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在美國東部旅行途中，順訪了美國第四古老的常春藤盟校、始建於1746年的普林斯頓大學。雖然是第一次遊覽這裡，但作為一名科學史研究者，對這所學校並不很陌生。
建於18世紀的拿騷樓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最悠久的建築，現在是學校的行政辦公場所。
美國曆史上名氣僅次於富蘭克林的科學家約瑟夫·亨利（Joseph Henry，1797-1878），曾經在此學習，畢業後留下來進行教學和研究工作，並在這裡發現了電流的自感現象，從而揚名世界，被譽為“接過富蘭克林披風的人”。該校現在還保留著亨利當年製作的電磁鐵實驗裝置。
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保留的亨利當年製作的電磁鐵實驗裝置
眾所熟知的20世紀科學巨擘愛因斯坦，三十年代從德國流亡美國後，一直就在普林斯頓的高級研究院工作，也使這裡成為國際科學界非常矚目的地方。法國科學家郎之萬（Paul Langevin，1872-1946）甚至斷言，愛因斯坦的到來，就使美國成為了世界科學的中心。實際上，被稱為美國科學界的領袖之一、後來擔任美國曼哈頓工程首席科學家的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在曼哈頓工程實施之前，曾在此擔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院長，在他的周圍彙集了一大批年輕科學家，為美國科學的崛起立下汗馬功勞。
普林斯頓大學加德溫科學樓走廊一角
除此之外，華裔數學家陳省身先生，也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和進行研究工作，最終成為國際學界和世人所景仰的一代數學大師。所有這些耳熟能詳的事蹟，都使普林斯頓大學的聲名如雷貫耳。所以即便是初次到此遊覽，也有如舊地重遊一樣，令人倍感熟悉和親切。
普林斯頓大學附屬教堂
在遊覽號稱美國第三大的校園教堂時，在教堂的牆壁上發現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周同慶。說熟悉，是因為早就耳聞過周同慶先生的一些情況，說陌生則是之前並不知道周先生卻原來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這個發現，勾起了想要進一步瞭解詳情的興趣。
教堂內部砂頁岩牆壁上鐫刻的周同慶銘文
因為，眾所周知，美國大學裡的教堂，一方面是信仰的場所；另一方面也往往是紀念本校著名校友的地方，所以一般稱為“紀念教堂”（Memorial Church）。普林斯頓大學的這個教堂，雖然稱之為Chapel（附屬小教堂），實際上也起著紀念堂的作用，裡面不但有很多紀念學校先驅者和傑出校友的雕塑和銘文，而且對有關聯的重要人物也有樹碑立傳。比如在教堂的中堂南牆上，就有普林斯頓大學第三和第六任校長的形象雕刻，並刻有《聖經》約翰福音詩文：“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shall make you free”（你們必知道真理，真理必叫你們自由）；還有美國著名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牧師的銘牌，以紀念他曾在此做過的佈道。而周同慶的紀念刻文，距離馬丁·路德·金的銘牌並不遠。
教堂牆壁上懸掛的紀念馬丁·路德·金的銘牌
查閱資料、並瀏覽周同慶先生兒子的紀念文章得知：周同慶，江蘇崑山人。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是該系第一屆畢業生。同屆畢業的只有四人，除了他，其他三人是王淦昌（1907-1998）、施士元（1908-2007）和鍾間。同年秋，周同慶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獲得庚款留學美國的資格，進入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就讀，師從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後來長期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的卡爾·泰勒·康普頓（Karl Taylor Compton，1887-1954）學習電子物理學。據研究，另一位中國更早期在普林斯頓大學留過學的物理學家饒毓泰，也是卡爾·康普頓的學生。1930年康普頓離任後，由亨利·史密斯（Henry DeWolf Smyth，1898-1986)教授繼續指導周同慶進行氣體電離方面的研究。學習期間，周同慶刻苦用功，有數篇高質量科學論文問世。到1933年1月，在美國留學三年半之後，周同慶終以題為“二氧化硫光譜”的論文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據周同慶先生的兒子言，因成績優異，他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金鑰匙獎（Golden Key）。但為了節省經費去歐洲進行學術旅行，他沒有領取這把金鑰匙，僅帶回了獎狀。
1954年，周同慶與助手方俊鑫查看所研製的X射線管
回國後，當時的周同慶才不過26歲，就被聘為北京大學的物理學教授。旋之，先後在中央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擔任物理學教授、系主任和理學院院長等職務，在科學研究上也多有建樹。抗日戰爭期間他隨校遷移至重慶，積極開展支援抗戰的科學研究。解放後的1952年，因院系調整，周同慶調至復旦大學物理系，在此供職直至退休。
周同慶先生是中國早期極有造詣的X射線和光學專家，曾研製出中國第一個全部國產化的X射線管，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但由於某些原因，他後來一直難於參與重要的科學研究項目。特別是在六十年代，當激光領域的研究風起雲湧時，作為光學權威的周同慶，卻未能躬逢其盛、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殊為終生遺憾。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周同慶先生更是身心雙雙遭受荼毒，健康每況愈下，終於在晚年罹患老年痴呆症，遷延至1989年才恍然離世。
當年清華物理系第一屆畢業的四個人當中，除了鍾間不知所終外，王淦昌先生留學德國，師從著名女核物理學家麗澤·邁特納（Lise Meitner，1878-1968），後來在核物理領域大展宏圖，成為中國“兩彈一星”元勳。施士元先生雖曾留學法國，是居里夫人的得意門生，並培養出吳健雄這樣的傑出弟子，但與周同慶一樣，他也並未能盡施平生所學。即便如此，施士元先生晚年生活還是很幸福美滿，直到百歲高壽才撒手人寰。而周同慶大不一樣，是幾個人當中最早去世的一位。並且晚景淒涼，令人唏噓。
普林斯頓大學沒有忘記自己曾經的學子，在紀念教堂中為他留下一方銘文，這也是對這位來自東方古國校友的一種承認和慰藉。
凝望銘文，感慨良多。當年的青年科學才俊，早已化作一縷青煙。唯有砂岩上的文字，還在訴說遠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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