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即將過去，記者梳理發現，截至12月29日，“最高檢權威發佈”共公佈職務犯罪大要案信息302條，共公訴218人包括公訴省部級以上幹部32人。
不僅如此，截至12月29日（以下數據均截至此日），累計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近5.5萬餘起，處理7.8萬餘人；已有23名中管幹部“落馬”；審判19名省部級及以上高官；“百名紅通人員”已歸案56人……回顧2018年反腐倡廉情況，顯露出六大新氣象，記者試圖通過這份反腐“成績單”，呈現馳而不息推進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新成績32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被訴
記者從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審查調查欄目、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權威發佈欄目信息發現，截至2018年12月29日，23名中管幹部接受審查調查，32名省部級以上幹部被公訴，較2017年都有所增長。
公訴罪名多涉嫌受賄罪，提起公訴多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7月和10月檢察機關均公訴了27人，成為公訴最為密集的月份。另外，2月有8名省部級官員被公訴，創下2018年檢察機關公訴貪腐官員數量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32名被公訴的省部級以上官員中，有1只副國級“大老虎”，即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原委員、重慶市委原書記孫政才。他是十八大以來第6名涉貪腐的副國級及以上“大老虎”，其從落馬到進入司法程序歷時140天，僅次於周永康（129天）。
而過堂的省部級高官較2017年的29人也穩步同步，2018年共開庭審理31名省部級以上高官，保監會原主席項俊波、中宣部原副部長魯煒等14人尚未宣判。首個獲刑的省部級官員是江蘇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常務副省長李雲峰，該案經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後3天開庭審理，42天后宣判，從公訴到宣判時間最短，僅耗時45天。另外，從開庭到宣判時間最短的是孫政才，耗時26天；時間最長的是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張越，耗時448天。
已獲刑的19名省部級及以上高官，刑期全部超過10年，其中孫政才、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楊崇勇、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魏民洲、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馬建等5人獲無期徒刑。除司法部原黨組成員、政治部原主任盧恩光涉案罪名為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外，其餘獲刑高官均涉及受賄罪。
從已獲刑高官的受賄金額看，17人受賄超千萬，僅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副書記、總裁王銀成一人受賄金額“不足千萬”。另有5人受賄過億元，其中楊崇勇受賄金額最多，為2.06億餘元。
新趨勢“投案自首”成“風潮”
2018年，在紀檢監察部門發佈官員被查的通報中，“投案自首”已成為一個高頻詞。
7月31日，已經退休半年的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艾文禮投案自首，自此“引領”了一波官員自首的“風潮”。艾文禮被查的消息公佈後不到20天，另一位“老虎”選擇投案自首，他是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鐵，當時他已退居二線7個月。
此後短短一個月時間，主動自首的官員已從省部級擴展到了縣處級。8月4日，河北省邯鄲市委原常委、統戰部部長王社群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投案自首；8月7日，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魏超傑自動投案；8月9日，吉林省通化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剛振濤自動投案；8月23日，江蘇省無錫市梁溪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陳紅升自動投案……
問題官員們形成“自首風潮”，除了中央反腐敗的高壓態勢，還離不開“減輕處罰建議”。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17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31條都明確規定，主動交代認罪認罰，可以減輕處分從寬處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佈的監察法釋義，也對自動投案的幾種情形進行了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8月23日，國家監委、最高檢等五部門聯合發佈《關於敦促職務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公告》。“敦促自首公告”發佈當日，外逃5年的江蘇省淮安市棉麻公司原董事長兼總經理吳青、外逃24年的中國石化上海高橋石化公司財務結算中心資金結算科原科長倪小滬回國投案。據報道，《公告》發佈以來，已有近百名外逃人員投案自首。
新表述“德不配位”等七詞首現“雙開”通報
2018年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佈的“雙開”通報，對官員違紀違法的“病徵”描繪越來越精細。權權交易、德不配位、權力觀異化、“兩面人”、撈取政治資本、選擇性執行和圍獵等新表述，2018年首次出現在對中管幹部的處分通報中。
“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常現於通報，而“權權交易”首次出現是在對江西省原副省長李貽煌的通報中，此行為特別體現在選人用人方面。與此相關的“權力觀異化”問題，首次出現是在對財政部原副部長張少春的通報中。關於“權力觀”的表述，也常出現於《檢察日報》廉政週刊的官員懺悔錄中。
首個被直指“德不配位”的是貴州省原副省長王曉光。而因“道德”問題被“雙開”的高官大有人在，如劉鐵男、倪發科、郭永祥、季建業、王保安、陳樹隆、蔡希有等人的通報中都提及了“道德敗壞”“毫無道德底線”“道德淪喪”。
魯煒的通報中，有兩處新表述——“兩面人”“搞選擇性執行”。另外，首個被通報“撈取政治資本”的中管幹部是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民。此行為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49條中有明確規定，即“撈取政治資本的，給予不同程度的處分”。
圍獵一般附屬於行賄與受賄，2018年首次明確出現是在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王曉林被“雙開”的消息中。懲辦行賄與懲辦受賄應並重，針對行賄犯罪，法律對此已有嚴格規定，如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對行賄犯罪的處罰力度及從寬處罰的條件；2018年3月頒佈的監察法第22條也直指行賄犯罪。
新合作國際反腐實現多個首次
12月28日，第56名“百名紅通人員”王清偉回國投案自首，外逃13年的他是2018年第5名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其歸案在歲末時節為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成績單添上新的一筆。
事實上，2018年國際反腐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實現了多個首次。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國17年之久的職務犯罪嫌疑人中國銀行開平支行案主犯許超凡歸案。這是國家監委成立後第一個從境外遣返的職務犯罪嫌疑人，也是第一起在發達國家實現異地追訴、異地服刑後強制遣返的成功案例。不僅如此，許超凡案還開創了中美執法司法合作的多個“第一”，包括第一次依據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開展合作、第一次組織中方證人通過遠程視頻向美國法院作證等。
又如“敦促自首公告”發佈當日，就有兩名外逃人員回國投案；1天后，外逃長達18年的職務犯罪嫌疑人牛琳回國投案；5天后，職務犯罪嫌疑人吳添才回國投案；10月31日，職務犯罪嫌疑人吳雲從被發現出逃境外到成功勸其入境僅用了25小時……“喊話”效果明顯，外逃人員歸案迅速。
而且，2018年11月30日，成功辦理了國家監委成立後引渡第一案——外逃保加利亞的職務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紹興市新昌縣原常務副縣長姚錦旗被引渡回國。這也是我國首次從歐盟成員國成功引渡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從姚錦旗被抓獲到被引渡回國歷時僅44天。目前我國已與71個國家簽署了50項引渡條約和61項刑事司法協助條約。
與此同時，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通過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宣言》，G20領導人就加強反腐敗合作達成重要共識，將進一步探討腐敗與其他經濟犯罪的聯繫以及應對方式，包括根據國際職責和有關國內法律體系就追逃追贓開展合作。
新制度制度的籠子越扎越密
2018年，依舊有多部法律法規紮緊了制度籠子，而本年度反腐敗最值得矚目的是監察法的誕生及監察委的成立。
3月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的實施，全國各級監委全面成立並與紀委合署辦公，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同步進行，既執紀又執法，對違紀、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問題一查到底，大大提升了辦案效率。
圍繞著該法的實施，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及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部門密集頒佈了多個配套性的規範文件。比如《國家監察委員會管轄規定 （試行）》，詳細列舉了國家監委管轄的六大類88個職務犯罪案件罪名；《國家監察委員會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工作銜接辦法》《國家監察委員會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案件證據收集審查基本要求與案件材料移送清單》等制度，建立了與最高法、最高檢就職務犯罪指定管轄等事項溝通協調機制。
與此同時，10月新修改的刑訴法，進一步明確了監察法與刑事訴訟法法銜接的各項要求，保障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11月印發實施的《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相關工作程序規定（試行）》，對立案、交辦案件和指定管轄以及結案等相關程序進行規範。
除了與監察法有關制度的有利實施，8月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11月印發的《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幹部人事檔案工作條例》，以及12月印發的《黨組討論和決定黨員處分事項工作程序規定（試行）》，這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的制定實施，推動了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為在新形勢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有力支撐。
新風氣加大查處力度去“存量”遏“增量”
嚴厲打擊和懲治腐敗，全面從嚴治黨，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堅定不移糾“四風”、樹新風。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截至2018年11月30日，2018年全國累計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55705起，處理78804人，給予黨紀政務處分55810人，這一數量較往年同期有所增長，查處力度、問責力度仍不斷加大。
從查處問題類型看，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問題最為突出，其次是違規收送禮品禮金、違規配備使用公車問題。這3類問題佔到查處問題總數的58.6%，佔比較2017年的61.5%有所下降，有力實現了去“存量”遏“增量”。
八項規定始於2012年12月，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作風之變。六年來，作風建設向縱深發展一刻不停歇，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國累計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262057起，處理359847人，給予黨紀政務處分213649人。
其中，違規配備使用公務用車、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問題較為突出，查處數量均為4.5萬餘起。
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針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表現作出處分規定，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提供了紀律依據。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2018年反腐成績單是紀念，更是一個嶄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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