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謀“六穩” 改革創新上臺階

多位專家日前在北大國發院第三屆國家發展論壇、人大國發院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總第27期)上表示,從很多指標來看,中短期政策要實現“六穩”,需財政加大擴支力度,貨幣政策重新定位。中長期來看,依靠國內增長的空間還很大,應當保持定力,繼續支持全球化。同時,新的發展動力離不開企業創新,要給民營企業創造更好的市場競爭環境。

國內市場空間大

“2020年以後,全世界30%左右的增長還會是在中國。”北京大學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林毅夫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出,從數據來看,當前情緒性變化遠大於實際經濟參數的變化。11月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對美貿易增速還不錯。1995年以來形成的產業鏈、價值鏈並未解體;外商投資從去年負增長回升到現在的6.1%,大規模外資從中國離場並未出現;民企投資從2016年7月最低增速2.1%回升到現在的8.7%;剔除汽車消費這一特殊參數後,前11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5%,消費沒有降級。

“我們要辯證看待外部環境和內部經濟的變化,進一步推進更高標準的改革開放,對政策要有耐心。”劉元春表示。

林毅夫認為,應對外部環境和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依靠國內增長的空間還很大。其中,投資增長方面,即使現在有很多產能過剩,但還有很多產業可以升級,基礎設施、環保有完善空間,城鎮化進程也會帶來新的機會,這些是我國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很好的投資機會。通過動員國內投資,維持一定投資增長率,就會有就業,消費也會增加。此外,應該保持定力,繼續支持全球化,尋求貿易開放。

宏觀政策趨積極

劉元春認為,短期應重新定位貨幣政策,並與中期完善監管體系、中長期逐步實施安全性資產戰略相結合。

劉元春進一步闡釋,目前貨幣政策用信貸增速、社融增速作為參數,這在結構性環境中是不具有參考性的。實施真正穩健的貨幣政策,必須使貨幣供應量與名義GDP增速相匹配,應重新進行目標定位、工具定位。中長期實施安全性資產戰略,一是要旗幟鮮明做大國債資產規模;二是要對優質上市公司的分紅政策做根本性調整,建立激勵機制;三是釋放土地市場,解決“農村三塊地”的確權、流轉問題,使居民資產再充實。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認為,要完成在一定水平上穩定供給和需求的目標,貨幣政策有空間但空間不大,財政政策應著力解決民營企業在轉型期的存活問題,減稅降費非常重要。另外,穩經濟需要擴大投資,貨幣政策短期內放鬆可能性不大,短期利率已經或快要和美國倒掛,中間利差也已較高,財政政策仍需發力。

專家認為,最新公佈的財政數據顯示,11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5.4%,個稅同比下降17.3%,都是更加積極財政政策的表現。同時,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此前表態,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符合當前實際情況。這說明政策制定部門對我國經濟基本面有充分認識。

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從某種角度來看,企業創新速度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馬駿表示,支持創新的重點在於建立激勵創新的企業制度。創新最大的特點就是高風險,基本特點是犧牲當期利益,冒著失敗的風險,追求長期利益,所以需要更多制度支持。

具體而言,馬駿認為,一是需要支持創新的長期投資者,對於國有企業而言,要關注長期收益、長期發展,對民營經濟而言,要創造良好環境,增強長期發展信心,資本市場需要長期投資者,也需要風險資本;二是要激勵管理層著眼企業長期發展,可借鑑西方經驗,建立長期激勵計劃為主的薪酬體系;三是在公司治理和企業管理中充分授權、放權,創新是試出來的,股東董事會要向管理層授權,管理層方面要向業務部門授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盧鋒認為,過去幾十年的實踐證明,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完全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形成競爭優勢。應該加快改革,讓中國企業擺脫後顧之憂,全力以赴聚焦科技產業和技術創新。目前,需要加快改革以更好發揮民企的增量貢獻與創新動能。具體而言,就是深化改革,降低民企市場準入壁壘,在公平法治框架下保護民企產權。

深圳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吳思康為幫助企業創新提供了深圳方案。他表示,同樣是中央下發的文件,深圳做了很多創新性思考,如對科研經費的管理提出動態競爭,起跑線上是多個團隊一起,逐步在動態中支持競爭;對於人才評價,逐步轉向通過認定代表作進行評價,而非發表數量;出臺政策進行二次房改,政府提供30萬套人才住房,價格為市場價的60%等。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名譽會長、國家體改委原副主任高尚全表示,下一步改革應將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作為原則提出來,讓國企、民企平等使用生產資料,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打破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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