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貞觀六年的年末，唐太宗李世民一波破天荒的大動作，引起了後世巨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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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當地方法院宣判死刑後，案件還要到最高院進行最後的審核，若是覺得不妥可以駁回重審。這種少殺慎殺、防止錯殺的刑罰理念可溯源至漢代，當時已有對在押犯人進行二次訊察以減少冤假錯案的機制，稱之為錄囚或慮囚制度。
從理論上講，慮囚的目的是防止冤假錯案，故而以平反冤案為宗旨，若是刑罰得當無差錯，自然也不會無辜給囚犯減刑甚至一釋了之。不過事實上，每次執行慮囚，尤其是皇帝個人色彩的慮囚，總會有隨之而來的寬宥與赦免之舉。
貞觀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又一次親自錄囚。與之前針對具體案件的寬免不同，這一次他換了種玩法，在跟囚犯達成明年秋決前自歸的約定後，李世民當即下令將被判死刑的390名囚犯全部釋放，讓他們回家過最後的團圓年。
唐太宗李世民_圖
到了第二年九月，這390名死囚竟然無一跑路，全都如數返回京師。太宗見他們如此信守承諾，自己也是非常感動，而感動之餘便將他們全部赦免了事。
一次驚世駭俗的縱囚事件就這樣完美落幕，太宗愛民如子的仁君形象再次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一百多年後，白居易有感於此，特意寫下《七德舞》一詩來歌頌太宗的英雄事蹟。
不過，整件事情總讓人覺得很蹊蹺。
沒有誰不貪生怕死。作為征戰沙場經年的太宗真的會相信縱囚歸家能感化死囚，進而使他們遵守君子之約自動歸隊？對於犯人來說，有了逃跑活命的機會無論如何都會比返京更符合個人利益，即便這會連累親友又如何？
一兩個人傻乎乎地為了名譽、自尊返回可以解釋，但這麼多人都這麼幹就太令人費解了，難道視死如歸已經這麼普及了嗎？
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_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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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質疑非今人獨有。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便將他的疑惑寫在名篇《縱囚論》中：“此豈近於人情哉？ ”歐陽修一針見血指出其中的漏洞。在他看來，所謂的縱囚自歸不過是雙方私下勾結的一場秀而已，目的何在呢？不過是圖名罷了。
歐陽修說的沒錯，這恐怕就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政治秀，雖然對於具體的操作細節現在已不可考。之所以如此肯定，因為這種縱囚歸獄的事例始作俑者並非李世民本人，而是早有先例並幾成套路。
要給這種套路找個發明人的話，當推東漢光武時期的鐘離意。
據《後漢書》的記載，鍾離意曾經有兩次縱囚的行為。一次發生在他被大司徒侯霸徵辟為公府職員後不久。他受命將囚犯從洛陽押往河內，但彼時正值寒冬，一些囚犯因缺少冬衣而受凍生病無法行走。
當經過弘農郡時，鍾離意便要求當地官員提供衣物禦寒，此後更是直接將囚犯全部釋放，放任他們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只要在約定時期抵達河內即可。後來，這些被釋的囚徒們全都如數按期抵達。
另一次事件發生在鍾離意任職地方縣令時。一個名叫防廣的百姓因為替父親報仇而被捕，期間母親病死，鍾離意憐憫之下便放他回家辦理喪事。手下的人紛紛勸他不可，鍾離意卻毫不動搖仍放了防廣。等到喪事完畢後，防廣也果然如約還獄，鍾離意於是將此事上報政府，結果防廣被免除了死刑，可謂皆大歡喜。
鍾離意（約10～74）_圖
這種放縱囚犯、剋期而歸的事件自漢以後屢有記載，稍晚於鍾離意有東漢戴封、西晉被稱為聖君的曹攄、梁朝的何胤與王志、北齊的張華原、北周的蕭撝等等，不限一時，不限一地。
不過，這種縱囚事件為何一再出現？
歸根到底，乃是儒家的吏治理念在起著作用。在儒家看來，刑罰最多隻是消極地禁止作惡而無導人向善的能力，要想達到天下大治的太平局面，以道德的力量教化眾人才是可行之道。遵循這種理念行事的官員便是所謂的循吏或良吏。
同時，在古人眼中，“倉廩實而囹圄空”是理想社會的重要特徵，當政治清明、社會安定時，必定出現“民亡盜賊”、“囹圄空虛”的情況。
在這種政治觀念下，考察地方官員的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便是地方的犯罪率，案件與囚犯的人數成為良吏與否的關鍵性考核指標，這也就形成了日後官員厭惡百姓訴訟的心理特徵。
正是在理想與現實的雙重考慮下，縱囚歸獄的事例一再發生：既能體現儒家教化的理念而被人稱讚，又可能減少囚犯的數量（當囚犯歸獄時，縱囚的官員通常會替他們向上級求情並獲得成功）而獲得政績，這樣的事情何樂而不為？
唐朝版圖_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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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有許多先例，唐太宗這次的縱囚舉動仍稱得上是破天荒的。
這不僅是數量上的為數眾多，更重要的是性質變了。在此以前，縱囚事例大多是官員的行為，皇帝往往是事後得知，偶有為之也是被動下的反應，且也多是針對個人的縱囚。
道理在於，縱囚雖然符合儒家以德治國的理念，但又與國家頒佈的法律相違背，故而，這類事情往往是吏治上的死結，一如子女替父報仇一般，很難處理。
以官員的身份實施縱囚行為，實際上是把矛盾糾結扛在了自己身上，置身事外的皇帝便有了從容處理的可能。他既可以對囚犯或主事官員既往不咎以顯示仁德，又可以適當處罰官吏以示法律的不可違背。簡而言之，背鍋有官員，好處則歸皇帝。
從這一角度來看，李世民主動縱囚的行為無疑與過往有了本質的區別，從而顯得並不明智。那麼，以英明著稱的太宗為何在壯年幹了這麼一件糊塗事？
究其根源，則是對自身合法性的焦慮使然。
玄武門政變_圖
貞觀之初距離大唐開國不過十餘年，政權並未穩固，更重要的是，李世民的即位本身並不合法——先是弒兄殺弟，接著又逼父禪讓，故而他又面對著巨大的倫理壓力與嚴重的合法性危機。
這種時刻下，李世民迫切需要在國家治理方面做出一番突出政績，顯示出自己卓越的治國才能。以政績作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根源，自然是當務之急。
正如之前所言，“倉廩實而囹圄空”是社會大治的兩大特徵，即百姓富裕與無人犯罪。但要發展經濟、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以達到“倉廩實”的境況是個長期工程，非一朝一夕可至。相比之下，“囹圄空”便有著較大的可操作性，也較容易在短時間內達到。
因此，通過人為手段減少犯罪人數便成了李世民宣揚德政、提振民心的重要舉措。
本著這種原則，即位之後的李世民便極為重視刑事案件，屢屢親自錄囚。在貞觀四年，更是出現了全國死刑犯僅29人的歷史最少記錄，於是，他當即迫不及待地對臣下宣稱貞觀盛世指日可待。接踵而至的，便是這次規模空前的縱囚事件。
然而，縱囚不久後的李世民很快意識到自己的魯莽之處：這種做法無疑將自己置於衝突的焦點，且又極大地破壞了刑罰的威懾力量，進而可能會帶來意料不到的負面結果。
《貞觀政要》_圖
當貞觀七年九月縱囚歸來並被大赦後，按理，如此規模的大赦須採用盛大的典禮來宣示德政，但關於此事史書上卻沒有絲毫記載：既沒有相應的詔書指令，貞觀君臣也沒有留下可供後世品味的“對話錄”。此外，致力於總結髮揚太宗事蹟的《貞觀政要》對此事也同樣毫無記載。
箇中緣由不難猜測，這極可能是太宗為了維護自身形象而有意刪略的結果。沒想到的是，這件他意圖掩蓋的往事卻被一百年後的白居易一把揭開，而後者的目的卻恰恰是為了給他歌功頌德。倒真是諷刺。
文：江河散人
參考文獻：《縱囚論》《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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