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1927年6月2日，著名學者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年僅51歲。
王國維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山者，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古文字學上均有成就。法國著名學者伯希和曾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陳垣）先生兩人。”
王國維
1877年12月3日，王國維生於浙江海寧。
王家先世為北宋名將王稟，金將完顏宗翰攻太原時，王稟堅守250餘日，城破而死。
元代以後，王家以農商為業，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古文化功底頗深，卻“名不出於鄉里”，以遊幕所得，中年後投資茶漆、生絲等貿易，並有田租、房租收入，尚稱溫飽。
王乃譽喜收藏，“遍遊吳越間，得盡窺江南北諸大家之收藏”，且好新學，曾想在家鄉設置炮臺，以保護鄰里。王乃譽的女婿（即王國維的大姐夫）陳汝康是翰林院庶吉士，參加過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巍然列名於強學會”，後因戊戌變法遭禍，回鄉避難，35歲便病逝了。
王國維天性聰穎，卻不擅考試，兩度科場遇挫，僅得秀才出身。王國維後在上海東文學社學習，半年後因考試成績“不及格”，差點被開除。
1902年2月，羅振玉資助王國維赴日，王就讀於東京物理學校，但王國維不喜歡幾何等課，且患腳氣病，半途而廢，故王國維日語口語不佳。
羅振玉
1898年2月，在《時務報》中當書記的徐家腥辭職，推薦正在鄉間靠教書餬口的同鄉王國維替代，王因此到了上海。
《時務報》倒閉後，羅振玉安排王國維到《農學報》工作，還任王為東文學社庶務，月薪30大洋。
王國維早年醉心於叔本華、尼采的唯意志論，羅振玉勸道：“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王國維“聞而懼然”，從此轉向國學。
1905年秋，羅振玉入清廷籌備中的學部就職，仍提攜王國維，但王科名太低，又值父喪，到1907年才入學部編譯圖書局當編輯。在學部期間，王國維完成了大量譯著，名聲鵲起。
清朝滅亡後，羅振玉邀王國維再度訪日，寄居京都近5年，早晚相伴，研究學術。日本學者梅原末冶回憶說：“羅先生家裡人多得簡直不可思議，其中有一位其貌不揚，說話口吃，看起來倒是讀書人的樣子。他好像非常專心地寫著什麼，這人就是王先生。”
1916年2月，王國維應聘回國，蔡元培托馬衡請王到北大任教，王國維不肯去，後勉強接受通訊導師一職，卻不願受薪。
很多人以為王國維“甘當遺民，恥食周粟”，其實王此前諮詢過羅振玉和沈曾植，二人曾是清廷重臣，均支持王到北大任教。王國維不去，可能與不善教學有關，商承祚曾說：“王為浙江海寧人，談吐時滿口鄉音，聞者多不易懂，又因不長於口才，言時期期艾艾，與其文筆，判若兩人。”
王國維不擅交流，平生友人極少。
胡適
1918年12月初，沈曾植將一些古籍資料交王國維審閱，讓他翻印，王國維認為都是贗品，又不好明說，過了一段時間，回覆道：“有人說這些東西是贗品，我從文章上看，也覺得有未妥處。”
沈曾植隱而不發，聊到日本漢學時，影射說：“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輩，今中國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則更驕，如漢刻一事，彼輩竟斷定為偽。餘因知上海評價書畫皆由掮客把持，學術亦由一種人把持內，學術上之物非由彼輩出者，皆斥為偽也。”
王國維此後不願再去沈曾植處，以至於“因疑生畏，觸目皆是幻影”“非精神異常，又何至於此”。
1919年5月，王國維長子王潛明娶了羅振玉的三女兒，在羅的推薦下，1923年，王國維成了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得了五品銜，還可“在紫禁城內騎馬”。王國維給溥儀上呈過《籌建皇室博物館奏摺》，希望開放故宮。溥儀被馮玉祥趕出故宮時，王國維深表不滿，從此仇視馮玉祥。
1925年，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欲聘王國維，王依然拒絕，胡適找到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讓他請溥儀幫忙，溥儀果然下詔，王國維只好服從。清華國學院的主任是吳宓，但初期“院務草創，梁陳諸先生均未在校，一切規劃均請示（王國維）先生而後定”。
梁啟超
在清華期間，王國維與梁啟超之間關係微妙，梁曾想驅逐王國維，但梁啟超也多次對王的學識表示讚賞。二人個性不同，梁主張文藝為現實服務，王則主張文藝為美服務。
1926年底，王潛明因病去世，羅振玉的女兒直接回父母家，並表示不願受王家一金，連王潛明的遺款和撫卹金都不要。王國維寫信給羅振玉抱怨道：“以當受者而不受，又何以處不當受者？是蔑視他人人格也。蔑視他人人格，於自己人格亦復有損。”
羅振玉有恩於王國維，且性格強勢，見信後大怒，宣佈與王斷交，但後來又寫信表示撫慰。
1927年2月15日，溥儀在天津慶祝生日，王國維前往“覲見”，遇到了羅振玉，兩人均未發一言，“返京後，（王國維）憂傷過甚，致患咯血之症”。
1927年6月2日上午8點，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到辦公室，9點時向別人借了5元錢，僱車前往頤和園，購票入內，在排雲殿魚藻池前吸了一支菸，乃投湖而死。
陳寅恪認為，王國維是以死為中國傳統文化招魂，故“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說陳義太高，未必是直接原因。
陳寅恪
當時北伐軍即將攻入北京，人心惶惶，王國維的學生薑亮夫去見王國維，王問：“有人勸我剪辮子，你看怎樣？” 姜勸慰了一番，王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
吳其昌等勸王國維暫避山西，王說：“不要為我擔心，到時候我自有辦法。”這個“自有辦法”是不是指自殺，很難斷定。
至於“再辱”，必相對於前辱而言，或指清朝滅亡，或指王國維曾剪辮，或指馮玉祥捲土重來。也許，答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國維之死標誌了一個時代的斯文、操守與蘊涵的最終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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