年都会有将近一半数量的电视剧不可能进入播出环节。好在曾经圈外进来“玩票”的人多，即使片子卖不出去，反正戏也拍了，明星也见了，还近距离接触了，还合影签字了，多年的梦也圆了，大不了自己拿回家给亲朋好友看去，反正“大款”们还算赔得起。至于播出的那8000集，也不是哪家台都能买得起的，但哪家台却都“欠”得起。直到下一部戏，依然伸手要片子，依然播完了都不给钱。
所以，当年我们是在乱象丛生中杀出重围的，从根上说，我们当时的生产和播出就不是一个科学正常的框架，是哪个国家都没出现过的“奇观”，但也会让我们兴奋和惊喜，偶尔冷静地想一想，这种态势会走多远呢？何时才是拐点？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预判它迟早是要过去的，怎么可能所有上星综合频道都变成了电视剧频道，所有卫视都要靠电视剧这一档节目支撑着，合理吗？
毕竟电视传媒的基本社会功效与国际通行的排播序列是有章可循的，混乱繁盛是暂时的，早晚要步入正轨。所以，当时的情况充其量是那个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教育层级、人口素质、审美趣味以及欣赏习惯和消费能力造就的阶段性现象。一时可以，也是跳不过去的，但不能久远。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电视台的播出形态与电视剧的播出比例开始发生演变，不能不说我们当年的文化消费形态与选择，还是低水平的。所以，大规模的制作与铺天盖地的播出，不该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制播双方都该有所节制和前瞻，都该跳出误区，都该理性地进入更高级的设计与谋划。
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向来就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单纯以数量论成败是外行的见识，应该着眼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用以取代低产值的发展模式，加速推进电视剧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才是出路。
围绕数量问题，其实还有个现象已被观众追问了多年：为什么现在的电视剧越拍越长？明明是在“注水”，真有这个必要吗？好好的一餐文化美食，眼见得非要“泡”发了才上桌。
其实，圈内人都谙熟其中奥秘，这事怪不得创作人，完全怪制作人也挺冤的，播出方肯定也有词辩解，谁让电视剧的价格与广告经营挂着钩呢？也就只能按长度结算了，集数越多，篇幅越长，回款和收益也就越多，于是，凡是和钱没仇的人，也就都知道怎么拍了。这实在又是一个现代人自我异化的典型案例。
本世纪初，电视剧主管部门对行业其实就有过一个挺辩证的提示：好剧多了，才叫繁荣；烂剧多了，只能叫泛滥。这种看似朴素的评价体系至少着眼在品质上，难道我们电视剧的买方，我们一部艺术作品终极价值的实现平台，果真只会简单粗暴地以物理长度来评定一部艺术品的价值吗？更有甚者，甚至发展到用“对赌”的“霸王条款”，一方面掩饰自身的鉴赏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体制的保障转嫁甲乙双方本该共同承担的市场风险，不知道在饭店用餐是否也可以吃过之后再议价呢？！这是否也该属于供给侧改革的范畴，或者干脆属于人事调整的范围呢。
其次，中国电视剧的迅猛发展一如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无论如何，我们只用了40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所需的几百年时间，这无疑是我们的巨大成就。因此我们开始了心理调试，渐渐学会了不再妄自菲薄，也不自觉地萌发着膨胀情绪，这可能比前者更加凶险。
在电视剧4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在若干指标上达到了世界第一，确实可以自豪于一个电视剧大国的地位了。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有盲区，一些前提和条件，总是要具备的；事物的内在规律，总是要尊重的；存在的缺失与短板，总是要正视的；阳光的背面，总是会有阴影的。
我们在一路高速增长中确定就没有疏漏与隐患吗？我们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领先的同时，落后的方面到底还相差有多远？
人们在奔跑时，往往加速会扬起尘土；过于激进的运动，也容易埋下损伤；“萝卜快了”，会顾不上洗泥；过于急迫的农夫，甚至会去拔苗助长。不管是我们曾经未能顾及的，抑或干脆是我们确实没有意识到的，当今天一些问题接连浮出水面时，也许正是事物转化的开始，未必是坏事。但如果不能理性、冷静、淡定地反思，不能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面对，那就一定不会是好事了。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好大喜功，文过饰非，实在不能也不该是现代人的文化风范。
进入了新时代，理当有新的发展理念，一些传统模式和老套路也应该有区别地扬弃或废止了。再往前走，首先该学会敏锐地发现问题，有勇气去直面问题，正所谓问题导向吧。
不妨从多个维度，看看我们的科学精神、法制意识、民主风气、产业环境、市场秩序、创作氛围、鉴赏水平、科技含量、制作水准、评价体系、创新能力、服务质量、商业信用、诚信观念、版权体系、思维模式、道德修养、培育方向、人员素质、体制机制，诸如此类都是什么现状，如何区别轻重缓急？如何调整战略格局？如何实现科学发展？
这其中有硬件问题，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我们的软件需要提升。跟风、克隆、模仿、抄袭、盗版、剽窃的伪创新模式，耽误我们的创意能力太长时间了。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人行，事才行！
所以，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文化行业，一个艺术门类，电视剧在新时代的发展，最急迫要解决的还是我们的品质，不仅指作品，更要提升的是电视剧全行业的品质和每个从业者的品质，这不但是全产业的转型要义，也将是中国电视剧得以持续胜出的必经之路，电视剧人应该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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