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互聯網研習社：構建工業互聯網認知體系】
作者：馬曉白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研究員
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一個國家的工業發展水平，直接決定著這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全國年度統計公報，2017年第二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40%，對GDP的貢獻率為36.3%。工業企業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是擴大就業的重要途徑，是技術創新的重要載體，也是稅收的重要來源。推動工業企業發展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2018年1-7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9038.1億元，同比增長17.1%。然而對比2017年1-7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42481.2億元，按利潤總額計算，今年比去年同期下降8%。之所以公佈的同比數據有差異，主要原因在於企業調查範圍變化、剔除重複計算和非工業生產經營活動剝離。
具體而言，統計局每年定期要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調查範圍進行調整，部分企業因規模較小而退出調查範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即年主營業務收入為2000萬元及以上的工業法人單位。規模以上企業數量減少，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在2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數量減少，一方面反映出我國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反映出部分工業企業發展的困境。規模以上企業數量為何減少？營商環境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好的營商環境有多重要
營商環境的概念寬泛，包括影響企業全生命週期的經濟要素、法律要素、政治要素和社會要素等，是一項涉及經濟社會改革和對外開放眾多領域的系統工程。目前，全球對營商環境的評價有若干評價體系，影響較大的有世界銀行發佈的《營商環境報告》、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全球競爭力指數以及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發佈的《世界競爭力年鑑》等。
好的營商環境有多重要？世界銀行對80餘個國家的研究表明，僅僅通過提高政策的可預測性就可以使企業增加投資的可能性提高30%。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是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針對我國國情，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有更深層的意義所在。第一，它是“放管服”改革的應有之義。“放管服”改革的結果是建設“四型政府”，即法治政府、誠信政府、服務型政府和清正廉潔政府。“四型政府”建設同營商環境優化、公平公正、誠實守信、廉潔高效、責任追究、開放包容、互利合作、尊商護商有著極大的關係。
第二，它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然要求。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優化營商環境就是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營商環境會產生三種效用：窪地效應、連鎖效應和親和效應，即良好的營商環境可以使得一個地區/國家得到資金、人才、項目等重要生產要素的匯聚，推動當地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也會從受益者成為宣傳者，產生連鎖效應，並促使人民安居樂業、各行各業良性互動、形成凝聚力和競爭力。
困境分析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深化“放管服”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到加強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進一步擴大開放，再到推動高質量發展、打造競爭新優勢，優化營商環境的頂層設計不斷出臺。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各部門各地方不斷出臺政策措施，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有效激發了市場活力，帶動了創業創新熱潮。但與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的期盼相比，還存在差距。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2017年我國營商環境在全球排名78位，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處在中等水平。
我國工業企業面臨的主要困境，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較高的綜合稅費成本，導致企業負擔沉重
工業企業承擔的綜合稅費成本包括稅收、社會保險（五險一金）費用以及政府行政性收費等。根據世界銀行《2018營商環境報告》，我國企業的綜合稅費率（即一年內企業須繳納的綜合稅費佔企業利潤的百分比）為67.3%，在世界處於較高水平。相比較而言，亞太地區國家的平均綜合稅費率是33.6%，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綜合稅費率為40.1%。
為了解我國不同地區企業承擔的綜合稅費成本，我們選取了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廈門、瀋陽、鄭州、武漢、南昌、長沙、重慶、銀川12個城市，採用與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同樣的方法，在2017-2018年對目標城市的數據進行了蒐集、整理和分析。結果顯示，12個城市企業的綜合稅費率平均為67.2%，和世界銀行的結果相當接近，說明數據相對可靠。
從綜合稅費的構成結構來看，最主要的構成部分為社會保險費用支出，即通常所說的“五險一金”（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和企業所得稅。12個城市社保費用平均佔總利潤的37.5%，企業所得稅平均佔總利潤的23.1%。以北京市為例，企業社保費率為員工工資的43.1%，假設員工稅前月薪10000元，企業需繳納的“五險一金”為4310元，員工個人需繳納的“五險一金”為2220元，扣除個人所得稅之後員工實際得到工資7457元，而企業實際承擔的人力成本為14300元，員工實際收入僅為企業實際支出的52.1%。
較高的綜合稅費成本導致企業負擔沉重，直接減少企業的利潤和競爭力，影響企業的持續生產經營，難以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企業和員工都不願參保，企業選擇僱傭勞務派遣人員，甚至將長期用工“短工化”。另一方面，員工的可支配收入減少也會壓制消費，長期對經濟不利。
支持工業企業發展的要素不足
在企業資本要素方面，工業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融資困境尚未破解。尤其對於中小企業，存在針對中小企業的金融管理機構缺乏、銀行融資審批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金融風險防控工作仍需進一步強化、中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仍待完善四個問題。銀行通過抵押、保證擔保等措施進行風險緩釋，資金大量湧向房地產相關行業，以房地產為抵押品的貸款比例較高，分配給工業企業的信貸資源比重偏低，而房地產行業相關信貸佔比過高。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融資支持政策，但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方面，信貸資源分配給實體工業企業的比重偏低，金融服務的下沉力度不夠。
另外，在人力資本方面，人才緊缺已經成為工業企業普遍存在的現象。根據深圳市政協2018年上半年圍繞營商環境開展的調研結果，約50%的企業表示缺乏人才，企業緊缺職位主要包括高級技工和營銷人員，分別佔比38.1%、35.7%。一二線城市的高房價和相對較低的工資對人才流失有較大影響，認為工資待遇低、高房價造成人才流失的企業分別佔比32.4%、30.2%。
法治保障仍需強化
在法治保障方面，對工業企業產權以及知識產權的具體保護仍然是法治化營商環境要求的短板。侵權行為成本仍低，對技術秘密保護程度不足，使得山寨現象橫行，假冒行為屢禁不止；知識產權保護的維權成本過高，特別是在商業秘密、專利、著作權、職務發明的獎勵和報酬以及商標等領域；司法案件訴訟週期長、知識產權侵權賠償金額低。
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企業解決商業糾紛時間的前沿水平在120天以內。根據《深圳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重點調研報告》，有超過六成的深圳受訪企業解決商業糾紛平均時間超過120天，超過180天的達48%。司法機關人士反映，目前司法機關案件辦理週期較長，由於案多人少，很多案件久拖不決，加大了維權者的成本。以知識產權相關維權案件為例，很多案件超過了一般法律案件審理期限。而新產品在市場上熱銷高峰期有限，當判決一審、二審走完，產品已過了銷售高峰期。效率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根本，對於維權者來說，打官司時間過長往往贏了官司卻賠了市場。
市場準入仍存壁壘，“准入不準營”問題依然存在
從國家政策法規來看，目前絕大部分領域並不限制民間資本進入，但實際上各種隱性限制五花八門。不同所有制主體在資質許可、政府採購、科技項目、標準制定等方面待遇有差別，有的地方不從統一大市場出發，搞地方保護，還有的壟斷性行業為了自身利益限制排斥競爭，特別是在基礎性產業、非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民營企業往往無法公平享受財稅、金融、土地、人才等政策。
推行“先照後證、證照分離”改革以來，在整體環境向好的趨勢下，依然存在實際上的“准入不準營”問題。目前，企業拿“照”（營業執照）後的各種“證”（行業主管部門許可證）還是太多，遲遲辦不下來，無法進行生產經營。“准入”之後，允許從業經營的相關資質資格、證件牌照等審批手續多、難、繁。這幾年我國工業投資不振，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大量的生產許可，使得企業錢投進去也無法及時投產，影響了投資積極性。
部分地方政府監管方式不當
一些地方和部門監管方式“一刀切”，執法方式過激，直接影響工業企業的生產經營，給企業造成很大傷害。有部分地方存在“一律關停”“先停再說”“以停代治”等簡單粗暴的做法。“一刀切”的措施，進一步造成上下游企業供應鏈斷裂的嚴重後果。
政策建議
重點關注工業企業稅費成本過高問題，加大力度推進減稅清費，適當降低社會保險繳費率。
我國的總體稅率仍遠高於世界發達經濟體，我們一定要為企業著想，通過減稅降費讓企業輕裝上陣。要深化稅制改革，推進結構性減稅，減稅與稅改相結合，從政策式、碎片化減稅轉向改革式減稅，建立稅種科學、結構優化、法律健全、規範公平、徵管高效的稅收制度。研究實行增值稅退稅，特別是企業購買大宗資產的增值稅退稅。繼續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全面推行依清單收費。
採取措施適當降低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費用的比率，以國資充實社保。例如北京市對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設定區間（5%~12%），增強企業繳納住房公積金的靈活性。深圳市實施失業保險、工傷保險浮動費率制度，職工生育保險費率由企業職工工資總額的0.5%調降到0.45%，生產經營困難企業可降低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暫停徵收欠薪保障費。通過以上措施，有效降低企業負擔，提高企業利潤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帶動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
大力完善要素市場，著力破解企業融資、人才困境。
對標全球營商環境排名前五名的先進經濟體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兩地均設立了完善的要素市場。如香港已經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和內地企業融資的首選城市，而新加坡金融市場針對不同類型的貿易企業有不同的融資業務模式，對於投資海外的企業，新加坡金融機構設計了保險加貸款的融資模式。創新個性化的金融服務，解決企業的融資需求。擴大中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鼓勵發展動產融資，支持銀行開展特許經營權、政府採購訂單、收費權、知識產權等新型融資方式。同時發揮引導基金、擔保增信、風險補償、貸款貼息等支持政策作用，進一步擴大政策覆蓋範圍。
營商環境的前沿經濟體均建立了吸引高端人才集聚的機制。如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科學合理又比較寬鬆的人才准入政策，為各類人才進入新加坡工作提供便利。把外來人員按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進行嚴格分類，在政策上向高層次人才傾斜。鼓勵各地為引才用才專門立法。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為留才聚才營造良好環境。實施激勵政策，為育才成才釋放活性因子。
加強營商環境的法制建設，為企業 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基於契約精神的法治經濟。具體到營商環境領域，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一系列契約是營商環境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優化營商環境核心在於“法治化”。新加坡、中國香港等營商環境的先進經濟體都具備完善的營商法律法規體系，不僅有健全的商業法規，還有健全公正的司法審判系統，如新加坡具有《專利法案》、《商標法案》、《註冊商標設計法》和《版權法》四項專門法律切實保護知識產權。
要加強產權保護激發創新活力。針對知識產權保護“舉證難、週期長、成本高、賠償低、效果差”等問題，構建知識產權快速受理、授權、確權和維權的服務體系。深圳市探索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提高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標準、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合理分配舉證責任等方面先行先試，為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試點經驗。
進一步簡政放權，大力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有序推開“證照分離”改革，持續解決“准入不準營”問題。
目前國務院部門行政許可和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還有1300多項，對這些審批和許可事項，要逐一深入論證，除關係國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等的項目外，能取消的堅決取消，能下放的儘快下放，使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不再保留審批和許可。各地區各部門要大力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制定政策要進行公平競爭審查評估，出臺優惠政策也要以普惠性政策為主。要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不斷縮減清單事項，推動“非禁即入”普遍落實。
根據國務院的部署，今年要在全國有序推開“證照分離”改革，重點在“照後減證”上下功夫，能取消審批的予以取消，有些可改為備案、告知承諾；對暫時不具備條件取消的，要通過“多證合一”等方式優化服務。要深化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制度改革，全面清理各類許可，加快向產品認證轉變。現行產品認證制度也要規範和完善，與國際通行辦法接軌。深圳市在實施“先照後證”改革的基礎上，對辦理營業執照後的“經營許可證”實施分類改革，實行商事登記後置審批事項目錄管理，通過採取取消、轉為備案登記、轉移下發、申請人承諾等方式，解決“准入不準營”問題。目前，前置審批事項從69項大幅削減到10項，僅在銀行、證券、保險等商事登記中保留前置審批，減幅達85.5%。
創新監管理念和方式，落實監管責任。
要以公平、有序為方向加強和創新監管，不斷提高監管效能，使市場活而不亂。一方面，要健全以“雙隨機、一公開”監管為基本手段、以重點監管為補充、以信用監管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是市場監管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創新，要把這一監管方式作為市場監管的基本工作機制，加快實現全覆蓋。推進跨部門聯合監管和“互聯網+監管”，實現從職能部門“單打獨鬥”轉變為綜合監管、智慧監管，做到“一次檢查、全面體檢”。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監管是規範市場秩序的“金鑰匙”。加快推進涉企信息歸集共享，實行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讓市場主體“一處違法、處處受限”。另一方面，加強落實監管責任，健全審管銜接機制，形成監管合力，營造全社會依法依規營商辦事的濃厚氛圍。
栽好梧桐樹，自有鳳凰來。哪裡營商環境好，人才就往哪裡走、資金就往哪裡流、項目就在哪裡建。營商環境是“軟實力”，當前，國際競爭很大程度上是營商環境的競爭，國內各大城市間的競爭，如今也正在轉向優化營商環境的競爭。新時代新徵程，當要素紅利逐漸讓位於創新紅利，政策紅利逐漸讓位於制度紅利，營商環境的重要價值更加凸顯。（本文發表於《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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