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醉美团队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新的曙光，跃出了东方的地平线。
此后，就是中国波澜壮阔的40年。
图/新华社
1978年，汾酒作为山西代表企业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科学大会，获评“先进集体”；
1988年，杏花村汾酒集团成立，汾酒成为行业首家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企业；
▲1993年，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成立挂牌仪式
1993年，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拿出生产主体部分组建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并公开上市发行，这是全国第一家白酒上市企业；
▲1993年11月3日，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举行股票发行新闻发布会及签字仪式
2017年，作为国企混改的样本，汾酒取得了令业界瞩目的汾酒新速度，2018年，“汾酒改革模式”在山西省属企业全面推广。
▲2017年2月23日，汾酒集团与山西省国资委签订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责任书
……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汾酒的改革依旧在路上，从未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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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1978
新中国经济的宏伟篇章，是从1978年掀起的。而在此之前的1977年，则是这场大戏的序曲。
1977年的冬天，无数人忘却了属于冬天的寒冷，但一定记得“那是一个曾被青春点燃的冬天”，那年冬天更像是一个春天，暖融融的——这一年，全国高考恢复，570万考生参加考试，录取27.3万人。
1978年，中国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摁下了鲜红的手印，此后的40年，“包产到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
现今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按有21个指印的“大包干”契约，是中国农民渴望勤劳致富的标志。当年的那种改革勇气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一代代鼓励和激励着后来者们。
同样是在这一年里，中国有12位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欧洲、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74岁的邓小平，在这一年更是接连出访了7个国家，创造了他一生中一年内出访国家最多的记录。
他们在世界各地奔波，为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之梦而寻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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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的1978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揭开，各行各业焕发出新生机，酝酿着新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也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元年。这一年，白酒产量143.7万吨，啤酒年产量只有40万吨。
1978年对茅台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就在上一年，茅台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750吨茅台酒生产计划——结束了15年完不成生产任务的历史。
同样在1978年开始进行产能扩建的，还有距离茅台300多公里之外的四川五粮液酒厂。这一年，五粮液酒厂扩建工程在江北旧州坝开始兴建。一年后，五粮液酒厂投资1800万元在岷江北岸修建了新的生产区，产酒能力达到4440吨。
▲1980年，汾酒、竹叶青获国家质量奖
这一年的汾酒，也开始了生产扩建和品质建设，这一年的7月26日，汾酒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室。此后，汾酒、竹叶青等多次在国际、国内获奖。1979年、1984年和1989年的全国第三、四、五届评酒会上，汾酒连续三次被评为国家名酒。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白酒行业成了“汾老大”的天下。
据《山西经济日报》报道，从1988年起，原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连续5年被评为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之一，并从1988年的289位跃升到1991年的92位。到1992年底原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资产总额达5.36亿元，净资产达3.13亿元，年工业总产值达43538万元。
▲1992年，汾酒实施万吨技改工程，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出酒”
1985年，汾酒厂成为全国最大名白酒生产基地，全年汾酒产量突破8000吨，占当时全国13种名白酒产量的一半。到了1992年，唯一可以和汾酒抗衡的是“茅五剑”中的五粮液，销售额也只有3.3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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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酒的1978
汾酒的1978，要从一场全国科学大会说起。
提及1978年，很多人会想到这一年开始的“改革开放”。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再往前回溯9个月，这一年的3月，在科学技术领域，“改革开放”已经启幕。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科学的春天”来了，整个酒行业的“春天”也来了。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
这篇长达12页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
地方上都积极推选了大会代表和特邀代表，大力推荐先进典型和优秀科技成果。上海、广东等地都召开了各自地方的科学大会，表彰科学技术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山西则对省内优秀企业进行表彰推荐，作为山西代表的汾酒更是作为“技术典型”被推荐到了台前，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国家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当时已担任汾酒厂厂长的常贵明做为最早的觉醒者之一，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投入了改革的大潮。
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既是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中国科技开始的“春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汾酒生产经营情况统计
而这一年，酒业也同样迎来了一场“春天的故事”。此后的40年里，以汾酒为代表的白酒企业趁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市场开拓等层面阔步前行。
1987年6月29日，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描述汾酒“改革开放”后的新成绩——
“杏花村汾酒在全国有四最：一是每年的出口量最大，等于全国其他名酒出口量的总和；二是名酒率最高，达99.97%，全国每斤名酒中就有杏花村汾酒厂的半斤；三是成本最低，因而也就价廉物美；四是得奖最多。”
汾酒能有这“四最”，最根本在于产品品质卓越，堪称行业标杆，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在1986年，汾酒厂在全国酒业中首家获得国家质量管理最高奖——国家质量管理奖和“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
当时全国仅有32家企业获奖，酒行业为唯一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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