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司法制度規定，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必須要按級審理，即民人所在地為縣就要到縣衙遞交狀子，不能越級到府或是省。否則，即便是有理也要按僭越之罪接受處罰。因此，州縣衙門成了第一級司法受理機構，與百姓接觸最多。
因此，州縣基層官員就握有很大的司法權力，各級官員辦案也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規矩，其中影響最廣的便是“四救四不救”。那何謂“四救四不救”呢？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裡就講述了刑名師爺們心口相傳的辦案“四救”口訣，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
“救生不救死”，意思是死去的人已經不可復生，而負責審理的人將活著的人殺了抵命，便會多出一條人命。所以要想盡辦法用較輕的律法來判處他，比如原是斬立決的可以判為斬監侯，以此來減少所謂的“罪孽”。至於死者是否蒙冤，就不用過多考慮了。
“救官不救民”，這就比較好理解了，封建時代官官相護是官場的生存法則，百姓和官員鬧到公堂之上，審案之人必救官員不救百姓。如果百姓不服從判決，向上級控告甚至到京城告御狀，這時就更要救官了。道理很簡單，一旦冤假錯案得以平反，那麼，所有涉案的官員將會受到牽連，福禍不可測。相反，上告的百姓如果得不到申張，最重也不過是得個充軍流放的罪名。
“救大不救小”，這是官員之間犯罪適用的法則，是指官員犯了罪，寧救大官不救小官。因為同樣的罪，如果罪行由上一級官員承擔，其受到的懲罰就越重，而且受牽連的人也會越多，如果把罪責都推給低級的官員，那麼結案也更為容易，至於小官有沒有冤屈，就由不得他了。
“救舊不救新”，是說舊任官已經離任，他如果有案子未結或是落下虧空，把他扣留下來恐怕也不能償還或者結案；而新官剛上任，要他承擔責任，他會勉強接受，至於新官任滿後，也將由下一任官員承擔過失。這一條其實也是為了所有官員著想，是不可違背的潛規則。
對於百姓來說，後兩條沒有利益關係。而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民不與官鬥也是由來已久的習俗，民告官發生的概率基本也不大。唯獨“救生不救死”這一條有違常理，百姓也最為痛恨。殺人償命是最基本的常識，如果遇害者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那麼官府和朝廷的威信就不能維持。
對此，清代歷代皇帝都有相關的旨意嚴令地方不得“救生不救死”。道光二十七年，即將赴任四川按察使的張集馨謝恩時，道光帝就叮囑他不要聽信“救生不救死”的說法，曰：“汝到任時，要自拿主意，不要聽劣幕救生不救死之說。彼何等學識，不過以積德行好之說勸人，不知死者含冤，兇徒漏網，這才是真正造孽呢！”
有清一代“救生不救死”對司法審判有著很大的影響。按例，每年秋審時，各省都要按照刑部的要求，將重犯分為情實（秋審時處死）、緩決（緩期執行）、可矜（指情有可原）、留養承祀（獨生子父母健在犯死罪不處死）四種類型。
不過，各省上報的重犯中，真正被判為情實的很少，即便是罪不可赦之人往往也會歸入緩決一類。這麼做，實際上並不是各省督撫都有愛民之心，更不會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想法，而是另有原因。
因為清代有規定，各級官員在審理案件時，輕罪重判的處分要遠遠大過重罪輕判。照例，刑部執掌天下刑獄，會對地方上報的審判案件再次審核認定，一旦發現有輕罪重判的例子，只要有一例便會受到處分；而重罪輕判則不同，五例才會受到處分。正是因為如此，各省督撫才會奉行“救生不救死”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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