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國內都在談“創新”,這無疑是一個令人興奮且充滿希望的熱詞。但在很多人看來,“創新”雖好，卻有些高不可攀。而我在斯坦福大學訪學時發現，在這裡“創新”是一件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12月5日，由武漢大學牽頭的中國企業-員工匹配調查(ChinaEmployer-EmployeeSurvey,CEES)專題討論會在斯坦福大學舉行，專家們圍繞中國製造業的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研討。會議由全球第一個提出“殭屍企業”概念的TakeoHoshi(星嶽雄)教授主持。2008年，TakeoHoshi教授通過研究日本長期存在大量不盈利企業的現象，分析得出這些殭屍企業產生的原因在於其獲得了政府的財政和稅收補貼，並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論文《殭屍借貸與日本蕭條》。目前，我們基於CEES數據正與TakeoHoshi教授共同研究中國的殭屍企業現象。
斯坦福大學的創新思維體現在方方面面，其中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就在於這裡隨時隨地開展討論的機制與習慣。創新原本就是來源於剎那間的某一個想法，人們基於該想法進行互動交流，就有可能產生一個新的創意，進而付諸行動使之產生經濟或社會效益。
斯坦福的創新體現在“不走尋常路”，他們對那些看似異常且有故事感的現象感興趣，時刻保持著一種敢於創新、想要創新的意識。在這次討論中，斯坦福的專家學者最關心我們基於CEES調查數據發現了哪些有意思的問題。
比如，當前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到底由什麼因素決定?是由投入因素，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科技投入等來決定，還是由投入之外的其他因素決定?又如，相比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討論，人工智能是不是比人更有效率?再如，政府的補貼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為什麼一些獲得了高額政府補貼的企業，其創新能力卻依然不強?員工為什麼願意對自身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勞動負荷量大的農民工又為什麼願意在下班後還堅持定期鍛鍊身體?
雖然這些基於CEES數據分析出來的問題，與我們熟知的理論知識可能不相符，但它們恰恰是斯坦福學者們最感興趣的，因為這才是發現新問題和新現象的關鍵因素。
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在斯坦福大學待的時間夠長，那麼他不想創新都難。因為這裡除了開放的討論機制，還有一種創新思維方法，即發現異常，發現不一樣，發現那些看似與現象和常識相悖的問題，關注問題的真正核心，找到解決問題的真正辦法。
當前，中國的大學之所以在創新路上“雷聲大雨點小”，開展的研究很多卻大多沒有取得預期的創新成果，就在於我們有太多的“循規蹈矩”，將太多東西視為正常和自然，而不善於去深究那些異常現象背後可能存在的原因和本質。科學研究之所以容易落入窠臼，就是因為我們常常把“需要”當成“規律”。
12月2日，我參加了由全美健康經濟學專家共同參與的“美國西部論壇”，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SIEPR)中心主任MarkDuggan教授主持本次論壇。這位在不到40歲時就已獲得美國健康經濟學最高獎項的專家認為，公共健康支出、醫療社保支出不是單純的公共品，而是一種準公共品，其對不同社會群體的經濟福利影響也有所差異。在很多人看來，健康和醫療應該是一個公共問題，但斯坦福的專家學者研究證明，醫療和健康實際上應該是一個私人問題，而並不是公共問題，每個人的健康責任主體應該是自己，而不是政府。因為，如果將健康視為一個公共問題，就意味著美國的財政必然成為一個醫療財政，即便國家把所有的公共財政都投在醫療上也仍不夠用。這一令人震驚的研究結論，應該是為什麼唐納德·特朗普要對奧巴馬的醫療改革進行調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我們試想一下，如果由政府對每個人的健康問題負全責，那麼屆時必將有很多人放縱和忽略自身的健康問題。只有當健康成為每個人必須管理的問題時，人們才能很好地關注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會經常調節心理狀態，才能時刻加強鍛鍊。
分析到這裡，我們發現，斯坦福大學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大學，就在於堅持“幹中學”的開放討論，堅持實事求是、迴歸事物本質，敢於打破常規、發現異常，甚至敢於對一些已被視為社會常態的問題進行顛覆性思考。這是斯坦福大學持續創新的本源。也正是因為這種創新精神，它才得以孵化出全球最具創新思維的區域——硅谷。
而這，恰恰是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差距最大的地方，也是很多國內研究沒有取得預期創新成果的關鍵所在。
(作者系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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