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苦命人:湖南人、廣東人和浙江人

歷史像一條河,決定流向的不是事實,而是事件。

1875年,英國駐華使館派遣使館翻譯馬嘉理,前往雲南迎接從印度經緬甸來華的探路隊。

出發前,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精心為馬嘉理準備了護照、各種公函。馬嘉理一路獲得雲南官員的熱情招待,可謂賓主盡歡。

但是,隨後,馬嘉理和他的幾名中國隨從被打死在雲南邊境,首級懸掛於城牆之上。

真相撲朔迷離,很快沿著兩條解釋路線發展:英國咬定清廷是幕後指使,清政府則認定馬嘉理遭遇了盜匪劫殺。

三個苦命人:湖南人、廣東人和浙江人

▲馬嘉理,這個英國人的死,改變了中國的外交模式。

雙方各執一端,事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事件成為英國擴張在華利益的由頭。

隔年,李鴻章奉命到山東煙臺,與威妥瑪進行談判。

這次談判前後,有三個人物的命運發生轉變,不管有無徵兆。

一個是廣東南海人張蔭桓。他作為當地官員,協助李鴻章談判,拒絕了英國人在煙臺租界收碼頭捐的要求。李鴻章由此很欣賞他。

另一個是湖南湘陰人郭嵩燾。經過雙方交涉,清政府決定派遣欽差大臣,赴英國就馬嘉理事件進行正式道歉。這項任務,最終交給了郭嵩燾。

第三個人是浙江嘉興人許景澄。郭嵩燾準備組建出洋團隊,第一個就想到了許景澄,認為他是出使之才。許景澄最終沒有接受郭嵩燾的邀請,繼續在翰林院擔任清官,但他對郭的知遇之情銘記於心。

史學家唐德剛講晚清史,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形勢比人強”。

這三個人的命運,在晚清形勢下將如何展開呢?

得知自己將要成為破天荒的首任駐外公使時,郭嵩燾已經年近六旬。這個年紀,很多人已經入土為安了,但郭嵩燾才迎來人生最大的轉折。

郭嵩燾生於1818年,年少時在著名的嶽麓書院讀書,結識曾國藩、劉蓉等人,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

1837年,他考中舉人那年,張蔭桓出生。

此後的科舉道路,郭嵩燾走得並不算順利。1838年,北京會試,曾國藩考中進士,郭嵩燾名落孫山。

兩年後,鴉片戰爭的震撼,沒有再次落榜對郭嵩燾的震撼更大。

失意之下,郭嵩燾去了杭州,給浙江學政當幕僚。一下子跑到鴉片戰爭前線,他這才被戰爭震撼到,“島夷”的船堅炮利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執著的郭嵩燾,終於在第五次赴京參加會試時考中進士,這一年是1847年。他與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成為同榜進士。兩人成了一生知己,無論別人怎麼抨擊郭嵩燾,李鴻章始終站在他這邊。

在此兩年前,1845年,許景澄出生了。

倒黴的郭嵩燾,正式踏入仕途不久,他的雙親就相繼去世,他只能回鄉居喪。

沒有人預料到,傳統的丁憂制度不僅改變了個體,也將改變大歷史。

形勢比人強。當郭嵩燾在湘陰老家守喪時,他的同鄉好友左宗棠也在鄉居,而曾國藩亦因母喪在家丁憂。

此時,太平天國運動由桂入湘,席捲而來。

郭嵩燾一家與左宗棠一起躲避戰亂。危難之中,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在趕赴長沙途中,派人攜帶重金,力邀左宗棠出山守衛長沙。

向來心高氣傲的左宗棠,當時只想做名士,不肯出山。郭嵩燾極力苦勸,才說動了左宗棠。

左宗棠不負眾望,經過兩個月的苦戰,最終解除了長沙城之圍。左氏一生建功立業,由此發端。

曾國藩開始興辦團練,同樣是郭嵩燾勸說的結果。他一個人勸不動,就發動曾父一起勸,要曾國藩把握住機會,實現報國理想與個人抱負。

此後三年,郭嵩燾隨軍行動,成為曾國藩的重要幕僚。他曾受曾國藩派遣,四處籌餉,順道去了趟上海。

在上海,他拜會了英、法、葡等國的領事,並參觀了洋行和火輪船。電光火花,終身難忘。

郭嵩燾與曾、左、李交情匪淺,在三人事業起步時都曾起過關鍵性作用。晚年閒居田園,郭嵩燾看到曾、左、李個個飛黃騰達,聲名顯赫,不無自豪地說,三位中興元輔,“其出任將相,一由嵩燾為之樞紐”。

而他自己,最後卻成了當時人眼中的“零餘人”。時也命也,誰說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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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一個長期被低估的歷史人物。

1856年年末,郭嵩燾離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編修。

由於肅順的推舉,郭嵩燾得到咸豐帝數次召見。咸豐帝命他入值南書房,並對他說:

“南齋司筆墨事卻無多,然所以命汝入南齋,卻不在辦筆墨,多讀有用書,勉力為有用人,他日仍當出辦軍務。”

這位皇帝看不到,郭嵩燾最終不以軍務揚名,卻因洋務而名謗天下。

大約在此前後兩年,張蔭桓參加了一次縣試,沒考上秀才,便決定從此不走科舉道路。他被當作無恆心無毅力的反面典型,但家裡人也看出他富有冒險精神。

張蔭桓從此埋頭學習外語,研究洋務。

1858年,他21歲時,父親給他捐錢買了個候補知縣。在舅舅的引薦下,到了山東巡撫幕府中掌管文秘,很快就以識力過人、才大心細晉升為道員。

說回郭嵩燾。咸豐帝曾派郭嵩燾到天津隨僧格林沁幫辦防務。僧格林沁不僅對他十分冷淡,還在他赴山東整頓沿海稅收問題時把他彈劾了一頓,這讓郭嵩燾十分鬱悶。

郭嵩燾律己甚嚴,在山東查案不住公館,不收禮品。但在關鍵時刻,僧格林沁的彈劾,迫使他離開山東,他只能悲嘆功虧一簣,兩個月來“忍苦耐勞,盡成一夢”。

鬱悶中,郭嵩燾告病回鄉。

進退之間,自有堅守。郭嵩燾再次復出,是應李鴻章的推薦。

這次,郭嵩燾幹得不錯,1863年署理廣東巡撫,第一次擔任封疆大吏。

但郭嵩燾並不開心。他有官場潔癖,與兩廣總督瑞麟形同水火,督撫矛盾不可調和。加上這時期,多年好友左宗棠也與他在清剿太平軍的軍事部署、戰功劃分等問題上相互攻擊,幾乎反目。

早在郭嵩燾任翰林院編修時,左宗棠被人告狀,郭嵩燾上了摺子營救,說:

“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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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與郭嵩燾一樣都有湖南人的執拗。

這次,左宗棠擔任欽差大臣,卻給朝廷連上四封奏疏,批評廣東軍務失誤,並歸因於郭嵩燾“跡近負氣”。左宗棠還暗示郭嵩燾有貪汙行為,素來以廉潔自詡的郭嵩燾哪裡受得了如此指控?

那時候,左宗棠屢立軍功,是當朝紅人。他的這波操作下來,郭嵩燾只得黯然離職。

多年後,左宗棠病逝,郭嵩燾聞訊,揮筆寫了一幅輓聯:“世須才,才亦須世;公負我,我不負公。”親友們覺得太意氣了,他才重新寫了一幅。這是後話。

1866年,郭嵩燾理想幻滅,回湖南教書,著書立說。這次蟄居,長達8年。

在這8年中,帝國政界翻天覆地,很多事已經跟郭嵩燾無關,但有些事值得記上一筆。

1867年至1870年,清廷向西方世界派出第一個外交使團,但帶隊的是美國人蒲安臣。這成為中國外交史上的奇景。

即便如此,使團出發前仍舊阻力重重,士林領袖、帝師倭仁說起西方文明:“彼等之風俗習慣不過淫亂與機詐,而彼等之所尚不過魔道與惡毒。”這代表了當時東方普遍的傲慢與偏見。

不過,年輕一代開始嶄露頭角。許景澄少年家貧,卻勤奮過人,始終沒有中斷學業,1868年考中進士,時年僅23歲,可謂少年成名,光耀門楣。同科狀元是蘇州人洪鈞,日後亦馳騁於晚清外交界。

賦閒8年後,重獲啟用擔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燾,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經遠超同時代人。

當時,帝國政要掀起一場如何興辦洋務的大討論。討論範圍基本圍繞練兵、造船、籌餉等層面進行,丁日昌說,我們要建一支近代化海軍,沿江沿海督撫大員紛紛點贊。

郭嵩燾卻遞交了一個立場不太一樣的條陳:

“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

意思是,我們不僅要從器物層面學習西方,還要從根本的制度層面看到西方的優點。

郭嵩燾因此名噪朝野。

這可惹毛了勢力強大的帝國保守派,餘生,郭嵩燾因為洋務五次被人彈劾,他的思想問題始終是罪狀之一。

日後的外交人才張蔭桓和許景澄,此時並未達到前輩郭嵩燾的認識高度,但他們兩個各有特點。

張蔭桓在實踐中操練與洋人打交道的技藝,得到山東巡撫丁寶楨的極力推舉,說他“生長海隅,熟悉洋務”。

後來,在濟南處理一起涉外糾紛時,張蔭桓對態度倨傲的傳教士拍案而起,指出美國無權在中國指指點點,還借美國總統加菲爾德被刺一事調侃,說你們連自己國內的刺客都搞不定,好意思到中國唧唧歪歪?

張蔭桓因此被控告輕蔑無禮,清政府被迫妥協,將他調任到安徽,平息爭端。加上此前協助李鴻章對英談判,贏得賞識,張蔭桓樹立起了對付洋人有一套的口碑。

在翰林院清閒的日子裡,許景澄不滿足於做一個傳統的翰林詞臣。他惡補知識體系,靠勤奮讀書為自己打開了另一扇窗戶。

有次,為了買一本介紹新疆的書,許景澄從微薄的薪俸中每月存一兩吊錢,存了幾個月才終於買到手。這時,他已經明白,今後國家大勢,必重邦交。

思想超越時代的人,終將被時代吞噬。他們慢慢會體會到這一悲劇性的論斷。

1876年12月,郭嵩燾一行人在大雨中上船,向著茫茫大海進發。目的地,倫敦。

當保守派知道清政府決定派郭嵩燾為出使英國大臣時,他們心懷不滿,卻又巧妙地將這種不滿轉移到了郭嵩燾身上。

有人編了一副對聯諷刺郭嵩燾: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郭嵩燾的湖南老家,聲討之聲尤為猛烈,憤怒的學生甚至發起遊行抗議。“漢奸”“貳臣”的罵聲,不絕於耳。

面對滔滔輿論惡浪,郭嵩燾身心俱疲,幾次以身體有病為由向朝廷告假,請求不予出使。

慈禧太后先後兩次召見他,對他多方慰藉。

李鴻章也給他撐腰,說“當世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郭嵩燾號)為最”。

郭嵩燾這才重燃出使信心。在日記中,他坦露心扉:時局艱難,不忍坐視不管,加之“出使西洋為今日創舉,而關係中外大局,以立國家久遠之基”,因此毅然決定不顧個人榮辱,勇敢面對這條註定兇險的出使之路。

到了英國,郭嵩燾以六十高齡,苦學英語,還馬不停蹄地參觀、訪問,瞭解英國的政治制度、教育和科技狀況。

人家日盛一日,祖國卻踟躕不前,郭嵩燾內心焦急又煩悶。當看到日本人成群結隊在英國學習修造鐵甲船,而且個個精通英語時,他不得不發出“中國不如遠矣”的哀嘆,似乎已經早早預見了甲午之戰的結局。

他真心禮讚西方文明,認為中國必須全方位向西方學習。軍事武器三十年可以學有成果,工業製造五十年基本可以學會,而普及教育,卻需要一百年,培養新人才,又需要一百年,真正使國家振興,更需要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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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參觀巴黎世博會。

他的思想已經超越帝國所有人,把李鴻章、丁日昌、沈葆楨等洋務名臣遠遠甩在身後。

同僚都勸他裝睡,以明哲保身。但他還是決定飛蛾撲火,他說:

“生世不過百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幾具盡?區區一時之譭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耳!”

在那個年代,思想超前是有罪的,他很快被架到火上烤。

郭嵩燾把他的出使見聞,用日記的形式通通記錄下來,寫成《使西紀程》寄回國內。

帝國虛驕的官員群體,沒有被他敘述的真相刺痛,卻被他的真話激怒了。

一時間,朝野保守派對郭嵩燾進行了一浪高過一浪的不在場審判。有人罵他已中“洋毒”,有人說他“有貳心於英國”。

恰在此時,郭嵩燾的副手劉錫鴻,也在偷偷蒐集他的“罪證”,向朝廷打小報告。最終,關於郭嵩燾的“十宗罪”傳回國內,連學洋人用洋傘、披洋服、捧戲單、以指擊案,都成了罪證。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劉錫鴻原本是郭嵩燾署理廣東巡撫時認識的得力助手,現在卻成了郭嵩燾終生最為痛恨的人,沒有之一。

劉錫鴻並非看不到英國的先進,他曾感受過火車的神速,連連慨嘆英國這麼富強,真不是蓋的。但他做人做官,都相當滑頭,深諳迎合之術。明知火車的厲害,他仍然洋洋灑灑寫了數千字的奏摺,反對發展鐵路,讓清廷修築鐵路的計劃推遲了好幾年。

從當時的大環境來看,劉錫鴻的做派並非孤例。這是大變動時代思想繁雜的一個側面。

清政府考慮到郭嵩燾與劉錫鴻的矛盾公開化,內耗日甚一日,最終下令將二人同時調回。本來還打算將郭嵩燾治罪,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郭嵩燾黯然回國,稱病還鄉,從此遠離政壇。

歷史如果容許假設,當初許景澄要是答應郭嵩燾的邀約,一同出使英國,那就沒有劉錫鴻什麼事了。如此,郭嵩燾的命運是否會好轉呢?

我們只知道,在大變動時代,每個有抱負的人,命運總是籠罩一層悲劇色彩。

郭嵩燾被召回國次年,1880年,35歲的許景澄開始外交生涯。清政府確定他作為出使日本人選,尚未動身,他的三個孩子在十日內先後夭折,強忍悲痛趕赴上海,準備坐船,又接到父親的死訊。許景澄只得速速返鄉守孝。

人生苦痛,一朝嚐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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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景澄,又一個被遺忘的近代史人物。

許景澄重返政壇,已是3年後。

1884年,許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奧等國。後來又兼任駐比(利時)、駐俄公使,成為晚清著名的“七國公使”。

他駐外期間,中法、中日相繼開戰。險惡的外交局勢導致他使途坎坷,片刻不得清閒。

中日甲午戰前以及戰時,他開展遊說,以爭取歐洲輿論的同情與支持,並秘密採購大批軍艦、快船、槍械、彈藥。北洋艦隊的鎮遠、定遠、來遠等戰艦,都是他負責訂造的。

雖然北洋艦隊最終全軍覆滅,但許景澄為晚清海軍建設所做出的努力,還是值得歷史銘記。

甲午戰敗時,許景澄身在俄國。為了減輕《馬關條約》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他邀請俄國聯合法、德脅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在給表弟的信中,他曾說:“俄國約法德二邦脅勸日本歸還遼地,皆兄所商量接洽。”

儘管如此,他深知“聯俄拒日”是不得已而為之,他曾因俄國侵佔帕米爾地區,與俄國人展開漫長而艱苦的談判,完全明白俄國的狼子野心。

他的學生陸徵祥,後來說:“百年來中國對俄外交歷史最久、知彼最深者,要以許(景澄)為第一。”

還是那句話:形勢比人強。

俄、德如其所料,充當了瓜分中國的先鋒,許景澄據理力爭,徒勞無功。

早年“外交強國”的理想猶未忘卻,許景澄曾給自己一個“許國強”的名字。如今,國強不知何年何月,景澄早已鬢髮全白。

“時事日非,一身將老,每一念之,悽然泣下。”

1898年,痛苦的許景澄請病假離職回國。

這一年,張蔭桓則坐上了人生的過山車。

在晚清的大臣中,張蔭桓是一個絕對的異類。

他既不是郭嵩燾、許景澄一類的科舉正途出身,也沒有左宗棠等湘淮軍名將的軍功赫赫,而是從捐錢買了個知縣起家,一步步升至二品朝臣。史書上稱其為“一時異才”。

在許景澄初出國門擔任公使的1884年,由於李鴻章等人的大力舉薦,張蔭桓與張富年、薛福成一同作為出使候選人才獲得召見。

三人中,僅有張蔭桓得到慈禧的賞識,一下子獲授三品卿銜,進入總理衙門,身居要職。

關於這次召見,晚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曾說,慈禧問張蔭桓大清究竟該如何應對形勢,張蔭桓回答應該如何如何向外國學習。就在眾人猜測張的回答難稱聖心的時候,結果卻出人意料,慈禧點頭微笑。

不過,張蔭桓以“雜流”躋身帝國政界高層,他的出身難免受到輕視,很快就招來彈劾。

1885年,還是在李鴻章的保薦下,張蔭桓受命為出使美、日(即西班牙,時稱日斯巴彌亞)、秘(秘魯)三國的欽差大臣,總算暫離是非之地。

出使前,他兩次受到慈禧召見訓話。慈禧專門針對彈劾一事下諭旨安撫:“爾向來辦事認真,能辦事人往往招忌。”

張蔭桓隨後僑居華盛頓三年,辦理華工被害案獲得賠償,對西方社會進行全面考察。美國自由女神像舉行落成典禮之時,各國政要雲集,張蔭桓是唯一受邀的中國人。

在這期間,許景澄給張蔭桓發了封電報,用洪鈞苦學英語的例子,激勵張蔭桓。據說,張蔭桓勤學苦練,終於成為繼曾紀澤之後,晚清高官中最精通外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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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蔭桓,晚清高官中的一個異類。

1898年,戊戌年。這年的前四個月,光緒帝13次單獨召見張蔭桓。召見頻率之高,讓朝中其他大臣懷疑,張蔭桓必有聳動聖聽之言。

史學界認為,素有“絕域使才”之稱的張蔭桓,向皇帝講的都是歐美的富強之理。歷史學家何炳棣說,如果沒有張蔭桓先給光緒帝“啟蒙”,戊戌變法就不可能發生。

不僅如此,張蔭桓還向光緒帝引薦了他的南海小老鄉康有為,代康有為呈遞奏摺,由此開啟了聞名中外的戊戌變法。

在後來的歷史敘述中,康、梁等人為了突顯自己在戊戌變法中的主導地位,極力淡化張蔭桓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

但事實上,張蔭桓才是戊戌變法的幕後推手。

戊戌變法開始後,光緒帝最倚重的人,並非康有為,或後來的戊戌六君子,而是張蔭桓。

光緒帝多次單獨召見張蔭桓,張跪著作答,經常在一個小時左右,時間太久以致頭暈目眩,站不起身。

此時,針對張蔭桓專擅營私的彈劾,也如雪片般飛來,引起了慈禧的注意。慈禧曾與光緒一同召見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廖壽恆、剛毅等人,親自過問此事。

廖壽恆居然回答道:“總理衙門所稱能辦事者,惟張蔭桓一人,實亦非伊不可。”

氣得慈禧破口大罵:“若張蔭桓死了,則將如何?”

話說回來,廖壽恆講的倒是大實話。傳教士李提摩太曾講過,一天,他應約到張蔭桓的家裡,張親口對他說,晚清政府中“僅有他及李鴻章明瞭外國事情,總理衙門的事務皆系他親自辦理,其他的人僅是些傀儡而已”。

在變法的高潮期,張蔭桓帶領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覲見光緒帝。張蔭桓後來自己猜測,他接待伊藤博文過於親密,加上保守派傳言光緒帝要立伊藤博文為變法顧問,這些都觸怒了慈禧。

等到康、梁等人要把變法變成奪權,慈禧的政變一觸即發。

不明就裡的張蔭桓,差點成了康、梁“圍園劫後”密謀的犧牲品。他是唯一被先逮捕後降旨的人,自以為必死而惴惴不安,誰知道最後撿回一條命,被流放新疆。

原來,是洋人對他的好感救了他一命。

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曾評價張蔭桓是“目下北京唯一懂得洋務的政治家”。因此,在關鍵時刻,英、日兩國公使最早出面干涉,後來英國首相、德國皇帝皆致電贊同保張,這樣張蔭桓僥倖免死。

慈禧以一個含糊其辭的罪名——“居心巧詐,行蹤詭秘,趨炎附勢,反覆無常”,將張蔭桓發往新疆了事。

據說,張蔭桓被押往新疆途中,內心是輕鬆的,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死過一回了。

而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醞釀中,無論生死,在劫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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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運動中,外交成了原罪。

十一

1900年,庚子年,世紀之交的瘋狂年份。許許多多無辜的中國人,在這一年喪命,包括許景澄,包括張蔭桓。

朝堂上一大批王族、高官,都為義和團唱讚歌,紛紛進言“拳民忠貞,神術可用”。主戰大臣的叫嚷,讓慈禧下定了與洋人“一決雌雄”的決心。

在御前會議上,端王載漪正式提出攻打外國使館的動議,沒人有異議。

許景澄獨自站出來反對。他說,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

在危急時刻,仍表現出一個職業外交家的素養。

他與好友、太常寺卿袁昶聯名上《請速謀保護使館維護大局疏》:

“茲若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使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

又一次御前會議。慈禧拍板,對外宣戰。這時光緒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著許景澄的手說道:

“許景澄,你是出過洋的,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當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

慈禧趕緊斥罵光緒說:“皇帝放手,勿誤事。”

許景澄仍堅持含淚陳奏,燒使館,殺使臣,後患無窮。

舉國癲狂,許景澄、袁昶犯顏直諫,很快就被“漢奸”“賣國賊”的罵聲吞噬。慈禧下了一道懿旨,說他們聲名惡劣,勾結洋人,莠言亂政,著行正法。

當許景澄、袁昶被押赴刑場途中,圍觀群眾歡呼雀躍。臨刑前,許景澄對身邊人說:“吾以身許國,無復他顧。”

行刑時,劊子手索賄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許景澄脊椎上,頸椎斷裂而氣管猶存,讓許痛苦而死。

許景澄原本可以不死的。

當年,許景澄駐俄國的時候,收陸徵祥為徒,教徒弟的第一課就是要他獨善其身:“不要依戀正在沒落的體制,更不要去追隨它,也不要指責它,而是要盡己責……為此,要學會緘默,不管遭遇怎樣的侮辱和欺凌。”

可是,在國家到了危急關頭,許景澄還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輕擲頭顱,時年55歲。

在決定處死許景澄之前,慈禧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張蔭桓。張蔭桓揹負“漢奸”罵名多年,要不是洋人多事,戊戌年就該死了。

慈禧降旨:“已革戶部侍郎張蔭桓,著即行正法,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饒應祺知之。”

饒應祺,新疆巡撫,張蔭桓的門生。有私家筆記記載,懿旨傳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時,饒應祺正陪張蔭桓吃午飯。張蔭桓看到後,面不改色,談笑自若。

飯後,張蔭桓為陪伴在身邊的子侄畫了兩幅扇面,接著穿戴整齊,引頸就戮,時年63歲。這一天是許景澄死後第三天。

就連死去9年的郭嵩燾,也未能逃離最後的“審判”。

1891年,郭嵩燾潦倒離世,終年73歲。沒有人惦記他的生死,只有李鴻章不忘這個老友,上奏請求為他立傳、賜諡號,但都被朝廷否決了。

自1879年從駐英公使任上被召回後,郭嵩燾就心灰意冷。他甚至未按慣例赴京報到,而是直接告病返鄉。

湖南人已經準備了攻擊他勾結洋人、當賣國賊的標語,來迎接郭嵩燾。到處是喊打之聲,郭嵩燾成了過街老鼠,連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絕靠岸。就這樣,他揹著罵名出使西歐,又在罵聲中黯然歸來,彷彿時間停滯。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無論他做什麼,說什麼,都會被貼上“通洋賣國”的標籤進行檢視與撻伐。他只能關起門來,把自己關於洋務的思想和實踐彙編成《罪言存略》。“罪言”二字,說明了他的憤恨與無奈。

他晚年寫過一首詩自況:

“眼前萬事隨雲變,鏡裡衰顏借酒溫。身世蒼茫成感喟,盛衰反覆與誰論?”

當年他以淒涼心酸的心境告別這個世界,死得無聲無息。而到了庚子年,義和團狂潮中的京城高官們又想起了他。有人上書“請戮郭嵩燾之屍以謝天下”,仍舊把他當成崇洋媚外罪有應得的懲戒。

誰曾料到,本文的三個主人公,會以如此悲劇的形式,在一個極端的年代產生了最後的交集。

人生有落幕,而歷史沒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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