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的开滦煤矿在企业制度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官督商办、后期为“中英合办(商办)。
官督商办时期的开平矿务局和滦州官矿有限公司由于采用了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形式，从生产技术到官方管理皆仿照西方，同旧式手工作坊等传统生产形态相比，可谓面貌焕然一新，体现出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演进。然而官督商办体制不能有效解决资金与管理问题，随着官方力量在矿业领域的伸张，也逐渐向“官办”倾斜。
1912年中英“开滦矿务总局”的成立结束了官督商办体制，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彻底施行，同时结合以包工制度为代表的“在地化”经营。
1934年，随着开平与滦州进一步的合并,企业组织与管理再度发生调整，新撤“督办”一职，实行中英两经理负责制，以“矿区主管”代替从前的“总矿师”，形成更具“在地化”特征的“中外合办”管理模式。
“官督商办”一词,据美国学者费维恺( Albert Feuerwerker)的考察， 文献中最早出现是在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关于建立中国轮船招商局的报告:
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 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轮船招商局旧址
也就是说，轮船招商局是首家以官督商办原则建立的企业，而官督商办之含 义，可约略概括为“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商自立条议”。
从开平矿务局的实际出发，其采用官督商办制度的目的，虽然文献没有任何明确说明，但从李鸿章开办矿局前后的背景看，扩大资金范围、 以民间资本弥补国家财政不足显然是目的之一。 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这一实践并不很成功，因为开平矿务局的“招商”效果并不显著。开平最初拟定招商八十万两，至1882年费用据说已超过150 万两;而据资料显示，19世纪80年代初期，唐廷枢本人投资有三十万两,徐润投资十五万两，经元善《居易初集》记载“招商、开平股分，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转辗邀集”，1883年轮船招商局整顿时查出开平矿务局前后挪用招商局本银及息款80余万两。可见开平矿务局虽号称招集商资,但投资者并非真正民间资本，而是一方面来自唐廷枢个人的商业关系圈，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来自轮船招商局的挹注。
开平矿务局创立之初强调“照买卖常规，摒除官场习气”，并设立一系列法规、条例实行约束。但实际上效果亦不显著。例如,《招商章程》中有“议储材帮办”一条，规定了主持者的遴选原则，随时体察司事人员中有胜任者会同帮办，如遇预备督办升迁或更调，即由帮办接理以资熟手。但是从张翼接任一事上反映出的，并不是对这一原则的践行，而是政治上的利害权衡最终压过了企业经营原则。而即便是唐廷枢本人主持下，矿局也还是出现了人浮于事、任人唯亲的情形。
开平矿务局的创建意图，如果引用唐廷枢自己的话，可谓“佐轮舟之飞驶，既采煤以代薪刍;充机器之经营，复熔铁以资锻炼。官督商办方式之采用亦是最终服务于这一目标。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开平矿务局的成功创办和经营可说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它为本国的航运事业、政府的兵工制造部门皆提供了所需燃料，不致“远购外洋”。但开平矿局的业绩与其说是官督商办制度的成功，毋宁说是对唐廷枢个人任用的成功。因为同样是官督商办制度,其他新式煤矿都不同程度地衰败了,未能实现有效经营。可见，官督商办在主要目标的实现上作用发挥有限，特别是不能有效地解决资金与管理的问题,因此基本上可说是不成功的。这或可从晚清最后二十年新建煤矿中几乎不复出现“官督商办”字样中可略得旁证。
本文资料出处:
《捷报》1882年3月21日,天津通讯，孙毓棠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659页。
刘广京:《中英轮船航运竞争( 1873- 1885)),见黎志刚编《刘广京论招商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徐愚斋自叙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第32页。
民族记忆，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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