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在全国放映后，好评如潮。电影截取了四段故事，其中一段发生在西南联大时期，青年学子或徒步穿行于湘黔滇，或在简陋的教室静坐听雨，或于炮火中辗转昆明郊外——即使山河破碎，烽火遍野，文脉依然不绝，薪火仍旧相传。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些学子身后，有一群风骨、气节和学问并存的大师身影。梅贻琦、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钱穆、吴宓、刘文典、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每一个名字都是教科书上的常客。这些大师的道德学问，成就了西南联大，也让联大所在的昆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文化中心。
湘黔滇旅行团
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不久战火南延，临时大学分三路再迁昆明，其中两路乘车乘船赴滇，第三路则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贵阳、安南、镇宁等地，徒步穿越湘黔滇抵达昆明，这支队伍就是抗战初期有名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
旅行团共有学生244人，国民政府军委会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另有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和袁复礼等5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担任主席，后来黄钰生和袁复礼因个人原因退出了旅行团。
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的先生们
1938年2月19日，旅行团举行开拔仪式，第二天正式出发。一艘小火轮拖着两条大木船，载着全体人员从湘江直下洞庭。抵达益阳附近时，旅行团师生即弃舟登岸，开始步行。
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走出校门与社会接触，师生对西南一带的民风民俗及人文历史了解甚少，学校便将从北平带出的许多关于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拆箱，让有兴趣的老师和学生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旅行途中或宿营休息时，辅导团的教授便结合当地山川地理、风土人情进行现场教学，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方言；李继侗介绍云南乡村的情况；袁复礼则在湘黔一带讲述河流、地貌的构造和演变。同学们边走边学，兴趣盎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无法学到的新知识，又领略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正内涵。
西南联大西迁示意图
3月25日，旅行团到达贵州炉山（今凯里），访问苗寨。苗民生活极俭朴，也极勤劳，均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第二天举行汉苗联欢会，苗民吹芦笙跳舞欢迎，同学们唱歌道谢，李继侗教授舞兴大发，和旅行团医官徐行敏跳了一曲华尔兹；团长黄师岳也舞了一回手杖助兴；曾昭抡教授则和苗民斗酒，大醉而归。
4月28日，旅行团全体人员抵达昆明，联大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和潘光旦、马约翰等教授及先期到达的学生伫立欢迎。欢迎会后，黄师岳在海棠春饭馆摆下数十桌酒席大宴全团，据说醉者过半。
到学校后，据好事同学总结，曾昭抡先生走路一丝不苟，途中每遇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形，被评为全团走路走路最多的团员。而闻一多、李继侗经过这几个月风餐露宿，胡子已经留得很长，二人约定抗战胜利后再剃掉，但李继侗“晚节”不保，到昆明不久就剃掉了。
联大时期的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是个浪漫的诗人，当时虽然还不到40岁，但面容老相，所以出发时大家都劝他坐车去昆明。闻一多的好友杨振声开玩笑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但闻一多一路饱览奇绝的山水风光，非常兴奋，身体也比原来好多了，还拾起了荒废多年的画笔，一连画了几十张素描。此间，闻一多在致妻子的家书中说：“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到昆明后，精神焕发的闻一多一见到杨振声就说：“假使这次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说完两人抚掌大笑。
跑警报
西南联大到昆明的头几年，日本飞机经常来骚扰，空袭频繁。就像电影里的场景那样，师生们听到空袭警报就躲到郊外去，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这在当时叫跑警报。当然，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中文系的汪曾祺回忆，有一位广东同学，一有警报，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这位同学听着炸弹在不远处爆炸，照旧神色淡定地煮他的冰糖莲子——后来这段细节被电影《无问西东》采用，用到了沈光耀身上。
空袭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所谓预行警报就是在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挂三个红球，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是表示日本飞机已进入云南省境，但不一定到昆明来；直到紧急警报响起，这才确定飞机是到昆明来的。
警报响起后，师生们大都躲进郊外的山沟里，那里相对安全些。学生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十几分钟就能翻过几个山头；先生们就不行了，一是年龄较大，再说常年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非其所长。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联大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极具绅士风度，即使跑警报也穿戴得整整齐齐，手里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在乱哄哄的人群里安步当车，不疾不徐，非常稳重，还不时疏导、指挥学生们。惊慌失措的师生只要看到梅校长镇定的样子，也就不再慌乱了，秩序也好了许多。
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
关于西南联大的跑警报，坊间媒体和流传着许多段子，最有名的是刘文典和沈从文的故事。
联大中国系教授刘文典（右）和儿子刘平章
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沈从文是作家，在联大讲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刘文典轻视新文化，认为沈从文没学问，所以看不起他。据说沈从文评教授时，刘文典认为他资格和学问都不够：“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沈从文也就4毛钱。”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与大伙一道跑出校园，途中突然想起陈寅恪，于是跑回去找到眼睛不好的陈寅恪，扶着他向外跑，一边跑还一边喊：“保存国粹要紧！”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里，便呵斥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什么！”
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
这段文字写得绘声绘色，非常形象，让人不可不信。但刘文典公子刘平章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在《我的父亲刘文典》中回忆，当时刘文典住在昆明龙翔街，为了跑警报方便，专门让人在郊外虹山挖了一个小防空洞，刘文典和家人、学生在洞里躲避，有时还和学生读读书、谈谈学问什么的。而沈从文住在丁字坡，跑警报一般是到英国花园一带，与刘文典所在的虹山相距甚远，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刘平章在文章中气愤地说：“我觉得那时敌机要来了，大家都是慌慌张张地跑，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还能说出‘你跑什么？我跑是为……’这样的话，估计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这个故事。而且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联大到了云大，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课堂上的教授
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非常自由，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学生的需要编写教材和讲义，他们讲课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非常有趣。曾在联大就读的历史学家何宗武在《上学记》中写道：“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
闻一多先生讲授中国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只是文学院的学生来听，就连工学院、理学院的同学都来抢座。闻一多讲课图文并茂，他会绘画，常用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等各路神仙，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引人入胜。闻先生讲课还有一个特点，上课时先生先点上烟斗，同学们也相继拿出香烟，互相让烟，课堂上下烟雾缭绕，其乐融融，一派神仙景象。
闻一多治印
金岳霖是教逻辑学的，人们都叫他老金。逻辑学是大一新生的必修课，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金先生有时要提问，但那么多的学生不可能都叫上名字，所以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
金先生开了一门“符号逻辑学”的选修课，晦涩难懂，教室里学生不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王浩的同学，经常向金先生请教。金先生讲着课，有时也会突然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王浩也不客气，站起来讲一通，其他学生插不上话，整堂课几乎成了师生二人的专场。
金岳霖喜欢读通俗小说，他和沈从文私交很好。有一次沈从文拉他去给学生讲一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大家都很期待，以为金先生一定会有高论。不料金岳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任何关系，让沈从文和同学们大失所望。
陈寅恪在联大讲隋唐史和魏晋南北朝史，陈先生名气大，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所以很多同学趴在窗子外面听他讲课。陈先生上课时夹着一个布包袱，里面包着书，但他基本不看，开口就是哪本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陈寅恪讲的东西太专门，引用的资料同学们也都没见过，所以基础差的一般听不懂。陈先生在联大待的时间不长，后来去欧洲治病，恰逢欧战爆发，便滞留在了香港。
陈寅恪先生
而陈寅恪密友吴宓教授讲课又是另一番景象，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又是红学专家，经常为同学们开《红楼梦》讲座。吴宓留学出身，非常绅士，对女士特别尊重，开讲座时看到有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去别的教室搬椅子，直到所有女生都坐下方才开讲。听过吴宓讲课的汪曾祺回忆说：“吴先生讲课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动，很能体现‘贾宝玉精神’。”
富有“贾宝玉精神”的吴宓先生
几十年过去，西南联大那些大师的身影，今天已成为绝响和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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