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的五次征戰，被明朝形容“五出漠北，三犁虜庭"我們從字面理解著這意思很好理解，像犁地一樣把蒙古人的地盤連根翻了個底朝天。單看這些形容詞，我們會以為朱棣給予了敵人具有毀滅性的打擊，但實事證明他並沒有達到目的，不然怎麼會在二十年後土木堡之變中，給自己的孫子明英宗 朱祁鎮，留下那麼大禍害，連皇帝都被抓了。
我們來看看這五次北征，據金幼孜《北征錄》（金幼孜先後參加了永樂八年和十二年的北征，其間記錄山川、起草諭旨，頗受朱棣的信任，後來升至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記載第一次北征發生在永樂八年二月十日，在路上行了整整三個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有人報第一次軍情：某胡騎都指揮使“獲虜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之後，敵又無蹤影。直到六月九日，總算見到一小股比較整齊的敵人“列陣以待”，“上麾宿衛即催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軍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結束。這就是歷時長達五月有餘、用兵五十萬，第一次出漠北的戰績，只是抓了幾個俘虜而已。
永樂十二年第二次北征，這次有了成果，遇到了三萬人，於是五十萬明軍一擁而上，殺敵數百，只要學過數學都知道，以這麼懸殊的兵力，殺敵數百，這應該算不上豐功偉績吧。
永樂二十年的第三次北征，三十萬大軍尚未至，韃靼首領阿魯臺就率部望風而逃，朱棣完全撲空。即便一貫極盡粉飾之能事的《太宗實錄》，在添油加醋編造“殺首賊數十人，斬馘其餘黨無算”之餘，也還是閃爍其詞地透露了實情：“醜虜阿魯臺聞風震懾，棄其輜重牛羊馬駝逃命遠遁。”既然稱“遠遁”，當然連影子都見不著了，何來“首賊”可殺，且至“數十人”？彼此矛盾，其說不攻自破。
永樂二十一年，朱棣第四次北征，與前一次如出一轍，阿魯臺又使用“敵進我退”這一手，朱棣則再次撲空，再次“如入無人之境”。他正懊喪之際—— 《明史》的說法是“帝方恥無功”——另一蒙古部落首領前來歸附，朱棣總算可以搪塞一把，“凱旋而歸”。
永樂二十二年最後的一次北征，朱棣索性空手而回，連可以冒充的“戰果”也沒有。整個過程從頭到尾，“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輒馬跡皆漫滅，疑其遁已人”。“英國公張輔等分索山谷，週迴三百餘里，無一人一騎之跡”。無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師”，行至榆木川（今內蒙多倫）一命西歸。
這五次出征耗資巨大，但其功績，屈指可數，朱棣是個聰明人，很明顯這是個賠本兒買賣，但他為什麼這麼做？
究其原因還是要解開自己的政治死結，洪武年間朱元璋為了防範蒙古人，在邊境依次排開五個王，朱允炆即位後，覺得，他的這幾個叔叔，擁兵自重，所以決定削藩，結果激起燕王朱棣造反，四年靖難後朱棣登基，當上皇上之後，朱棣想的肯定是，改變洪武時代以幾大“塞王”負責北部邊防的佈局，將他們遷往內地，然後自己來填補塞王內遷所造成的邊防空虛，此係旨在釋塞王兵權、消除權力隱患，實際只讓靖難不再具有複製性，就像趙匡胤是從殿前都點檢當上皇帝，一上臺立馬廢掉這個職位一樣，其實朱棣也直接證明了，當時建文削藩是對的選擇。而為了顯示塞王內遷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損傷，他必須大張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駕親征”，宣傳其“戰果”，以證明其決策的正確。從結果看華而不實的”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完全沒有必要，只是為了削藩做的一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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