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见圆山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冤枉翁同龢了，他肯定不是奸臣，而且也说不上“故意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
翁同龢在晚清乱局中不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对于政争也很热衷，但是翁同龢实在说不上奸臣。
说翁同龢故意“故意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其实是指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户部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
然而这绝对不能简单的和“故意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划等号。
户部所谓暂停“购买军火”是指的新的外购项目，并没有克扣北洋海军经费，北洋海军军费也不归户部划拨。
北洋海军主要经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日常开支，从海防协饷内支用。1887年至1894年，北洋方面共获得1000余万两协饷款，平均每年130万两；第二部分海军衙门直接拨款。提供“北洋八大远”（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舰）的薪粮公费、燃料、维修费用。这笔款项为北洋独得。从1886年至1894年，共约400万两库平银。
这是北洋海军主要经费来源，这两笔主要收入并不归户部调拨，所以不存在“故意拦截北洋水师的军费”这件事情。
其次，尽管每年会固定调拨给北洋海军固定军费，但是由于清朝并不是一个近代化国家，还属于中古国家，别说国家预算，就连银行都还没有成立，财政上还是沿用“量入为出”的老久财政原则，一旦有突发事件就会到处挪用经费。事实上在翁同龢执掌户部以前，北洋海军军费就经常性被挪用，当然，绝大多数挪用是因为国家突发灾害，比如仅光绪元年就有“滇案恤款”20.3万余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款”20万两、“京师平粜不敷价银”7.4万余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类似这种挪用，我们今天很难说是出于私心，比如河南灾荒，户部确实没有这笔钱，总不能眼看着河南灾民饿死，那怎么办？只能从其他地方挪用，北洋海军每年预算好几百万两，当然从北洋挪用是最方便的。
最为关键的是户部挪用北洋海军军费并不是翁同龢执掌户部以后的事，早在北洋海军成立之日就开始了，所以这也怪不到翁同龢头上。
最后一点，翁同龢执掌户部后为什么要“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
一方面是因为李鸿章天天吹嘘北洋海军世界第八海军，那么在没有近代国家和近代国际政治概念的翁同龢看来已经如此厉害了，又何必继续购买外国军火呢？更何况李鸿章办洋务、搞北洋海军，自身真的不干净，就连李鸿章自己的女婿张佩纶在甲午战争爆发前都吐槽李鸿章老用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翁同龢担心李鸿章也外购军火名义捞钱，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就是当时户部真没钱，晚清清政府一直到1900年后才开始试图建立近代化金融体系，在此之前，朝野上下没有人觉得清朝金融体系和税收体系有多落后，加上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关税被外国人把持，这使得清朝从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一直没有摆脱财政困境，一直依靠各种捐厘税金来维持朝廷的多余开销；再加上慈禧的颐和园工程，户部确实是没有钱，所以“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真不能算翁同龢公报私仇，我觉得任何一个不怕得罪李鸿章，又没有国际眼光的户部尚书都会做这个决定。
这里再说一下颐和园工程，颐和园工程表面上是慈禧贪图享乐要修园子，实际是关乎中国古代政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传统：皇帝亲政。说白了，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忠臣都应该无条件支持慈禧修颐和园，因为这标志着慈禧准备把权力还给皇帝，所以颐和园越早修好，光绪帝就能越快亲政，所以只要是认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大臣都无条件支持和拥护给慈禧修这个颐和园，因为这代表着清朝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垂帘听政”不正常政治生态后终于要回归正常政治生态了。
综上所述，翁同龢放在古代王朝政治伦理下审视，他绝对不是奸臣，相反，还是一个忠臣，当然，他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没有看到日本实际威胁以及当时清朝险恶的国际环境，但是话又说回来，当时清朝上下又有人能有这样的眼光呢？
兰台
说翁同龢是奸臣，未免也太高估了他。充其量，翁同龢也就是个书呆子。
常有人说，甲午战败，败在北洋舰队；而北洋舰队，又败了翁同龢之手。
此话怎讲呢？早在清朝还没灭亡时，就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大东沟海战失败后，慈禧太后令翁同龢赴天津面见李鸿章询问对策，后者李鸿章见了死对头后怒目相视，半晌才质问道：
“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动辄驳回，现在事急才问兵舰之事，试问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只好陪着笑说：“我等主管户部，总节约为尽职，如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恨恨地说：“尔等平日疑我跋扈，那些清流们又动辄参我贪婪，我若是再哓哓不已，还能活到今天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户部下达的禁止外购军械令对北洋舰队大概是最为致命的。
从1889年开始，北洋舰队即停止购买新军舰，而日本却以每年至少增加一条新军舰的速度快速扩张，至甲午年时，日本舰队已经全面超越了北洋舰队，胜败已分矣。
也有人说，翁同龢阻扰北洋舰队的发展其实是与李鸿章有着私人恩怨有关。
原来，在剿灭太平军时，翁同龢长兄、安徽巡抚翁同书被曾国藩弹劾“纵贼、失城”等大罪，结果翁同书褫职戍边，其父翁心存一气身亡。
事实上，曾国藩的这一弹章，不是别人，而正出自李鸿章的手笔。
由此，无论李鸿章搞海军还是修铁路，处处都受到翁同龢的掣肘，“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当然，仅以甲午之事评价翁同龢当然并不公道，毕竟翁同龢为两朝帝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翁同龢的毛病在于，他这辈子没有经历过事，尤其致命的缺陷是：
他没有在基层做过官（哪怕做上两年知县），而是一直浮于上层，对民风政情实无亲身经历，所以其认知、眼界、实务都有很大的缺陷。
如此，在他的影响下，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在甲午和戊戌问题上一错再错，这不能不说和他有莫大的关系。
老实说，翁同龢学问人品尚可，如果做个太平宰相倒也马马虎虎，但碰到晚清这种时期，他这样的书呆子可就要栽跟斗了。
坑爹史册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是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自咸丰六年（1856年）中进士起，翁同龢的仕途一直都走的很顺利，曾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到光绪八年（1882年），又担任军机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朝廷重臣。
而关于翁同龢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却并非什么光彩之事，而是翁同龢因与李鸿章有隙，故借机克扣北洋水师军费，不断拖延军费事宜，导致本该购入的快船被日本买去，才有了甲午海战大清的败局。翁、李二人的矛盾起因在何处，有人认为是由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去世与李鸿章有关，故而翁同龢因公徇私，刻意打击报复李鸿章及其所主持的水师。这当然不能算作问题的全部原因，学界观点大多认为翁李二人的矛盾不仅仅是因公徇私这么简单，而也与翁李二人派别不同有关，翁同龢为晚清请流派代表，主张厉以风节，揭露弊政，在对日战争上一般采取强硬态度，与李鸿章前期主和的主张相对立，这种政见上的差异应当是二人矛盾更主要的原因。
至于翁同龢是否是奸臣，笔者认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立体且丰满的，不能简单用忠奸这两字把历史人物归类。正如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的绪论中阐述的那样，过度放大对人物的褒贬、把某一历史事件的成败完全归因到某一人物身上是忽视历史真相的行为，翁同龢对于洋务派的刁难的确可能影响到了甲午海战，但却没有作用大到改变战争最后的成败，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多个维度落后于世界的结果，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归咎到一个“奸臣”身上。
国家人文历史
当然算，而且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但是，翁同龢这个奸臣又与一般的奸臣不同。翁同龢是一个最像忠臣的奸臣，所谓“大奸似忠”。
一般的奸臣，都好贪。以此满足自己的私欲，醉生梦死。但是翁同龢不贪，他两袖清风，为官清廉，生活朴素。他不但自己不贪，还痛恨别人贪。他是“清流派”的代表，敢于参劾别人，一身正气。
这样的一个官，简直是道德楷模。
但是且慢，满口仁义道德者，多是满腹男盗女娼之辈。翁同龢虽然不贪财，但是贪名。他不仅是爱惜自己的名声，简直是沉醉于自己光辉的形象中，几乎到了自恋的地步。
一个人一旦自恋，就会自以为是，那就离愚蠢不远了。而且翁同龢身旁还围着一群拍马迎合的门生故吏，这更让翁同龢产生了睥睨天下的错觉。
甲午战争时，他不顾实际情况，力主清廷与日本开战，就是在这种错觉中做出的误判。
更可怕的是，他还开始怙恃弄权。李鸿章的北洋搞得蒸蒸日上，翁同龢便站在张之洞的南洋一边。为何？为了加深两大封疆大吏的争斗。他位于中枢，渔翁得利。
他以各种借口，不给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拨银子，就是为了压制李鸿章。
当然，他压制李鸿章，并非只是为了弄权，还是为了公报私仇。
翁家与李鸿章是有杀父之仇的。当年太平天国时期，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因为怯战脱逃，导致湘军陷入险境。曾国藩一怒之下，令人起草奏折，参劾翁同书的大罪。结果，翁同书被判斩刑。
起草奏疏的，正是当时的湘军幕僚李鸿章。
翁同龢的父亲叫翁心存，曾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听说大儿子要被砍头，急火攻心，竟然一下子死掉了。清廷看在翁心存是帝师的面子上，就免了翁同书的斩刑，改为流放。
因为这件事，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梁子就算结下了。一直以来，二人都不和。
身为中枢重臣，做事不是以国家为重，而是私心代替公心，这充分暴露了翁同龢的心胸狭窄。
历史上的那些奸臣，大都知道自己是奸臣；但是，翁同龢到死都不认为自己是个奸臣，他觉得自己一直是个大忠臣。
这样的奸臣，才是误国误民的巨奸。
愚蠢至此，而不自知，枉为两代帝师。
趣谈秘史
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文采出众，在晚清地位尊崇，一向被塑造成一个谦谦君子，为国为民的形象，而事实上，翁同龢公报私仇的小人。
众所周知，晚清汉臣势力庞大，身为满清根本的满臣与汉臣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矛盾。权势煊赫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处处掣肘，而翁同龢为了一己之私，只考虑个人而不顾全大局。
翁同龢兄弟翁同书因太平天国时代弃城逃跑，李鸿章替曾国藩背黑锅参了一本，结果翁同书被充军流放，翁同龢父亲翁心存一命呜呼，翁同龢毫不考虑自己兄长有错在先，从此处处与李鸿章作对。
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掌管财政的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看似强大，内部其实相当脆弱，这也是为何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一直不敢轻易出战的原因。
战败以后，翁同龢又借此攻击李鸿章，议和之时，众人默不作声，装聋作哑。只有李鸿章前往日本，然而割地赔款之后，道貌岸然的翁同龢又开始攻击李鸿章“卖国”。
作为儒臣的翁同龢，根本不知外界究竟是什么样，却非常主张变法，重用康有为，但真正开始变法，又以领袖自居，处处指手画脚，最后与皇帝起冲突而被冷落。
这位老先生虽位极人臣，但却仍计较小仇不顾国家大义。只知道玩弄权术，耍政治手段，却没有一丁点的经世致用之能。说到底虽非贪赃枉法之徒，但也就是一个只顾虚名之辈。
澹奕
六百万白银做寿礼了？
秋季红杨
这问题问得好。
笔者自诩对历史比较了解，对晚清政局也略知一二，但对这位常熟的翁师傅如何定位，还是再三思索。
说翁师傅是贤臣，那叫吹牛；
说翁师傅是奸臣，那良心过不去；
平心而论，翁师傅是一个人品道德高尚，政治操守低下的庸臣。
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咸丰六年（1856年），他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授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因其学识过人，故成为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
翁同龢为官清廉，不贪财，不好色，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奇葩。因此，刚才说他是一个人品道德高尚的人。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评价翁说：翁同龢喜欢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想略显保守和落伍，但是在个人修养方面，颇有学者风度，令人尊敬，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的最完美典型。
个人私德上不错，但在政治舞台上，翁师傅就不那么完美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李鸿章身为曾国藩的幕僚，曾为曾国藩写奏章，弹劾翁同书，导致后者被罢官免职。翁同书是谁？翁同龢的哥哥。哥哥被人撂倒，当弟弟的总要找机会为老哥出气。此后，翁同龢一直与李鸿章作对，甚至在国家的大是大非上，依然执迷不悟。所以，翁同龢把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至上，政治操守可以说非常低下。
翁同龢主管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主管钱袋子、李鸿章因为北洋水师的军费问题，曾和翁同龢有过几次谈话。李鸿章为了要到军费，不惜低三下四讨好翁同龢，希望翁可以拨付足够的军费给北洋水师。
翁：你们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就不能省点吗？
李：只有保持足够多的军舰，才能以猛虎之势，威慑住日本，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势。
翁：猛虎既然不战，那还要什么钱，给老虎省点饭钱不是很好吗？
于是，北洋舰队10年未添一舰。
大东沟海战后，北洋舰队惨败。慈禧派翁同龢去质问李鸿章，结果一见面，李鸿章先质问翁同龢：翁师傅平时管着户部，我来要钱都被你驳回，现在弄成这个局面你才来问我军舰的事，早干嘛去了。
很明显，翁同龢理亏，但他当然不会承认，会如何回应呢？
“我管钱，当然要事事节俭，如果真的很要紧的拨款，你可以多上报几次。”
李鸿章被翁同龢的厚脸皮气到了，愤愤道：平时，你们都说我跋扈，说我贪婪，如果我继续要钱，还能活到今天吗？”
甲午战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朝廷的原因，有李鸿章的原因，有太后和皇帝的原因，但两朝帝师翁同龢私心太重，损公济私也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给翁师傅的评价是——“个人品德高尚，政治操守低下”的庸臣。也许翁同龢与李鸿章都没想到，两门斗了一辈子，若干年以后被编成了一幅对联打包一块儿骂了：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是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荒。（户部尚书在以前，就是大司农，管钱粮的，翁师傅也正好是常熟人）。两个人吵了半天，最后被后人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梁启超：《李鸿章传》
“许述工作室”核心成员查佳峰主笔
脑洞大开的历史
翁同龢这辈子，擅权误国，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但是如果说他一生中还有那么一丁点的优点可数，值得人们去提及，去纪念，其实正是他的忠。
翁同龢不但不是奸臣，而且是忠臣，大大的忠于光绪皇帝，忠于慈禧太后。然而，忠臣不等于就是好人，不等于就是利于朝廷，利于国家，利于民族。宋朝有秦桧、岳飞，明朝有于谦、严嵩、张居正、东林党，清朝有刘统勋、大贪官和珅、曾国藩......从忠奸的角度上来说，不管这些人做的事情是好还是坏，互相是不是看得起对方，后世评价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他们对自己的主子，也就是封建帝王，都是忠贞不二的。
要知道，有的忠，符合时局，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符合国家民族利益，有的忠，是迂腐的摆设，误国误民。
在晚清，列强蹂躏，小日本觊觎，国家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浩劫，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相比起实业强国，实干报国的李鸿章、盛宣怀，比起拼了老命去抵抗外敌的左季高，一个翁同龢，一个张之洞都属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眼光不够开阔，心胸不够宽广，理想远大，但是思维迂腐。他们有心报国，强国，对主子，对那个腐朽的王朝也无限忠诚，然而已然是跟不上时代。他们对传统封建社会权力结构以及运作规律的完美理解和纨绔坚持，使得自己在反世界潮流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对最后真正在力挽狂澜的李鸿章无限掣肘，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也变相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比的屈辱和苦难。
张之洞，好在是人在地方，还比较接地气，晓得兴南阳实业，翁同龢一直在朝廷中枢，高高在上，作为帝师，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大书法家，清流领袖等等，早就飘得来云里雾里，他是不可能理解李鸿章的心急如焚的。而且不但不理解，还要为了加强和巩固皇权，自动去恶心李鸿章。
有人说，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任户部尚书期间，财务上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导致军备采购落后。其实这个是他的私德问题，先搁下不表。作为一个资深的封建帝国中枢的政治家，翁同龢习惯了只对皇权负责，所以，他内心对限制，打压李鸿章这个手握重兵，还在找朝廷大量要银子的汉大臣，肯定是积极主动的。
现实中，翁同龢的忠，就是对李鸿章的制约，而他的制约，恰恰在一个要害问题上给北洋舰队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当时世界的海战潮流已经在从大舰巨炮向快舰多炮过渡，可以说，谁船快，射速快，谁就是狼群屠杀野猪。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然后翁同龢和李鸿章一玩权力制约之术，一控制北洋舰队军费，不要说添置新式快舰，就是旧的舰队的升级换代，弹药武装都无法跟上。
人们常说，日本人的吉野，是清朝没有买，最后被抢走的，现实往往比历史更残酷。吉野（よしの）于1892年于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建造，委托英国造舰专家菲利浦·瓦茨爵士的力作之一，1892年9月30日完工，当时世界上最快的、日本帝国海军最先进的防护巡洋舰。而定远1885服役，还是老式的大舰巨炮，而1886年才向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订购穹甲巡洋舰致远和靖远。
实际上传言中清廷订购失败的快舰，是在日本海军已经购得吉野后，阿姆斯特朗造船厂也推荐给清廷的吉野号的改进设计同型舰布兰科‧恩卡拉达号，而这条船因为清庭的犹豫，最后被智利海军订购，该舰配有八英寸炮两门、六英寸速射炮 10 门、47毫米速射炮 12 门、鱼雷发射管五门，除航速慢半节以外，火力和装甲都在吉野号之上。
而再补刀，智利原本已同意转让，北洋海军已经在争取，但由于当时清廷已停止购舰一年，加上要为慈禧太后祝寿作准备，该舰最终在1895年竣工后由智利买走。试想如果甲午海战的时候布兰科‧恩卡拉达对吉野......
只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当然，翁同龢之所以敢大摇大摆的恶心李鸿章，也是因为他深知太后是忌惮手握重兵的北洋大佬的，所以限制李鸿章，就是对太后尽忠，而太后也在拨款给海军，修园子之间反复权衡。也就是说，与其说是翁同龢在报私仇，害李鸿章，不如说，他是帮着太后一起限制李鸿章。
所以封建王朝，腐败皇权自己作的死，埋下的死局，是谁也救不了的。
翁同龢卒于1904年，在清王朝覆灭八年前，他其实就已经被革职了，可见当时的光绪，慈禧，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人除了道德文章，清流楷模，对于挽救朝局是没有任实际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恶心、掣肘李鸿章，搞垮了北洋海军，最后却据传支持康梁的戊戌变法。为此得罪了西太后。
忠了一辈子，最后关头晚节不保。足见这老头子的迂腐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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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理由说翁是奸臣，一不贪污，二不害人，三不卖国！怎么算得奸臣？至于北洋水师的失败，说是翁少拔军费的原因！这是典型的打了败仗找借口！蒋 介石打不过日本 鬼子、共 产 党，怪美国支持的不够多，美国人也气的不行，41年前，苏联支援了国 民政府50亿美元的物资，41年后，美国支持50多亿美元的财物，可是国军越打越差，以至在日本投降前夕，居然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让日本鬼子从河南打到了桂林！到了48年，无论宋美龄怎么说，美国人再也不肯支援一分钱了！
扯远了，再说说与李鸿章同期的左宗棠收复新疆，左初步预算要1000万两白银，当时清庭答应中央拔款500万，各地方支持500万！可是中央只给了200万，地方上除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第一年给100来万，以后再也不肯给！左宗棠后来通过贷款，凑足军费，才打赢战争，收复新彊！自己本人连工资都贴到军费中了，做十几年的一品大员，死后存款仅剩2万两银子（相当于一年的养廉银子）。
而李鸿章大人呢？甲午战败后，北洋水师尚有700多万两白银存在花旗银行。慈禧也只是挪用了80万两银子修园子！而北洋水师前后耗资7000万两，竟不能一战？李大人死后，家资达到4000万两之多！这样的人，居然天天还有人替他洗白？他能有左宗棠的一半军事才能、十一的廉洁，甲午战争断不会败！
夜夜龙泉壁上鸣
奸臣、忠良之说常见于活跃于民间的戏曲和评书等艺术形式，譬如人们熟知的杨继业和潘仁美、岳飞与秦桧等等。由于接收知识渠道不同，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事实上已经一分为二：一套是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历史观和伦理观；一套是民间建构的历史观和伦理观。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完完全全单纯的奸臣与忠良之说，人都是复杂的，是有多面性的——晚清大臣翁同龢也是如此。
翁同龢
中国史学界有个传统，研究历史人物总是从某个历史事件入手，譬如晚清历史，就被分割成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等几个大的单元，每一单元又有若干历史人物被定位为爱国者与卖国贼、主战派和投降派、保守派和革命派、帝党与后党等等。在这种简单的历史划分中，翁同龢被传统史观定位为甲午战争的主战派和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的支持者，由于支持改革而被慈禧太后驱逐，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控制晚清局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
据清代史料记载，主持北洋军务的李鸿章向户部尚书翁同龢申请款项更新军械，屡遭驳回。中日朝鲜冲突初起时，翁同龢却积极主战，获得时誉好评。黄海之战后，李鸿章与翁同龢在天津见面，李鸿章“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语”，对翁同龢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说：“为什么不再请款呢？”李鸿章愤怒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无言以对。
翁同龢政敌李鸿章
1898年6月中旬，军机大臣翁同龢随光绪在颐和园办公，这时正是戊戌变法的开端期。15日早上，翁同龢来到军机大臣值班处，准备与众人一起觐见皇帝，这时一位太监传旨说，翁某不必觐见。翁同龢预感到不妙，果然上谕随即传出，翁同龢开缺回籍，上谕中还有这样评论翁同龢的话：“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作为同治和光绪的老师，朝庭对翁同龢这个评价相当低。并且据学者孔祥吉考证，这份上谕出自光绪亲笔，也就是说，赶走翁同龢是光绪自己的主意，与太后毫无关系——他对这位老师，已经不再需要。
这就是真实历史，真实的翁同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