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中的中国远征军
滇西抗战纪念馆里的中国远征军名录墙
□王凯
1941年12月，中英双方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当月，中国远征军正式组建。在1942年初至1945年3月，中国先后两次派出的30多万人组成的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并肩作战，有力地支持了盟军在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时至今日，远征军的崇高精神始终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中国远征军
第一次入缅作战
抗日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对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入侵，连接中国与外界的出港口和交通线路相继落入日本人之手，大批国内急需的抗战物资滞留国外，于1938年抢建完成的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被称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在1942年初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炮兵部队占据了岳麓山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电告重庆，军政部答复：“炮弹尚在仰光（时为缅甸首都）待运。”据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听说此事后惊呼：“倘若日军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公路，我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局势不幸被宋子文言中，1942年1月，日军出兵缅甸，企图彻底切断中国抗战的“输血管”，同时准备以缅甸为跳板，实现与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英国不想失去印度这个殖民地，中国想竭力保住滇缅公路这条最后的国际运输线，双方达成由中国出兵缅甸的共识。其实早在1941年底，中国政府就组建了远征军，准备入缅作战。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的力量，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便以交通不便为由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准备入缅作战的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附近。
1942年1月31日，日军击溃英军第16步兵旅，英军一路溃败，英方这才于2月3日向中国求援，请求远征军入缅。2月16日，蒋介石下达命令：“优先运送第5军入缅，所有野炮、战地炮均应随同出发。”第5军当日即乘汽车到云南西部毗邻缅甸的畹町集中，再由英方派车接运入缅。3月1日，中缅印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飞赴缅甸腊戍，布置第5军入缅后的作战部署和要领；3月3日，蒋介石与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会面，6日，蒋介石在重庆与史迪威再次会面，蒋将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了史迪威，史迪威也在当天的日记中证实了此事：“与蒋介石共同召开军事会议。显然，他曾通知第5和第6两个军（中国军队）接受我的命令（在缅甸），我一到达会议便开始了。”
3月8日，仰光失守，从美国运抵此处的几十万吨援华物资落入日本人之手。4天后，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以后情况变化未发表），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先由杜聿明代理，后由罗卓英继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兼第5军军长），辖第5、第6、第66军。
就在仰光失守的同一天，远征军第5军的先头部队第200师到达仰光以北260公里的同古。同古是缅甸重要的公路、铁路和水运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仰光失守后，同古成为日军的主攻目标。原来驻守同古的是英缅军第1师，中国远征军到来后，同古防务由第200师接手。
第200师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有两个战车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精良，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师长戴安澜黄埔三期出身，1939年曾率部与日军精锐第5师团在广西昆仑关鏖战月余，击毙日军少将中村正雄，取得昆仑关大捷，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3月18日，第200师与兵力两倍于我的日军第55师团正面交火。戴安澜立下“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战事异常激烈，敌我每天都有冲锋、肉搏数次。至3月底，第200师与日军血战12天，歼敌5000余人。3月29日，同古英军在没有通知中国军队的情况下突然撤退，将同古侧翼暴露给敌人，增援的日军第56师团开始包抄第200师后方，我军腹背受敌，形势更加严峻。当天晚上，戴安澜部奉命突围，安全转移。
当时英军的战略方针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所以在缅英军听任中国远征军单独作战，或利用中国军队掩护自己撤退，在这种背景下，缅甸战局一败涂地。5月6日，英军决定放弃缅甸，史迪威命令中国远征军向印度撤退。
退入印度部队
组成中国驻印军
5月8日，杜聿明接到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的电报，命令全军向印度撤退，而就在前一天，蒋介石则命令杜聿明撤回国内。面对这两份截然不同的命令，杜聿明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在回忆录中透露：“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按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5月9日，杜聿明以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召集新22师师长廖耀湘、第96师师长余韶、新38师师长孙立人研究突围部署，决定从孟拱以西以北回国，会议后立即行动。
唯一没有按照杜聿明命令行事的是孙立人，他率领部队撤退到印度英帕尔，成为远征军序列中唯一一支保持完整建制的撤退部队。因为当时印度没有战场，撤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经过短暂休整后改称中国驻印军。史迪威受命担任驻印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1943年春，罗卓英调国内任职，郑洞国接任副总指挥。中国驻印军由新编第1军（军长郑洞国兼，孙立人、潘裕昆先后继任）、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和美军第5307混成旅联合组成。
中国驻印军指挥部成立后，首先在印度蓝姆伽训练营整训部队，中方的具体训练工作由孙立人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训练，驻印军官兵的军事素质和军事技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与整训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就连狂妄自大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皇军独自可以肩负保卫缅甸的全责，但是中国驻印军队（现集中于印度东境阿萨姆邦），乃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我们应予密切地注意。”
自1943年10月开始，中国驻印军先后发动两期攻势，反攻日军盘踞下的缅甸，经过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密支那、八莫、南坎等数次大战，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重新组建的滇西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至此全程畅通。
重新组建远征军
出征滇缅
除退入印度的新38师外，中国远征军主力大部撤退至云南西部。1943年春，鉴于缅甸及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决定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准备在合适时机反攻缅甸。
重组后的远征军由陈诚任司令长官（后卫立煌继任）、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节制第11、第20集团军和滇康缅特别游击区，总兵力共14个师16万余人，同时更新补充美国装备。当时美国支援的装备大都供应了中国驻印军和美军第14航空队，运到国内的各种军火弹药不过1000余吨，其中大部分都补充了远征军。
1944年4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远征军做好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以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远征军拟定了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中国远征军以第20集团军为右翼攻击部队，第11集团军为左翼攻击部队，在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统一指挥下，分数路以锐不可当之势强渡怒江，揭开了滇西大反攻的序幕。
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江水沿大峡谷一路猛泻进入云南境内，水急滩高，素有“一滩接一滩，一滩高十丈”的说法。怒江两岸山高谷深，坡陡壁峭，兼之对岸有日军重兵把守，故号称“怒江天险”。强渡怒江天险后的滇西远征军乘胜追击，进入高黎贡山地区，与反攻缅甸的驻印军似两把尖刀对日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血战17个月后，中国军队解放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83000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击毙日军48000余人，重新打通了滇缅公路，缅北、滇西从此不见敌踪。
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据台湾1990年编印的《抗日战史》统计，这场历时3年余的滇缅抗战，中国军队共阵亡将士31443人，负伤35948人，但据专家考证实际伤亡数字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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