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塞維茨曾用"戰爭迷霧"，來比喻戰爭中普遍存在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的總和構成戰爭阻力。在古代戰爭中，指揮員主要靠感官和"用間"接收和獲取信息，濃厚的"戰爭迷霧"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局中人藉助"戰爭迷霧"施韜展略，局中人施韜展略又加重了"戰爭迷霧"。於是，軍事家總希望知道"山那邊"的事情。
直到20世紀前半葉，不斷擴大的戰場，諸軍兵種協同作戰，使組織指揮日趨複雜。與此同時，無線電電報用於軍事，飛機空中照相出現於戰場，報紙、廣播等大眾傳媒全力服務於戰爭，軍事家的眼界大大擴展了，組織指揮的手段空前提高。但總的說，這一時期的信息技術，還僅僅是對人的感官功能的擴展。軍事家雖然能夠看到一部分"山那邊"的事情，但是還不能看清事情的真偽。
謀略的籌劃與設計需要"知彼"，而謀略的實施則必須讓"彼知"。就是說，要有信息渠道把你"想讓對手知道的東西"傳給對手。在前邊講到的諾曼底登陸作戰中，盟軍環環相扣的龐大欺敵活動，都只有讓敵人看到、聽到、瞭解到，成為敵統帥部的決策材料，才能產生實效，使對手去做盟軍所期待的事情。當時，盟軍針對德軍最為依賴的四種信息渠道，從四個方面進行謀略設計：一、針對德軍的空中偵察，設計目視欺騙。主要是佈置假目標，實施戰術示形。二、利用德軍無線電截收能力，設計無線電通信欺騙。三、利用破獲變節的德軍間諜，即"雙重間諜"，為德軍總參謀部傳遞假情報。四、利用新聞宣傳，製造假新聞，為戰役偽裝服務。
各條向敵統帥部傳遞信息的渠道暢通度不同，敵統帥部對不同渠道傳來的信息認同度有異，謀略設計時對信息渠道利用應把握側重點。還以諾曼底登陸戰役為例，曾一度，盟軍把無線電欺敵作為重點，但由於當時德軍把無線電截收部隊的主力用到了正在激戰的東線，沒有足夠的力量對付西線。另外，英國的無線電通信量大而混亂，很難讓德軍在恰當的時間準確截收"想讓他們知道"的情報。實際上，最起作用的是"雙重間諜"，最成功的是"反間計"。
在活力對抗過程中，信息技術的發展，一直帶有兩重性，一方面不斷提高了軍事指揮員"知彼"的能力，克服著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又不斷開闢出讓"彼知"的新通道，增加著不確定性。如果說，以往的戰爭因缺乏軍事信息和情報，是造成戰爭阻力的主要因素；那麼，在信息時代，信息過剩、信息超載、信息盈餘、信息膨脹、信息氾濫，則是戰爭阻力的新因素。謀略設計既需要獲取儘可能全面的信息，又需要從大量的信息中選擇、分析、辨偽、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有一位情報官，採取一種"可信度"組合分析法，頗為後人重視。他先對信源進行分析，並根據信源的可靠度，分出甲、乙、丙、丁四個質級。之後，再對信息內容的可信性，分為A、B、C、D四類。每當接到新情報時，依據經驗和已知情報，判斷這一新情報內容的可信性屬於那一類，再確定出這一新情報的信源屬於那個質級。這樣，他就可以根據信源可靠度和內容可信性的座標，對信息作出質量評估分析，服務於軍事決策中的謀略設計。
總體上說，軍事系統可分為"行動系統"和"認知系統"。前者包括軍事打擊力、機動力、防護力和保障力，後者是指信息收集、傳遞、處理和人機結合系統。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新軍事變革，實際是軍事"認知系統"的革命。在透明化戰場上，擁有"制信息權"的一方，才有控制權。對"制信息權"的最簡明理解是：在瞭解敵方一切情況的同時，能有效阻止敵方瞭解已方的情況。謀略需要"制信息權"，謀略又影響著"制信息權"。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以爭得戰場的單向透明；處於信息劣勢的一方，也正好可以藉助對方獲取信息的優勢，把想讓對方知道的信息傳給對方。計算機擴大了人腦的功能，但還不能代替人的判斷，最後的決心還靠人腦。1862年，正值美國南北戰爭重要時期，南方李將軍的一份特別命令，落入北軍將領麥克萊倫手中。這份命令詳細闡述了南軍的行蹤和意圖，反映出李將軍岌岌可危的處境。麥克勞倫握在手中的是一個黃金機會，可是，他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起初，他判斷這是個騸局。後來，待他反應過來，南方叛軍已經重新集結起來。
在信息時代，計算機縮短了人的心智與認識對象的差距，為軍事家提供了一種儘可能全面瞭解戰場的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計算機產出的信息，大於它處理的信息。因此，軍事家與戰場的距離也同時在擴大。正如此，美軍新軍事變革的下一步行動，將著力把信息優勢，推進到決策優勢。
以謀略控制對手，說到底是製造信息誤導：或攻擊敵信息基礎設施，或進入指揮決策支持系統，或利用敵獲取信息的優勢播撒"戰爭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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