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是“儒”與“商”的有機統一體，不知“儒”，不知“儒學”，不知“儒家精神”，就難以更好地理解“儒商”或者“儒商精神”。在“儒商”的語境下，必須知道儒學與社會歷史的關係，把握儒學的特質與內在精神，理解儒學的價值與意義。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因為有了孔子的學說，中華民族更和睦和諧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儒家思考人性與人的價值，思考人的社會性存在這樣的問題。今天人類的命運離不開經濟全球化的制度，中國經濟發展需要一大批關心國家命運的經濟人，而儒學則提供了社會倫理的基石，提供了經濟倫理的價值，可以平衡經濟與倫理，促進經濟發展，引導人類社會與文化，提升人之所以為人的品質。
儒商精神當然與儒家精神是一致的，因為歷來都沒有人離開具體事物去言理，世上也不應該有脫離具體事物的理。瞭解儒學與儒家倫理，才能理解儒家經濟倫理，才能把握儒商精神。今天的社會尤其需要將儒家倫理（包括經濟倫理、社會倫理和文化倫理）發揚光大，不然經濟與社會就不能穩步發展。只有儒家倫理得到發揚光大，才能實現人類的共生共存，把握人類的命運方向，防止人類全球化的逆向發展。也只有以儒家倫理從事工商活動，才無愧於中國先聖先哲的卓越文化創造，中國才能為世界做出更大貢獻。
“儒商”對“商”的心性與境界要求較高，商業經營者、企業管理者、負責任的經濟管理者要成為儒商，首先要具有淑世情懷，具有“愛”“敬”之心與社會責任感，儒學是“修己安人”之學，“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貫注了個人修養與社會責任意識。儒商一定從內心服膺並積極踐行儒家社會倫理與經濟倫理，在經濟與商業事務中自覺自願、持久恆定、系統全面地履行和體現儒家關切，關心社會和諧與文化創造，遵循公平公正的待人處世原則，有人本風範、人性關懷，有人性的生活安排。
更多的情況是，人們在一般事務中對於社會和諧、社會發展、文化創造並不關切，不太在意儒家對於社會和諧的關切與人道淑世精神，缺少自覺性、持久性、系統性，不能以其作為從商與發展企業的動機與信條或終極目標，但他們的經濟活動依然能夠著眼於社會倫理與經濟倫理，並在社會管理中自覺應用。這樣的人仍然“不失其為商之儒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商儒”。這樣的人的明顯特點，是能善用儒家倫理為管理之用。但“商儒”與“儒商”有別。
我們認為，作為商人，作為從事經濟活動與商業事務的人，“儒商”必須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
第一，具有“天下為公”的情懷。
所謂“背私為公”，一個人不自私，就要具有公德意識與公共意識，就明白了自己是一個社會性的存在，因此必有一種家國情懷，有對社會的關切。孔子的社會理想，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狀態。在這個的“大同”社會中，“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以奸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這樣的社會當然是人心和順、天下和諧。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孟子則“述仲尼之意”，將孔子思想發揚光大。說到底，“孔孟之道”就是修身做人之道，就是“想怎樣”和“該怎樣”的矛盾處理問題，亦即如何正確對待義與利的問題。孟子開篇就記載：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而有仁義而已矣。”這裡明確地將義與利的衝突開宗明義地擺了出來。
如何解決“義”與“利”的衝突，孔、孟等儒家的一系列的論述正聚焦於此。儒家十分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尤其重視是非觀、價值觀的培養。他們用善的眼光觀察世界，希望明其明德，提升境界。他們深刻思索人性和人的價值，希望人們明理修身，遵道而行，循理而動，他們推延親情，放大善性，希望把人培養成為有愛心、有情懷、有擔當、愛學習、求上進的君子，特別強調修、齊、治、平的內在邏輯，注重自我修養和道德實踐。“我欲仁，斯仁至矣”“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一流的心性，一流的境界，才有一流的商人。
第二，具有中庸精神和中道智慧。
人要有仁愛心、正義感，還要守規則、有智慧，這便是仁、義、禮、智。孔子儒家講智慧，那可是大智慧。儒家的中道學說就是這樣的大智慧。人們有的喜歡吧中庸進行玄妙的解釋，以為中庸是儒家的本體論，事實恐怕不是這樣。中庸所講的至誠之道、擇善固執，顯然屬於工夫論、修養論。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中庸”說的是中之用，就是“用中”“把握中道”，這可需要有全局意識、系統思維、整體觀念。孔子說：“夫禮，所以制中也。”禮，就是理。合理才符合“中道”的要求。荀子說得好：“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這需要“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堅韌，需要“知遠之近，知風之至，知微之顯”的明晰，需要“好學”“力行”“知恥”的努力。
第三，有大人君子的擔當與格局。
社會需要引領者，儒家的“大學之道”教人明德向善，培養大人君子。古代的“大學”是大人之學，貴族子弟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儒學關注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希望能夠培養明是非、知榮辱、有愛心、有敬畏的人，這樣的人格局大、有氣象、會引領、能擔當，他們是社會的精英，維護著社會的文化生態平衡。
很多時候，遇到事情時是非選擇並不困難，然而遺憾的是，不該出現的事情還是層出不窮。這時特別需要明於事理和富於正義感的大人君子。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義利”。儒家致力於“以先王之道濡其身”，作為“大人之學”“君子之學”，儒學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社會精英。在當今社會，尤其需要用傳統文化精神鋪染人的生命底色，使人們在“人心”與“道心”能“允執其中”，在“天理”與“人慾”之間不迷失自我，以德性精神從事工商活動。如果是這樣，他們就一定明理知義、走在社會前面，引導世人遵道而行，循理而動。
（原文刊載於《聯合日報》，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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