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窮,原名宋韻琴,1909年7月11日生於湖南省瀏陽縣烏石壠村。192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天降大任於窮人
宋任窮出生在一個破落地主家庭。當時中國人民飽受欺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這種滿目瘡痍的情況下,宋任窮有幸上了學。陳昌和夏明翰是宋任窮的革命啟蒙教育。蘇聯十月革命後,宋任窮接觸到一些革命思想。小學畢業後,宋任窮找了代課的工作,在此期間他毅然而然地參加了農民協會,和農民一塊投身革命。後來又參加北伐,參加瀏陽工農義勇軍,真正進入革命隊伍。
宋任窮原名宋韻琴,改名緣於1927年他與工農革命軍三營營長伍中豪的一次暢飲。伍中豪邊喝酒邊念著:“宋韻琴,宋韻琴,這個名字不好聽,不知道你的人還以為是個女人呢,我給你改個名字吧?”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我改一個字,天將降大任於窮人也,你乾脆就叫宋任窮吧!這個名字有寓意:我們窮人起來鬧革命,打倒反動派,建立新政權。”宋韻琴高興地答應了。從此,宋任窮戎馬馳驅,南征北戰。
1927年,宋任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三灣改編後跟隨毛澤東同志上井岡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軍部隊團政委、師政委,紅軍幹部團政委,紅28軍政委、軍長等職。
一路乞討找紅軍
1928年冬,敵人開始重兵圍剿井岡山根據地。為保存革命力量,彭德懷等決定撤離井岡山,另闢新的根據地,同時還決定,由宋任窮率領特務連作為後衛,負責斷後。由於眾寡懸殊,特務連被打散,只有宋任窮、康健兩人始終在一起,康健的腳凍傷了,腫得無法落地。宋任窮就揹著他艱難行走,乞討著繼續找部隊。
到了贛州,他們住在一個燒過磚的舊窯裡,宋任窮千方百計求醫問藥,為康健治病,但總不見他的病情好轉。有一天,天快要亮的時候,康健哼了幾聲便再也沒有醒來。宋任窮失聲痛哭,料理完戰友的後事,仍乞討著,繼續尋找部隊。
漫無目標的尋找總不是辦法,宋任窮決定先回家去,打聽消息。到家時,卻發現家中只剩下三哥,兩兄弟見面痛哭流涕。原來在他參加革命後,母親去世了,大哥遭敵殺害,二哥也不幸死去。宋任窮如遭晴天霹靂,悲痛不已。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到黨組織,革命到底,為親人報仇。
宋任窮在家鄉隱蔽半年後,又前往廣東、湘南等地尋找黨組織,可仍然沒有結果。他只得改名宋固,在醴陵縣報名參加了唐雲山的國民黨軍獨立第十五旅,打算以後趁該部與紅軍交火時尋機回到紅軍部隊。
1930年2月24日,唐雲山第十五旅進攻蘇區,在江西新淦(今新幹縣),宋任窮在火線上帶領10餘名國民黨士兵主動向紅軍繳械投降。正巧,接受他們投降的是原紅四軍三十一團。宋任窮終於見到了自己的老戰友高自立、周昆、歐陽健等人,他興奮得眼淚直流。經審查,黨組織很快恢復了他的黨籍,安排了工作。
著名的咬牙幹部
1938年3月上旬,宋任窮率領騎兵團和一個獨立支隊從太行山奔赴冀南,與東進縱隊會合後,開闢平原抗日根據地。從此,他在冀南大平原堅持了極其艱苦的八年抗戰。
1942年,日寇“鐵壁合圍大掃蕩”,冀南根據地被嚴重分割蠶食,損失慘重。當時任窮正在太行山治病,他提出要回冀南主持工作,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為了他的身體和安全,力勸他留在太行山。宋任窮說:“越是危險我越應該回去,老百姓知道八路軍和共產黨還在,就有了主心骨。”經劉鄧首長批准,宋任窮帶領200多名幹部學員返回冀南。
1942年至1943年,是冀南抗戰最艱苦的年月。日軍經常組織大規模的“掃蕩”、“合圍”,抗日根據地被嚴重分割。有的村莊距離敵人的炮樓、碉堡只有兩三里路,敵人隨時可組織襲擊。戰鬥頻繁激烈,又偏偏遇上歷史罕見的自然災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災,入秋後白花花的鹽鹼地顆粒無收。旱災又伴隨著蟲災,蝗蟲一來,如黑雲遮天蔽日,頃刻之間寸草不留,冀南524個村的莊稼全被蝗蟲吃掉。日寇還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災荒過後痢疾、霍亂等瘟疫盛行,老百姓死人無數。有些地方屍橫遍野,甚至成了無人區。在這樣的情況下,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更加艱苦卓絕。沒有糧食,宋任窮就帶領軍民開展生產自救。他和戰士們一起拉犁耕地,4個人拉一張犁,每天耕3畝地。他身體不好,累得一再吐血,一條腿前面全爛了,但他仍堅持了下來。
到了1943年,日寇的“掃蕩”更加頻繁,一年大小戰鬥4000餘次,平均每日達10多次。為了保護幹部,主力部隊暫時撤回太行山。劉鄧首長多次指示宋任窮把區黨委和軍區領導機關撤到平漢鐵路以西相對安全的地方,但任窮和幾位領導堅持不撤。他拖著虛弱的身體走遍村村縣縣,佈置工作,發動群眾,和冀南軍民咬緊牙關,堅持抗戰,一起度過最艱難的時期。冀南老鄉都認得他的馬,說只要看見宋政委的馬,就知道他還在,我們就有了主心骨!冀南百姓親切信賴地給了他一個稱呼:“咬牙幹部”。而在這種嚴酷的戰爭環境中,宋任窮有3個兒女餓死病亡。
“宋任窮之德”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冀南根據地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叫做“陳再道之勇,宋任窮之德”。“宋任窮之德”是大家對宋任窮的高度評價。
當時在冀南地區曾經搞過“肅反”,也就是在黨內抓國民黨特務。王任重在參加革命之前,上中學的時候,參加過一個學生組織。後來才知道這個學生組織是藍衣社的外圍組織,藍衣社是CC特務。所以,在這個運動中,王任重就被人揭發了,說他參加過外圍組織,說他是CC特務,批鬥得很厲害。
就在這個時候,宋任窮站了出來,說王任重同志是參加革命前當學生的時候參加的這個組織,而且他也不知道是藍衣社的外圍組織,這個不能算數。他既然參加了革命,我們就從參加革命的時候算……最後終於把王任重保了下來了。
“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窮被抓。王任重也因為這個被打倒,說他是特務。當時找宋任窮調查此情況,宋任窮毫不避諱,也不怕自己受牽連,如實把這個講了,併為王任重作證,說他不是特務。
宋任窮剛正不阿,堅持真理,對黨的信念毫不動搖,同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和崇高氣節。
嚴拒家人借公辦私
宋任窮一貫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把一切都無私獻給了黨和人民。家人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好處與便利,他還對孩子們採取極其嚴格的家教。
“文化大革命”後,宋任窮出任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有一年夏天去四川基地檢查工作,妻子考慮到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提出要陪他去。宋任窮說你要去可以,但得自己掏錢買飛機票,不能用國家的錢。妻子只好自己花錢買了機票。
他經常教導子女們說:“我們都是老百姓養大的。不要因為我是上將,你們就有什麼走後門或者得到什麼好處呀的特殊想法。”
長女宋勤剛出生兩個月後,就被宋任窮寄養在老百姓家中,直到4歲時才被父親派人接到保育院生活,之後隨著部隊四處轉移。到了北京後,宋勤又開始在學校寄宿過集體生活,和父親真正呆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只有幾個月。
據宋勤回憶:“上學的時候,父親為了不讓孩子們脫離工農子弟,便讓我除了節假日外,每天都要在學校的食堂就餐。”因此她經常要起很早,去趕學校的早飯。“對於父親的這些嚴格要求,一方面我從小已經習慣了,另一方面也並不知道父親當時任什麼職務,是多大的官,沒有什麼概念。雖然國家給父親配了車,但父親從未讓我們用過,哪怕是我們生病了。我年輕時有次因下雨受涼,結果得了膀胱炎。那真是痛苦啊!我住在很遠的地方,去醫院得換好幾趟車,怎麼著都要折騰一個多小時。我不敢讓父親派車,只好忍著疼,自己坐公交車,連座位都沒有,就坐在車前面的引擎蓋上。”
小女兒宋雲揚懷孕分娩時正是凌晨兩點,陣痛難忍,丈夫想讓司機幫忙送去醫院,宋雲揚想到父親從不準用公車辦私事,連忙制止。丈夫只得攙扶著妻子,一邊艱難地挪步,一邊不停地呻吟,走了半個多鐘頭,堅持捱到了附近的海軍醫院。丈夫對妻子誇道:“你真行,不愧是老革命的後代!”
熟悉宋任窮的人都交口稱讚他的家風好。稱讚他的兒女不像高幹子弟。宋任窮聽了,臉上並無高興之情,而是痛心地說:“難道高幹子弟非得要與眾人不同嗎?就不能與平民百姓的子弟劃等號嗎?”
“此去雲南,必有一番建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點將宋任窮出任首屆雲南省委書記兼雲南軍區政委。當時,毛澤東曾對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談到宋任窮時,說:“我這位湖南老鄉本事大,文也來得,武也來得,此去雲南,必有一番建樹。”
宋任窮沒有辜負黨中央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在雲南的日子裡,他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統戰政策,率領雲南各族人民接管建政,平定匪患,組織生產,發展經濟,為建設安定、繁榮、富裕的新雲南作出了歷史性的巨大貢獻。
宋任窮還是我國核事業初創時期的主要領導人。1956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主管原子能事業,他是首任部長(1958年2月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他仍是部長)。直到1960年,中共中央決定調他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他才離開核事業。在他任職4年左右的時間,為爭取蘇聯的技術援助、建設綜合性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大力開展鈾資源勘查、搭建各級領導班子、加強職工隊伍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我國原子能事業建設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005年1月8日上午,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政治工作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宋任窮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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