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有着“天下第一剑”之称。鲜为人知的是，在“越王勾践剑”刚出土时，它的名字并不叫“越王勾践剑”。
这事儿还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1965年12月，湖北省江陵地区连续两年遭遇了干旱。政府决定从荆门漳河修一条水渠，引水灌溉那一带的部分农田。
1965年岁末，挖渠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当水渠延伸到纪南城西北7公里处时，人们发现这里的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这里土质疏松，好像曾经被挖动过。很多专家认为：江陵地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曾是楚国都城郢。这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著称，这次发现的异样土层下面，很可能也藏着古墓。
望山一号楚墓内部景象（图：《江陵望山沙冢楚墓》）
考古专家们闻讯赶来，经过仔细勘测，发现地下果然有古代墓穴，并且不止一座，初步估计大约有50多座。就这样，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一次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专家们把这一片古墓群称为望山楚墓。
几天后，发掘工作进行到望山一号楚墓，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墓主人的内棺打开，人们赫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当保管员将宝剑从剑鞘中小心翼翼抽出的时候，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这把宝剑寒气逼人，虽历经2400余年仍纹饰清晰精美，有莽撞的好事者伸手去拿剑，不料手指碰到剑刃上，竟划出了一道口子，鲜血立刻流了出来。
如此锋利之剑，是用作何处？剑的主人又是谁？一时不得而知。随后，考古专家在近剑格处发现两行八字鸟篆铭文，字体怪异。
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指导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壮猷教授，与在工地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对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剑上的铭文是用“鸟虫书”所书写的。所谓鸟虫书，又称虫书、鸟虫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南方诸国的一种文字。经分析，“钺王”就是越王，“自乍用鐱”表示是其亲自监工并佩戴的。至于“钺王”后面的两个字人，按过去剑上发现铭文的惯例，应是某位越王的名字。方壮猷认为这两个字是“邵滑”，并认为邵滑可能是史书所记载的越王无疆的儿子越王玉。据此，他将此墓认作越王墓。
因此，“邵滑剑”之名就被初定了下来。
而对于方壮猷有关“邵滑”二字的意见，当时在考古发掘工地上的其他文物工作者也有不同看法。于是，在方壮猷的领导下，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件青铜剑的八字铭文进行临摹、拓片、拍照，随后，方壮猷于12月底，将这些资料及自己的看法，分别写信给郭沫若、夏鼎、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容庚、商承祚等十几位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征求意见，请他们帮忙作进一步的鉴定。
郭沫若很快就寄来了回信，在信中，他肯定了方壮猷的研究意见，认为那不能确定的两个字就是“邵滑”。
然而，1966年1月5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唐兰写下的信件里，却提出了一种新颖而有震撼力的意见。唐兰认为，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唐兰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呢？原来，他运用自创的古文字研究方法，推断出这两个难认的字为“鸠浅”，而“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唐先生还认为此墓不可能是越王墓，应是楚墓；这方剑是楚灭越以后所得的越国宝物。
1966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家在复信中，也明确指出剑铭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而且认为望山一号墓未必为越王墓，仍当是楚王族、贵族之墓，其年代可能早到战国初期。
这个新颖的意见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2月28日，郭沫若复信也明确指出：“越王剑，细审确是勾践之剑。”
随后，方壮猷将剑铭考释的“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结论函告各位先生，同行的专家们也都认同了唐兰的结论，于是，“越王勾践剑”就这样以崭新的名字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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